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奶酒供应给皇室，成为宴会必备

三、饮　料

大都居民的饮料,主要是酒和茶,其次则有舍儿别、树奶子等。

关于大都的酒,我在《元大都的酒和社会生活探究》^[123]中已有较详细的探讨,此处只作概略的叙述,并对上文作一些补充。

元代大都流行的酒主要有马奶酒、葡萄酒、粮食酒以及阿剌吉酒等。蒙古人原来从事游牧生活,马奶以及用马奶发酵而成的酒(忽迷思)是他们最喜爱的饮料。在大都生活的蒙古人保留了这种习惯。皇帝和贵族都豢养有专门供取乳用的马群,有专门负责酿造马奶的人员,称为哈剌赤。马奶酒制成以后,装在皮囊(浑脱)之中送到宫廷之中,供皇帝、皇族饮用,还大量用于宴会和赏赐臣属。每当举行大宴会(只孙宴)时,马奶酒是必不可少的饮料。^[124]大都其他民族也逐渐感染上蒙古人的习惯,喜爱饮用马奶酒。

大蒙古国建立后,向中亚扩张。中亚的葡萄酒传入草原,很快便成为蒙古人喜爱之物,称为“孛儿塔剌酥”(bordarasun)。至迟在13世纪30年代,已在蒙古宫廷中流行。逐渐,葡萄酒和马奶酒一样,都成为宴会中的必备饮料。“诸王舞蹈千官贺,高捧蒲萄寿两宫。”^[125]两者又都是宗庙中的祭祀用品。葡萄酒也为一般大都居民所喜爱,在民间公开销售,至迟在13世纪50年代末,当时燕京已对公开发卖的葡萄酒征税,办法是十取其一。^[126]大都的葡萄酒,“有哈剌火者,有平阳、太原者”^[127]。哈剌火者即今新疆吐鲁番,平阳地区出葡萄酒的是安邑县(今山西安邑),这两处出产的酒在元代都是贡品。大都本地也产葡萄,到过大都的诗人周权在一首诗中描绘了葡萄酒的制作过程。^[128]这显然是由于实地观察受到启发写成的。大都民间饮用的葡萄酒应是本地生产的。大都宫城中有葡萄酒室,专门贮藏葡萄酒。14世纪中期,曾在宫廷任职的杨瑀说:“尚酝葡萄酒,有至元、大德间所进者尚存。”^[129]至元、大德是元世祖、成宗的年号,相当于13世纪后半期到14世纪初。尚酝即大都尚酝局,“掌酝造诸王百官酒醴”。另有大都尚饮局,“掌酝造上用细酒”^[130],均是宣徽院的下属机构。由杨瑀所述,可知尚酝局中有不少贮存期达半个世纪甚至更长的各地进贡而来的葡萄酒。尚酝局如此,尚饮局当然也有同样的情况。

中原地区原来以酿造粮食酒为主,大都也不例外。平南宋后不久,天旱不雨,忽必烈征询意见,姚枢说造酒最费粮食,“市师列肆百数,日酿有多至三百石者,月已耗粮万石。百肆计之,不可胜算。……宜悉禁绝”,忽必烈“从之”^[131]。至元十四年(1277年)五月“申严大都酒禁,犯者籍其家赀,散之贫民”^[132],应即姚枢建议的结果。由此可见大都的粮食酒产量已达到惊人的地步。但禁酒是暂时的,很快就重新开放。大德八年(1304年)大都酒课提举司管辖槽房(又作槽坊、酒坊,用粮食造酒的作坊)一百所,大德九年(1305年)并为三十所,“每所一日所酝,不许过二十五石以上”。即以限量计,三十所槽房每日用粮即达七百五十石,一年耗粮二十七万余石。到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增为五十四所。如按原限额计,则每年耗粮近五十万石,约等于当年海运漕粮总数的六分之一强,和元朝政府每年在大都所设米肆的粜米数大致相等。大都槽房生产的酒,主要是供应一般居民需要的,前面提到的大都尚酝局和大都尚饮局,除了酿造、储藏葡萄酒外,还大量酿造供宫廷和诸王百官饮用的粮食酒,本文第一部分已说过,大都醴源仓管理酒材糯米,便是为尚酝、尚饮两局提供的。以上三个机构均属于光禄寺,而光禄寺则是宣徽院的一个机构。元朝的诸王百官可以从光禄寺领取官酒。《朴通事》一开始便记载“官人们”举办宴会,商议时说:“酒京城槽房虽然多,街市酒打将来怎么吃!”于是便派人到光禄寺去讨酒,光禄寺官开给勘合,凭勘合支到酒。这段记事是完全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可见供应民间的槽房酒和供应诸王百官的光禄寺酒之间,在质量上有明显的差别。因此,诸王百官常常凭借权势,到光禄寺去索取,“宣徽所造酒,横索者众”^[133],诗人写道:“新样双鬟束御罗,叠骑骄马粉墙过。回头笑指银瓶内,官酒谁家索较多。”^[134]写的正是索取宣徽院光禄寺酒的情景。槽房酿酒再加上光禄寺造酒,大都每年为此消耗的粮食无疑是惊人的。粮食酒主要用糯米,其次用黄黍(黄小米)、高粱等酿成。

