元代大都上都研究：两都间交通的维护

五、两都间交通的维护

为保证大都与上都之间四条交通路线的畅通,元朝统治者一方面建立健全站赤制度,给来往过客提供交通工具和食宿;另一方面在交通要塞设立军卫,保护行人的安全。

元朝在两都交通线上设置驿站的情况已见前述。在站赤承当差役的人,称为站户。站户是从民户中按一定财产标准签发出来的。在蒙古各部中,选择畜产多者应役;在中原地区,一般是按户等从中户里签发。一旦被签发为站户登记入籍后,即世代相承,不得改易。两都间的站赤,绝大多数是马站。马站户的主要职责是饲养站马(亦称铺马,蒙古语称为“兀剌”),随时提供驿站使用。按规定四户共养正马一匹,贴马(备用马)一匹,还要出人丁作马夫(蒙古语为“兀剌赤”),迎送往来使臣和递换接送铺马。此外,马站户有义务为过往使臣提供饮食、灯油、柴炭等,按照当时的分例,每名使臣每日支肉一斤,面一斤,米一斤,酒一瓶或一升;从人只支米、面;冬天加供取暖柴炭。这种供应,蒙古语称为“首思”,原意为汤、汁,汉文意译为“衹应”。^[86]

在两都交通线上的站户,总数一万户左右。^[87]各站配置的站户人数并不一样,榆林、洪赞、雕窝、独石口等较大站赤站户一千三百五十户左右^[88],宣平等小站则只有两三百户^[89]。驿路以偏岭为界,岭南至大都各站由汉人充站户,岭北至上都各站以蒙古人应役。西路以兴和为界,分置蒙古、汉人站户。^[90]蒙古站户来自附近的蒙古部落。汉人站户除了部分在邻近一些州县签发外,大多来自外地,如云州的站户“乃迤南州城远来之人”^[91];榆林站有来自山东夏津县的站户^[92]。增设龙门站时,站户是从保定至大名的驿路上调来的。^[93]正因为“大都、上都站户多系迤南路分签拨前来当役,相去窎远,供给频劳”,规定由官府量给首思。以后各路站赤纷纷要求效仿此种规定,元朝于至元二十年(1283年)对此作了修改,“大都、上都站赤系天下之总”,其站户“一体自备经过使臣下马日首思”^[94],但和雇和买与一切杂泛差役则尽行免除。以后基本上照此执行。

各站的马匹和车辆,原则上由站户自备,有时由政府购买,分给站户保养和使用。由于“大都至上都站赤,每岁车驾行幸,诸王百官往复,给驿频繁”,车、马往往不敷供给,“递运系官及投下诸物”^[95]经常不能按期到达,政府不能不添加车辆和增备牲口。到元代中期以后,两都间十三站(驿路全部站赤加西路雷家店、宣德二站)的马匹、车辆等有了比较固定的配置:

昌平　　　　马127匹,车53辆,驴424头

榆林　　　　马250匹,车40辆,驴400头

洪赞　　　　马105匹,车40辆,驴420头

雕窝　　　　马100匹,车40辆,驴400头

龙门　　　　马96匹,车40辆

赤城　　　　马100匹,车40辆,驴400头

独石　　　　马100匹,车40辆

牛群头　　　马216匹,车80辆,牛320头

明安　　　　马158匹,车80辆,牛320头

李陵台　　　马208匹,车80辆,牛320头

桓州　　　　马158匹,车80辆,牛320头

雷家店　　　马70匹,车20辆,驴200头

宣德　　　　马100匹,车20辆,驴200头^[96]

乘骑驿马和使用车辆,要有官府的证明或诸王的令旨。官府证明分铺马圣旨(亦称铺马札子、御宝圣旨)、金字圆符(铁制,亦称圆牌)、银字圆符三种。“诸朝廷军情大事,奉旨遣使者,佩以金字圆符给驿,其余小事,止用御宝圣旨。诸王公主驸马亦为军情急务遣使者,佩以银字圆符给驿,其余止用御宝圣旨。”^[97]站赤验符、旨给驿和供应首思,持圆符者有优先的权利。元朝政府原来规定给驿范围很严格,“除朝廷军情急速公事之外,毋得擅差铺马”^[98]。但是无论贵族、高级僧侣或是官吏都千方百计觅取铺马圣旨和圆符,享受免费供应的站马和首思,利用当时最完善、最便利的交通体系,其结果是给驿路带来过重的负担,造成了“给驿泛滥”的困局。这种现象在两都交通线上尤其突出,“大都至上都沿途站户消乏”^[99]情况十分严重,统治者虽然采取了一些诸如救济站户、限制给驿等补救方法,但始终未能彻底解决这一问题。(www.xing528.com)

