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农民战争中的大都：元代大都上都研究结果

第七章　元末农民战争中的大都

元代的阶级矛盾尖锐,以蒙古、汉等族地主阶级为一方,以各族劳动人民为另一方,一直存在着激烈的斗争。由于大都及其周围地区是元朝的腹心之地,控制特别严密,因此,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主要集中在南方。13世纪30年代,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上台以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封建国家的榨取更加厉害,天灾又接连发生。在这样的重重打击下,劳动人民生活十分困苦,连糠秕都吃不饱,简单的再生产都无法进行。而另一方面,各族剥削阶级却依然过着花天酒地、荒淫无耻的生活。“贫者愈贫,富者愈富”^[1],阶级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元朝腹心之地也开始不稳,不断爆发反抗斗争。

后至元三年(1337年),大都周围地区“盗起”。至正二年(1342年),“京城强贼四起”。至正六年(1346年)大都周围地区再次“盗起”,有的县为此增设负责捕盗的县尉和巡警兵。但是,“盗贼”却愈来愈多,到了至正七年(1347年),大都附近的通州已是“盗贼蜂起”了。至于离大都稍远的河北南部、山东、山西等地,人民反抗斗争更为频繁。至正元年(1341年),山东、燕南(河北南部)“强盗纵横,至三百余处”^[2]。至正四年(1344年),山东益都盐贩郭火你赤起义,“拥旗鼓,入城邑,掠人民,篡囚徒,共益其党。火庐舍,劫府库,争取其材(财)”^[3]。他们纵横山东、河北、山西等地,使得元朝中央政府也大为恐慌。整个“腹里”(元朝把河北、山东、山西之地称为“腹里”,归中书省直接管辖)人民的反抗斗争接连不断,其他地区更是此起彼伏,风起云涌。这一切都说明,广大人民群众已不能再忍受元朝的黑暗统治,元朝政府也无法再照旧统治下去了。

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全国规模的红巾军大起义爆发。短短几个月内,江淮南北广大地区,到处燃烧起农民起义的烈火。大都和南方的联系完全被切断。元朝统治者在大都策划了一系列阴谋,用剿抚两种方法,镇压农民起义。从至正十一年到至正十四年(1351—1354)之间,双方反复进行着多次的斗争。由于江南很多地区先后为起义军攻克,海运和漕运都被切断,大都的粮食和其他物资来源锐减,至正十四年(1354年),大都发生了严重饥荒,“加以疫疠,民有父子相食者”。然而元顺帝依旧大兴土木,“荒于游宴”^[4],穷奢极欲,完全置人民死活于不顾。

至正十四年(1354年)以后,农民战争进入新的高潮,起义军开始大规模向黄河以北发展。至正十五年(1355年),北方起义军首领刘福通等立韩林儿为帝,号小明王,国号宋,改元龙凤。宋政权所领导的起义军,从至正十七年(1357年)起,三路北伐。西路破潼关,攻入关陕。中路入山西,出塞北,在至正十八年(1358年)十二月攻破上都开平,把那里的宫阙烧得干干净净。自此之后,元朝统治者不再出巡,整年留在大都。中路起义军的一部,在进攻上都以前,曾转入河北,在至正十八年(1358年)九月进攻保定,没有攻下,转而攻占了完州(今河北完县),直接威胁大都。这支起义军的活动,显然是想和东路军配合。但由于东路军在此以前已经撤离河北,这支起义军孤立无援,很快也就退出。

东路军的领导人是毛贵。他率领队伍攻取了山东大部分地区,然后由山东北上。至正十八年(1358年)三月,攻克蓟州(今天津蓟县),逼近大都。元朝政府十分恐慌,赶紧“征四方兵入卫”^[5],同时大力加强大都城的守御,在城内四隅都设立大都分府和警巡分院。^[6]起义军由蓟州攻漷州(今属北京通州区),直抵元朝统治者每年春天飞放的柳林,离大都城不过百余里。在这里,起义军打死了元朝的枢密副使达国珍。这时元朝统治集团内部十分恐慌,议论纷纭,有的主张放弃大都北走,有的建议迁都关陕,只有少数几个人主张顽抗。^[7]但是,东路军孤军深入,后援不继,正如元朝官员李士赡分析那样:“虽能深入我境,然其心不能不怀疑惧。”也正是这个人,认为“已骄之‘贼兵’,不虞我师之冲击”,主张“急发精骑攻之,少挫其锐,使‘贼’无必向之志”^[8]。李士赡确实发现了起义军的弱点所在。果然,当元朝的一支精锐部队在刘哈剌不花率领下偷袭柳林,使起义军遭受一定损失之后,起义军立即放弃了进攻大都的打算,迅速撤回了山东。大都的局势,暂时又稳定了下来。但是,元朝统治者仍然心有余悸,赶紧修筑大都十一个城门的瓮城和吊桥,一年多时间全部完工。^[9]