上面所说马奶酒、葡萄酒、粮食酒是大都三种最主要的酒。此外,还有用枣、椹子等植物果实制成的酒,主要来自大都以南的真定(今河北正定)等处。用药材酿酒或浸泡在粮食酒中而成药酒也是相当流行的,常见有虎骨酒、酝肭脐酒、枸杞酒、地黄酒、茯苓酒、五加皮酒、松节酒、松根酒等。将熟羊肉浸泡在粮食酒中制成的羊羔酒,在当时被认为具有滋补的功能而得到流行。元大都还盛行唆鲁麻(速儿麻、速鲁麻)酒,“又名拨糟,味微甘辣。主益气,止渴。多饮令人膨胀、生痰”^[135]。唆鲁麻无疑是外来词,原意不详,但“拨糟”显然是汉语,糟即酒滓,很可能指的是江米酒。《朴通事》在叙述宴会时提到去光禄寺“支与竹叶清酒十五瓶,脑儿酒五桶”。竹叶清酒现在仍有,是一种药酒。脑儿酒大约就是江米酒,也可能是头脑酒,“凡冬月客到,以肉及杂味置大碗中,注热酒递客,名曰头脑酒,盖以避寒风也”^[136]。

元代大都还有阿剌吉(哈剌吉、轧赖机)酒,也就是今天的白酒、烧酒。它是波斯语araq的音译,原意为汗珠,即液体经过蒸馏而成的形状。上面所说的各种酒或是发酵而成,或是用酒曲酿成。阿剌吉酒则是将粮食酒或果(如葡萄、枣等)酒加工蒸馏而成,因此酒精成分比其他酒要高得多。宫廷中“用好酒蒸熬,取露成阿剌吉”,“其法出西域,由尚方达贵家,今汗漫天下矣”^[137]。关于阿剌吉酒制造技术在中国起源于何时尚有争论,但至迟在元代后期大都已相当流行,则是可以断言的。阿剌吉酒的出现和推广,是中国造酒史上的一件大事。^[138]