为减轻两都间交通的压力,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有人建议“滦河自永平挽舟瑜山而上,可至开平”。至元三十年(1293年)七月,司天监官员答木丁在上都向忽必烈又提出建议,用“匾船”通过滦河向上都运送粮食。由于所需人力较大,中书省臣认为“事涉繁重,不宜轻举,候回大都区处”^[100]。后经过太史院官郭守敬等人的勘察,认为滦河难以通航,没有实行。

天历元年(1328年),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帝位在两都间爆发战争,上都军队将昌平、榆林、洪赞、雷家店、古北口等站站户轰散,“焚劫畜产房舍殆尽”^[101],两都交通设施受到严重破坏。局势稳定后,政府重新调拨马匹,招集站户,恢复站赤,两都之间的交通线勉强维持下来。元末,红巾军焚毁上都,两都驿站体系才完全解体。

由于居庸关是燕京通往北方的咽喉要道,大蒙古国统治者很早就在这里设兵守卫。成吉思汗时,命塔儿不台所统哈儿鲁军(亦作哈剌鲁,唐代葛逻禄人的后裔,原住巴儿喀什湖一带,蒙古西征时臣服)居守居庸关北口,此后该军就世代镇守于此。^[102]拖雷又在居庸关立南、北口屯军,各设千户所,负责“徼巡盗贼”。^[103]忽必烈时增加了守隘汉军并将两个千户所升为上千户所。至大四年(1311年)闰七月,枢密院官员上奏:“居庸关古道四十有三,军吏防守之处仅十有三,旧置千户,位轻责重,请置隆镇万户府,俾严守备。”^[104]元朝政府决定从钦察、唐兀、贵赤、西域、左右阿速等色目卫军中抽调三千名军士,加上原来守隘的汉军六百九十三人,组成隆镇上万户府,分设十个千户。次年(1312年),改为隆镇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不久又将上述哈儿鲁军划入了隆镇卫。^[105]隆镇卫不仅负责居庸关交通孔道的保卫,大都北面和西面的重要山口都由其掌管,它的下属千户分布在不同的地点,其职责都是徼巡盗贼,保护交通的畅通:

南口千户所　　　置司于昌平县居庸关

庐儿岭千户所　　置司于昌平县本口

黄花镇千户所　　置司于昌平县东口(即黄花口,在县东一百里)

白羊口千户所　　置司于昌平县西北口(白羊口在昌平县西北三十里)

北口千户所　　　置司于龙庆州东口

隆镇千户所　　　置司于龙庆州北口

古北口千户所　　置司于檀州古北口

迁民镇千户所　　置司于大宁路东口

碑楼口千户所　　置司于大同路应州金城县(今山西应县)东口

太和岭千户所　　置司于大同路马邑县(今山西朔县东)太和岭隘(今山西雁门关北)

紫荆关千户所　　置司于保定路易州易县紫荆关隘口^[106]

为保证京师和“腹里”的安全,元朝设置了一个庞大的侍卫亲军组织。隆镇卫、西域卫、唐兀卫(1281年设)、贵赤卫(1287年设)、钦察卫(1286年设,1321年分为左、右两卫)、阿速卫(1309年设,分为左、右两卫)、龙翊卫(1328年设)、斡罗思卫(1330年设)等,是由“诸国人之勇悍者聚为亲军宿卫”,当时称之为色目卫军。^[107]这些卫军大多屯戍在两都之间的交通干道附近。除了守卫关口的隆镇卫和在西道荨麻林的西域卫外,左、右阿速卫屯驻在古北口旁的潮河川^[108],贵赤卫屯驻在檀州^[109],斡罗思卫亦立营于大都北^[110],钦察卫则常年在上都路及其附近屯驻^[111]。在两都间设置的这些色目卫军,肩负着长期保护都城北大门、保障交通干线安全的任务。至于皇帝每年出巡时的人身安全保护,则由其他卫军专门负责,上都路本身亦设有卫军机构,详见后述。

两都之间的道路,大半为山路,崎岖难行,其危险地段需要经常派人修理与维护。由于站户负担已很沉重,因此修路的任务大多由驻军来承担。如至元十七年(1280年)七月,发卫兵八百人治沙岭桥^[112];至元十九年(1282年)七月,发察罕脑儿军千人修缙山道^[113]。泰定二、三年(1324—1325),又调军修野狐岭、色泽岭、桑乾岭三岭道。^[114]至正十四年(1354年)五月,“诏修砌北巡所经色泽岭、黑石头河西沿山道路,创建龙门等处石桥”^[115]。

元代的设站、立卫和修路等措施,为两都间的交通提供了保障。在至正十八年(1358年)红巾军焚烧上都之前,两都交通线基本上畅通无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