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大都上都研究：两都制的确立及好处

一、两都制的确立

元宪宗九年(1259年)七月,蒙古大汗蒙哥死于四川钓鱼山,在鄂州前线指挥作战的忽必烈和留守漠北的阿里不哥闻讯后都开始了谋取汗位的活动。忽必烈于闰十一月下旬(1260年1月初)从前线返回燕京,在燕京北郊流连了三个月,名义上是“驻冬”,实际上是等待北撤的大军和联络支持他的蒙古宗王。次年三月初一日(1260年4月12日),忽必烈由燕京抵达开平,合丹、塔察儿等东西道蒙古宗王先后率众来会,忽必烈的妻子和留在漠北草原的部众也在燕真等人的护送下赶到开平。^[2]同月十七日(4月28日),忽必烈在开平被推举为蒙古大汗,随即建元“中统”。阿里不哥也在漠北称汗。为夺取大蒙古国的都城,取消阿里不哥的汗位,忽必烈在开平集中了大量的军需粮草,调动蒙古军和汉军精锐,于七月亲自率领北上。入冬前,忽必烈占领了和林,夺得四大斡耳朵,随即在汪吉河冬营地驻冬,阿里不哥则西退至谦谦州立营。

和林城的粮食供应,通常是用大车从“汉地”运来的。忽必烈在出征前对和林进行经济封锁,造成城内大饥荒,物价腾涨,至来年仍需“赈和林饥民”。^[3]忽必烈如果继续以和林作为都城,依靠长途运输粮食物资,难以保证庞大的中央机构和必将迅速增长的都市人口的生活需要。同时,面对阿里不哥等“叛王”的威胁,势必需要留下大量军队驻守和林,不但军需给养不能保证,而且合适的驻军也很难选择,因为蒙古军习惯于战后分散牧地,不善于聚众守城,擅长守塞保城的汉军又不能适应草原气候和远离“汉地”的长期镇戍。更为重要的是忽必烈经过数年治理“汉地”,深刻地认识到了中原地区的重要性,他的统治基础已经在中原奠定。如果继续在漠北建都,仍会被人们视为草原帝国,势必影响蒙汉统治阶级的进一步联合,对中原的控制和管理也难以走入正轨。显然,无论从地理位置、经济状况,还是从政治形势来说,和林都已不适合作为全国统治的中心。忽必烈早已下了迁都的决心,所以无意在和林逗留。中统元年(1260年)十二月忽必烈率众返驻燕京近郊。和林城从此失去了都城的地位,原来蒙古大汗的四季营地和行宫也一同被放弃了。

开平和燕京,一个是忽必烈“潜邸”的根据地,一个是当时治理“汉地”的中心,对忽必烈来说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在燕京定都,符合汉人地主阶级帮助大蒙古国统治者建立正统王朝的愿望。一些蒙古贵族也早已认识到了这一点。札剌儿部人霸突鲁在忽必烈即位前曾进言:“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4]而提高开平的地位,将它建成类似和林附近的行宫和四时营地,作为联系蒙古本部的中心,对大蒙古国统治者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开平和燕京两都并立的思想,可能在忽必烈即位后不久就已经趋于成熟,它不仅可以使和林建都的三重困难迎刃而解,也照顾到了蒙古民族本身的利益和生活习惯。由于当时漠北阿里不哥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山东军阀李璮又掀起叛乱,两都制的正式实施耽搁了几年,忽必烈大部分的时间驻在开平,到燕京也是驻帐于城郊的潮河川或涿州等地。中书省等机构都在开平理事,中统元年(1260年)七月建立的燕京行中书省,也被要求于次年(1261年)二月“阖省北上”^[5]开平,处理政务。忽必烈即位的最初几年,政权的重心显然是放在开平。

中统二年(1261年)十二月,“初立宫殿府,秩正四品,专职营缮”^[6]。中统三年(1262年)二月,将兴州、松山县和望云县划归开平府。五月,自燕京至开平立牛驿。闰九月,从燕京的顺州(今北京市顺义县)向开平置驿站六处。十二月,在抚州(当时已升为隆兴府)建立行宫。中统四年(1263年)四月,又从宣德州(今河北宣化)向开平置驿站。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之后,中统四年五月九日(1263年6月16日),忽必烈下令将开平府升为都城,定名上都。次年(1264年)八月十四日(1264年9月5日),又将燕京改名为中都^[7],两都制度正式确定了下来。两都之中,中都为正都,上都为陪都。

定立两都之后,忽必烈着手对两个都城进行大规模的建设。至元四年(1267年),在中都的东北新建都城。至元九年(1272年)二月,改中都为大都。至元十三年(1276年),大都城建成,到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官衙和居民大多迁入了新城。上都的扩建和改造,也持续了五六年。(www.xing528.com)

至元三年(1266年)十二月,“建大安阁于上都”^[8],作为上都宫城的主体建筑。在此之前的至元元年(1264年)四月,上都御苑官南家带请求修造驻跸凉楼(即东凉亭)和扩展牧地,忽必烈没有同意,下令待农闲时再行建造。^[9]大安阁原来是金代故都汴梁的熙春阁,拆迁到了上都。^[10]根据波斯史家拉施特的记载,大安阁的所在地原为开平城旁草地中的一个湖泊,建筑工匠们先将湖水排干,用石灰和碎砖填死湖的水源和湖坑,铺上石板,然后在上面建造宫殿。在宫殿的周围,还修筑了一道木墙。^[11]此后,皇帝到上都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宫中,不再风餐露宿,驻帐草地。

除修建宫城外,在上都还增建了一些其他必要的设施,如至元四年(1267年)五月,“敕上都重建孔子庙”^[12];至元五年(1268年)正月,在上都建城隍庙;等等。至于官廨的补建、城墙的修理以及宫城内部的改造,则持续了很长的时间。

忽必烈大兴土木,建造都城,曾遭到来自蒙古族内部的非议。西北蒙古宗王特别遣使诘问:“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何如?”^[13]这些责问并没有动摇忽必烈实行两都制度的决心。将大都定为首都,不但可以加强对中原的统治,还为实现统一全国的政治愿望准备了条件。以上都作为陪都,保持蒙古族旧俗,联系蒙古宗王和贵族,则为蒙古族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条件。两都制的实施,对蒙古族是有好处的。

至元十五年(1278年),龙冈失火,延烧民房,有人为此大作文章,要求迁移上都都邑,遭到枢密副使张易和中书左丞张文谦的坚决反对。忽必烈为此特别求问于术士田忠良,田忠良转达了畏吾儿人廉希宪的意见,认为上都是“圣上龙飞,国家根本”,失火乃为常事,“无令杂学小生,妄谈风水,惑动上意”^[14]。忽必烈听信了廉、田的劝告,移都的议论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大德十一年(1307年)六月,元武宗海山在隆兴路的旺兀察都建立行宫,“立宫阙为中都”^[15]。次年(1308年)七月,行宫落成,正式置中都留守司,兼开宁路都总管府,元朝都城由此增为三个。元武宗在位期间,为建设中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钱财。至大四年(1311年)正月,元武宗病死,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秉政,很快下令停止建造中都。三月,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四月,废罢中都留守司,复置隆兴路总管府,“凡创置司存悉罢之”^[16]。中都的建制,实际上只有两年零十个月。^[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