茶是汉族的传统饮料,流行已久。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人,原来与茶无缘。但进入中原以后,逐渐也对这种饮料发生了兴趣。在大都的宫廷中,茶是很受重视的饮料。“大官汤羊厌肥腻,玉瓯初进江南茶”^[139],元武宗前往大都东南的柳林飞放(放鹰捕鹅)途中“因渴思茶”,侍从便“煎茶以进”^[140]。宫中有“主供茗饮”^[141]的宫女,元顺帝的二皇后奇氏便曾任此职,并因此得与元顺帝接近,受到赏识。“自供东苑久司茶,览镜俄惊岁月加。”^[142]这是诗人描写司茶宫女不幸遭遇的诗句。元朝宫廷中饮用的茶主要是从湖州(今浙江吴兴)一带和福建进贡来的。在宣徽院下设有常湖等处茶园提举司,下辖茶园户两万三千余,“采摘茶芽,以贡内府”。另设有建宁北苑武夷茶场提领所,“掌岁贡茶芽”^[143]。湖州地区出产的顾渚茶,在唐代就已成为贡品。顾渚茶又名紫笋茶,顾渚是山名,紫笋是茶名,茶叶色近于紫而形似笋,故有此名。宋代,由于泉水涸竭,不再入贡。元初,泉水再出,紫笋重生,于是加工包装之后,“尽从天使去,供奉内人家”^[144]。紫笋有多种,最好的是紫笋雀舌,这是片茶。湖州还有末茶,称为金字茶,也是贡品。“建茗”(福建建安出产的茶)在宋代就是贡品,元代依旧。但是《饮膳正要》中只提到紫笋而不及建茗,也许后者在宫廷中已不受重视。《饮膳正要》中还提到有范殿帅茶,“系江浙庆元路造进茶芽,味色绝胜诸茶”^[145]。按,庆元路(路治今浙江宁波)在宋代出产有名的“日铸”茶,也是贡品。元文宗时文学侍从柯九思写道:“旋拆黄封日铸茶,玉泉新汲味幽嘉。殿中今日无宣唤,闲卷珠帘看柳花。”^[146]柯九思在宫中侍直,所以也能享用贡品。“范殿帅”可能指南宋降将范文虎,他向宫廷进献“日铸”茶,此茶竟因此得到了另一个名称。同书提到的还有“女须儿”、“西番茶”、“川茶”、“藤茶”、“夸茶”、“燕尾茶”、“孩儿茶”、“温桑茶”等。其中“孩儿茶”是从海外进口的香药,不是茶,我有另文考述。其他几种茶都不重要。

从制作方法来区分,当时茶有片茶(茶芽)和末茶两大类。前者保持了茶叶的原来形状,后者则碾成碎末。茶既可用来单独饮用,也可与其他物料混合饮用,在宫廷中,单独饮用称为清茶,“先用水滚过滤净,下茶芽,少时煎成”。或称建汤,“玉磨末茶一匙,入碗内研匀,百沸汤点之”。混合饮用之法很多,如枸杞茶是以枸杞和雀舌茶混合制成的,玉磨茶是以同等数量的紫笋茶和“苏门炒米”“一同拌和匀入玉磨内磨之成茶”的。还有炒茶,则是“用铁锅烧赤,以马思哥油、牛奶子、茶芽同炒成”。马思哥油就是从牛奶中提取的白酥油。类似的还有兰膏和酥签。兰膏是以“玉磨末茶三匙头,面、酥油同搅成膏,沸汤点之”。酥签则以“金字末茶两匙头,入酥油同搅,沸汤点之”^[147]。这几种都是以茶和酥油混合而成的饮料,显然是蒙古人在学会饮茶以后按本民族习惯加以改造的结果。

大都街市中有卖茶的茶坊、茶楼。“茶楼酒馆照晨光,京邑舟车会万方。”^[148]大都李总管到枢密院东算命,坐中有一千户,“邀李入茶坊”^[149]谈话。散曲作家李德载有小令《[中吕]阳春曲·赠茶肆》十首,第十首末句是:“君听取,声价彻皇都。”^[150]显然是题赠大都茶肆之作。《农书》的作者王祯说,饮茶在当时十分普及,“上而王公贵人之所尚,下而小夫贱隶之所不可缺”^[151]。大都的茶肆、茶坊、茶楼为数肯定不少,有高低之分,分别满足不同阶层的需要。每遇重大节庆,大都皇城丽正门前大树(大都建成时定方位的标志,封为大树将军)旁便成为临时性的市场,“酒、肉、茶、汤无不精备”^[152]。说明其中便有临时卖茶之所。元末,浙西诗人张宪到大都,写下了《大都即事六首》,中云:“袄色摇红段,鞶香斗蜡茶。”^[153]蜡茶即片茶,加工以后表面光润如蜡,故有此称。宋代盛行斗茶的风俗,据此诗可知元代大都亦有此风。元代后期长时间在大都做官的许有壬说“世以酥入茶为兰膏”^[154],他为此写下了诗篇。可见饮用酥油茶之风并不限宫廷,而且已走入民间。