元末农民战争爆发后,浙东和浙西相继为方国珍、张士诚所占领,切断了海运。方、张两人都是混入农民起义队伍的投机分子,当元朝政府用高官厚禄进行招诱时,他们就先后投降了。投降以后,他们接受元朝的官爵,独霸一方,成为割据的土皇帝。元朝政府“虽縻以好爵,资为藩屏,而贡赋不供,剥民以自奉”,“海运之舟”仍然“不至京师”^[10]。元朝政府虽然在大都周围开垦水田,但收效不大,大都的粮食供应得不到保证。再加上各地的地主纷纷逃来,不少原来镇守外地的王公贵族也逃回大都避难,人口日益增多,粮食问题更加紧张。至正十八年(1358年),大都地区在经过战乱之后,又发生大规模的水灾和蝗灾,收成很坏。于是,在至正十八年(1358年)和至正十九年(1359年)上半年,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一锭(五十两)银子只能买八斗粮食。^[11]饥荒之余,又发生瘟疫,“民殍死者几百万”^[12],十一门外都掘万人坑埋葬。“城南官掘穴,日见委尸盈”,“沟中人啖尸,道上母抛儿”^[13],大都城内外一片悲惨景象。元朝政府屡次遣使向张士诚、方国珍征粮。至正二十年(1360年),由方国珍出舟,由张士诚出粮,运了十一万石粮食到大都,使元朝政府得以苟延残喘。两浙海运漕粮继续了四年,到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张士诚又“托辞以拒命”^[14],不再运送了。

农民起义的不断高涨,经济危机的日益加深,使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化。至正十九年(1359年)三月,大都北城兵马司指挥林哈剌歹与林智和“谋叛”,被发现后遭到了镇压。至正二十年(1360年),蒙古贵族阳翟王阿鲁辉帖木儿在漠北起兵,“将犯京畿”,与元顺帝争夺王位。虽然这次事件也被镇压了下去,但对大都造成了很大的震动。元朝统治愈是临近彻底崩溃的边缘,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愈是尖锐。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元军大将孛罗帖木儿以“清君侧”为名,带兵进入大都,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仓皇出走。孛罗帖木儿在大都总揽大权。皇太子则在山西与另一将领扩廓帖木儿相勾结,指挥军队向大都进攻。元顺帝利用兵临城下的形势,在宫廷中设下埋伏,当孛罗帖木儿来到延春阁前时,伏兵突出,将他杀死。此后,扩廓帖木儿跟随皇太子来到大都,权势盛极一时。很快,他又遭到元顺帝和皇太子的猜忌,被遣出外,遭元顺帝下诏讨伐。于是,在扩廓帖木儿与其他元军将领之间,又展开了反复的拉锯战。包括大都地区在内的整个北方,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连岁不熟,民多为饥卒所食。胔骼遍野,腥秽塞天”^[15],元朝统治集团在行将灭亡之前,还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正当统治集团内部混战之际,朱元璋的力量在南方不断得到发展。他先后消灭了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陈友定等势力,统一了南方。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朱元璋称帝,国号大明,定都南京,并派大将徐达率领大军北伐。七月,明军到通州。元顺帝闻讯,十分恐慌,立即委派他人留守大都,自己席卷“子女玉帛”,在七月二十八日夜由健德门北逃。八月二日,明军到齐化门外,“一鼓而克全城”。^[16]

明朝取得大都后,改名北平。大都的宫殿,多数被拆毁。经手此事的明朝官员萧洵,将宫殿布局作了一份相当详细的记录,这便是《故宫遗录》。它是一份很珍贵的资料。

“行人千步廊前过,犹指宫墙说大都。”^[17]明初诗人的这两句诗,表明大都已成为历史上的名词,北京的历史又开始了新的一页。

【注释】

[1]危素:《危太朴文续集》卷九,《书张承基传后》。

[2]《元史》卷四〇,《顺帝纪三》。

[3]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三,《新升徐州路记》。(www.xing528.com)

[4]《元史》卷四三,《顺帝纪六》。

[5]《元史》卷四五,《顺帝纪八》。

[6]参见《元史》卷九二,《百官志八》。

[7]参见《元史》卷一八八,《刘哈剌不花传》。

[8]《经济文集》卷一,《上中书总兵书》。

[9]参见《元史》卷四五,《顺帝纪八》。按,和义门瓮城城门在1969年拆除西直门箭楼时发现,上有灭火设备,显然是为了抵御火攻。(《元大都的勘查与发掘》,载《考古》,1972(1))

[10]《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五·海运》。

[11]参见《元史》卷五一,《五行志二》。

[12]权衡:《庚申外史》卷下。按,《元史》卷一一四《后妃传一·完者忽都皇后奇氏》说此次官方葬死者十余万,卷二〇四《朴不花传》说痤埋尸首二十万。

[13]张翥:《蜕庵诗集》卷四,《书所见(戊戌七月)》。

[14]《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五·海运》。

[15]李继本:《一山文集》卷六,《刘义士传》。

[16]参见《元史》卷四七,《顺帝纪一〇》。权衡:《庚申外史》卷下。

[17]宋讷:《西隐文稿》卷二,《客北平闻行人之语感而成诗四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