酒、茶是大都居民最重要的两种饮料。此外还有汤饮、舍儿别、树奶子等。

汤饮是用药材、香料以及果品加工而成的饮料,在宋代非常流行。大都宫廷中的汤饮名目颇多,用香药制成的有人参汤、五味子汤、仙术汤等,用果品制成的有荔枝膏、枣姜汤、石榴浆等。汤饮具有生津解渴的功能,有的还有滋补的作用。宫廷之外,在贵族、官僚以及平民中间,也是颇受欢迎的。有的茶坊、茶铺也兼售汤饮,《朴通事》卷下便记茶房中卖“甜的金橘蜜煎、银杏煎”。舍儿别(舍里别)是波斯语、阿拉伯语sherbet的音译,有时也意译为渴水、解渴水,它用果品、香药和糖或蜜煎熬而成。元朝宫廷怯薛中专设有舍儿别赤,即负责此项饮料的制作和管理。我在《舍儿别与舍儿别赤的再探讨》^[155]中已有所论列,此处不再赘述。

元代大都还有一种奇特的饮料,那便是“树奶子”。“直北朔漠大山泽中,多以桦皮树高可七八尺者,匊(?)而作斗柄梢。至次年正二月间,却以铜铁小管子插入皮中作瘿瘤处,其汁自下,以瓦桶收之。盖覆埋于土中,经久不坏,其味辛稠可爱。是中居人代酒,仍能饱人。此树取后多枯瘁”^[156]。树奶子实际上就是白桦树汁,至今仍是俄罗斯人喜爱的饮料,其采取方法亦与上面资料所述相同。当时大都有不少俄罗斯(元代称为斡罗思、兀鲁思)人,白桦树汁无疑是满足他们需要而从俄罗斯本土运来的,大都本地并不出产。白桦树汁远在元代便出现于中国,这不能不说是中外文化交流中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情。

上面我们对大都居民的主食、副食、饮料分别作了说明。可以看出,大都作为元朝的都城,其饮食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正如许有壬所说的那样:“京城食物之丰,北腊西酿,东腥西鲜,凡绝域异味,求无不获。”^[157]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元朝实现了空前规模的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大大促进了国内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以及中国和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同时也可以看到,元代南北的经济差别以及大都的地理环境,对于饮食生活的内容,都有着明显的影响。

大都社会贫富悬殊,这在饮食生活中也充分反映出来。权贵豪富“张筵列宴”,“一食钱万”,大都市场“屠千首以终朝,酿万石而一旬”^[158],主要便是满足他们挥霍浪费的。“富馔有臭肉”^[159],而许多居民(包括一部分低级官吏)却过着贫苦的生活。胡助描写自己处境时说,“江南文士官更寒,灶突无烟薪炭绝”,“及此米如珠,囊空无可籴,并日营一炊,微俸久未得”^[160],经常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下层劳动人民的状况更可想而知。这是我们在研究大都饮食生活时不应忘记的。

【注释】

[1]参见朱瑞熙:《宋代的北食和南食》,载《中国烹饪》,1985(11)。

[2]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二,《京华杂事诗二十首》。

[3]《海道经》附,周伯琦《供祀记》。

[4]《元史》卷九六,《食货志四·赈恤》。

[5]参见本书上篇第二章。

[6]《元史》卷六四,《河渠志一·通惠河》。

[7]参见忽思慧:《饮膳正要》卷三,《米谷品》。

[8]参见《永乐大典》卷一五九五〇,《经世大典·海运》“至大三年”、“至大四年诸条”。

[9]《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

[10]参见万历《金华府志》卷七,《贡赋》。

[11]吴师道:《吴礼部集》卷二,《送人贡粳米入京》。

[12]参见忽思慧:《饮膳正要》卷三,《米谷品》。

[13]参见《元史》卷九六,《食货志四·赈恤》。

[14]《析津志辑佚·风俗》。

[15]参见《析津志辑佚·岁纪》。

[16]王祯:《农书·百谷谱·谷属》。

[17]参见忽思慧:《饮膳正要》卷二,《食疗诸病》。

[18]王祯:《农书·百谷谱·谷属》。

[19]参见忽思慧:《饮膳正要》卷一,《聚珍异馔》。

[20]忽思慧:《饮膳正要》卷二,《食疗诸病》。

[21]参见忽思慧:《饮膳正要》卷一,《聚珍异馔》。

[22]参见《朴通事谚解》卷下,《奎章阁丛书》本。

[23]参见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四,《馄饨方》。

[24]《析津志辑佚·岁纪》。

[25]刘嵩:《槎翁诗集》卷八,《送别叔铭佥宪出顺承门》。

[26]王祯:《农书·百谷谱·谷属》。

[27]《诗渊》,第1册,109页。

[28]参见许有壬:《至正集》卷一三。

[29]《析津志辑佚·风俗》。

[30]《元曲选外编》,649页,杨景贤《西游记》。

[31]《雍熙乐府》卷六,无名氏《粉蝶儿·悭吝》。

[32]《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

[33]《析津志辑佚·物产》。

[34]《析津志辑佚·岁纪》。

[35]《析津志辑佚·风俗》。

[36]忽思慧:《饮膳正要》卷一,《聚珍异馔》。

[37]忽思慧:《饮膳正要》卷一,《聚珍异馔》。

[38]参见《析津志辑佚·物产》。

[39]参见《本草纲目》卷二四,《谷部·豌豆》。

[40]程钜夫:《雪楼集》卷九,《大护国仁王寺恒产之碑》。

[41]《顺天府志》卷七,《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42]吴师道:《吴礼部文集》卷三,《留昌平四诗》。

[43]宋褧:《燕石集》卷一三,《建言救荒》。

[44]万历《顺天府志》卷三,《物产》。

[45]《析津志辑佚·物产》。

[46]《本草纲目》卷一九,《草部·水藻》。

[47]《析津志辑佚·物产》。

[48]参见《析津志辑佚·河闸桥梁》。

[49]《析津志辑佚·物产》。

[50]参见王祯:《农书·农器图谱十四·利用门》。

[51]《析津志辑佚·古迹》。

[52]陶宗仪:《辍耕录》卷五,《尚食面磨》。

[53]《析津志辑佚·物产》。

[54]胡助:《纯白斋类稿》卷四,《客居冬怀十首》。

[5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八〇,“元祐八年正月丁亥”条。

[56]参见朱瑞熙:《宋代的北食与南食》,载《中国烹饪》,1985(11)。

[57]杨瑀:《山居新话》。

[58]汪元量:《增订湖山类稿》卷二,《湖州歌九十首》。

[59]《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八,《经世大典·站赤》。

[60]参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六,《经世大典·站赤》。

[61]参见《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

[62]参见《元史》卷八五,《百官志一》。

[63]《析津志辑佚·城池街市》。

[64]《析津志辑佚·城池街市》。

[65]《元曲选》,1706页。

[66]《通制条格》卷二八,《杂令》。

[67]《元典章》卷五七,《刑部一九·禁宰杀》。

[68]《元典章》卷五七,《刑部一九·禁宰杀》。

[69]《元典章》卷五七,《刑部一九·禁宰杀》。

[70]参见[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242页,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

[71]《元史》卷六七,《礼乐志一·元正受朝仪》。

[72]陶宗仪:《辍耕录》卷一九,《妓聪敏》。(www.xing528.com)

[73]《元典章》卷五七,《刑部一九·禁宰杀》。

[74]《元典章新集·刑部·头疋》。

[75]忽思慧:《饮膳正要》卷三,《兽品》。

[76]《析津志辑佚·物产》。

[77]《通制条格》卷二八,《杂令》。

[78]《元典章》卷三八,《兵部五·违例》。

[79]参见忽思慧:《饮膳正要》卷三,《禽品》。

[80]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卷二,《行厨八珍》。

[81]《析津志辑佚·物产》。

[82]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

[83]《诗渊》,第4册,2797页,《黄羊》。

[84]参见《元史》卷七四,《祭祀志三》。

[85]汪元量:《增订湖山类稿》卷二,《湖州歌九十首》。

[86]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

[87]《诗渊》,第1册,109、117页。

[88]贡师泰:《玩斋集》卷五,《寄颜经略羊酥》。

[89]《诗渊》,第1册,116页,《豆乳》。

[90]参见《元史》卷八五,《百官志一》。

[91]马祖常:《石田文集》卷一,《都城一百韵》。

[92]宋褧:《燕石集》卷九,《寒食拜扫》。

[93]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八,《为刘古乃打鱼事》。

[94]参见《元一统志》卷一,《大都路·土产》。

[95]许有壬:《至正集》卷一六。

[96]忽思慧:《饮膳正要》卷三,《鱼品》。

[97]《析津志辑佚·物产》。

[98][法]伯希和:《荨麻林》,见冯承钧译:《西城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三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99]欧阳玄:《圭斋文集》卷四,《渔家傲·南词》。

[100]许有壬:《至正集》卷一四。

[101]王祯:《农书·百谷谱·蔬属》。

[102]汪元量:《水云集·湖州歌九十八首》。

[103]《析津志辑佚·风俗》。

[104]王祯:《农书·百俗谱·蔬属》。

[105]《槎翁诗集》卷四。

[106]参见《本草纲目》卷二七,《菜部·菾菜》。

[107]《日下旧闻考》卷一四九《物产》引《析津志·家园种莳之蔬》,有“莙荙”,无“甜菜”。其他品种的注文亦未录入(如“赤根”,《析津志辑佚》下注:“菠菜”,《日下旧闻考》无),可以作为“甜菜”应是“莙荙”注文的旁证。

[108]参见[美]劳费尔著,林筠因泽:《中国伊朗编》,223～22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109]参见《绍定澉水志·物产门·菜》。此条承闵宗殿先生告知,谨此志谢。

[110]万历《顺天府志》卷三,《物产》。

[111]参见《析津志辑佚·城池街市》。

[112]程钜夫:《雪楼集》卷七,《姚长者碑》。

[113]《天下同文》前甲集卷一六,黄文仲《大都赋》。

[114]马祖常:《石田文集》卷八,《小圃记》。

[115]《元史》卷九〇,《百官志六》。

[116]《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

[117]《元史》卷一二六,《廉希宪传》。

[118]参见忽思慧:《饮膳正要》卷三,《米谷品》、《料物性味》。

[119]忽思慧:《饮膳正要》卷二,《诸般汤煎》。

[120]《析津志辑佚·物产》。

[121]参见杨瑀:《山居新话》。

[122]《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

[123]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0(4)。

[124]关于只孙宴,参见韩儒林:《元代诈马宴新探》,见《穹庐集》,247～25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125]萨都剌:《雁门集》卷六,《上京杂咏》。

[126]参见《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酒课》。

[127]忽思慧:《饮膳正要》卷三,《米谷品》。

[128]参见周权:《此山先生诗集》卷九,《葡萄酒》。

[129]《山居新话》。

[130]《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

[131]姚燧:《牧庵集》卷一五,《姚文献公神道碑》。

[132]《元史》卷九,《世祖纪六》;《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酒课》。

[133]《元史》卷一四〇,《别儿怯不花传》。

[134]迺贤:《金台集》卷一,《京城春日二首》。

[135]忽思慧:《饮膳正要》卷三,《米谷品》。

[136]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一二。

[137]许有壬:《至正集》卷一六,《咏酒露次解恕斋韵·序》。

[138]参见黄时鉴:《阿剌吉与中国烧酒的起始》,见《文史》,第31辑。

[139]马祖常:《石田集》卷五,《和王左司竹枝词十首》。

[140]忽思慧:《饮膳正要》卷二,《诸水》。

[141]《元史》卷一一四,《后妃传一》。

[142]朱有燉:《元宫词一百首》,见《辽金元宫词》,北京出版社,1988。

[143]《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

[144]黄玠:《弁山小隐吟录》卷上,《吴兴杂咏·顾渚茶》。

[145]忽思慧:《饮膳正要》卷二,《诸般汤煎》。

[146]《草堂雅集》卷一,《春直奎章阁二首》。

[147]忽思慧:《饮膳正要》卷二,《诸般汤煎》。

[148]马臻:《霞外诗集》卷四,《都下初春》。

[149]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二,《算命得子》。

[150]《全元散曲》下册,1223～1225页。

[151]王祯:《农书·百谷谱·杂类》。

[152]《析津志辑佚·岁纪》。

[153]《玉笥集》卷八。

[154]许有壬:《至正集》卷一六,《咏酒兰膏次恕斋韵》。

[155]载《历史研究》,1989(2)。

[156]《析津志辑佚·物产》。

[157]许有壬:《至正集》卷一六,《如舟亭宴饮诗后序》。

[158]《天下同文》前甲集卷十六,黄文仲《大都赋》。

[159]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二,《亭华杂事诗二十首》。

[160]胡助:《纯白斋类稿》卷六,《苦寒行》;卷三,《饥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