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大都上都政治中心研究

一、元代的政治中心

大都新城落成后,成为元朝的首都。原来的都城上都开平,则降为陪都。元代惯例,每年四月,皇帝及其家属都由大都前往上都,度夏避暑。八九月间,再由上都返回大都。历史上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王朝,一般均采取两都或几个都城的巡回制度,这是和他们的游牧生活方式相适应的。辽、金都实行这种制度,元朝上都所在地金莲川,原来就是金朝皇帝避暑的场所。元朝的两都制,继续了前代的传统。

在蒙元政权统治下,官制十分混乱。忽必烈上台后,“始采取故老诸儒之言,考求前代之典,立朝廷而建官府”^[1]。新建的官制,以中原原有制度为主,同时也保留了蒙古族的一些特点。在大都建成后,中央统治机构,都设置在大都。最高行政机构中书省,最高军政机构枢密院,最高监察机构御史台,都设置在宫廷附近。其他重要的机构,如管驿站的通政院,管工匠的将作院,管“劝课农桑”的大司农司,管佛教和吐蕃地区事务的宣政院等,分布在大都城内各处。大都城内的官僚机构十分庞杂,人员众多,据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的统计,“在京食禄者万人”,后来还陆续有所增加。

军队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忽必烈上台以前,大蒙古国所属军队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由蒙古贵族统辖的军队。蒙古制度,兵民合一,成丁即要服兵役,各部首领在出征时即是将领。还有一部分,则是由汉族军阀统率的汉军。无论蒙古贵族或汉族军阀,都是割据一方的军事政治势力,有很大的独立性,大蒙古国统治者并不能完全控制。蒙哥一死,阿里不哥就在北方纠集一部分蒙古贵族,自行称帝,与忽必烈对抗。紧接着,山东的汉族军阀李璮也起来叛乱。忽必烈将阿里不哥和李璮的叛乱镇压下去以后,深感改革军队制度的必要。他听从汉族谋士的意见,采用前代封建王朝的“内重外轻”之策,从各军中抽调“精勇富强”,先成立了左、中、右三卫亲军,后来又添设了前、后卫亲军。^[2]忽必烈死后,相继继位的元朝统治者都采取了这个办法。在五卫亲军之外,又先后建立了二十一卫亲军。每卫亲军有数千人至万人不等。这些侍卫亲军,是由皇帝亲自指挥,归枢密院直接调遣的。其中以蒙古军、汉军为主,同时也包括其他少数民族军队。它们中的大多数,部署在大都的周围,“列置诸营,环拱京都,分立屯田。居者佃作以为养,出者扈卫以启行”^[3]。军队集中在大都附近,既用以保卫首都和宫廷的安全,又可以在四方有事时,随时调遣优势兵力出征。(www.xing528.com)

为了保证中央和地方的密切联系,使中央的政令能迅速传达到各地,元朝政府建立了以大都为中心的站赤制度。站赤就是古代的驿传。^[4]设立站赤,“盖以通达边情,布宣号令”^[5]。元代全国共设站赤一千余处,远至今天中国的新疆、云南、西藏和俄罗斯的蒂尔等地,都有站赤。站赤有陆站,“以马,以牛,或以驴,或以车”。也有水站,“则以舟”。北方还有狗站,“以犬曳小舆,载使者行冰上”^[6]。随着站赤的建立,道路也得到一定的整修。以大都为中心的站道,主要分东、西、南三道。东道由大都至通州,再到蓟州(今蓟县),然后分四路,或往东,或往北。西道由大都到昌平,在榆林站分道,或趋上都,或向山西。南道由良乡、涿州南下。^[7]卢沟桥便在这条站道上,行人由此“饮马向南去”^[8]。使者从大都出发,通过站道,可以一直到达边远地区。急递铺则是专门传送官府文书的机构,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设一铺,文书一昼夜行四百里。大都东、北、西三道,就立有一百铺,再与其他路、府相接。^[9]站赤制度和急递铺制度,对于保证大都的政治中心地位,起了重要的作用。马可·波罗在他的行记中,也对从大都通达全国各地的站赤和急递铺作了相当详细和比较准确的介绍,说明这两项制度曾经引起他的注意。

作为一个规模空前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中心,大都的居民包括多种民族成分,汉族依旧是大都居民的主体,蒙古族也占有很大比例。大都路的回回人户(来自中亚各地的伊斯兰教徒)在忽必烈统治初期即近三千户,其中以大都居多。后来,相继建立的侍卫亲军中,也有不少回回人。来自今天新疆地区的畏兀儿人(维吾尔族的一部分,居住在今新疆东部)、哈剌鲁人(居住在今新疆西北部)和于阗(今和田)人、哈密里(今哈密)人等,在大都均为数不少。他们中间有官僚、学者、僧侣、手工业者等。元末诗人欧阳玄在描写大都风俗的《渔家傲·南词》中写道“高昌家赛羊头福”。高昌指的就是畏兀儿人。后代把北京西郊的一个居民点称为畏吾村,应即元代畏兀儿人聚居之处。大都还有一批来自吐蕃地区的藏传佛教僧侣,以及跟随他们而来的藏族劳动人民。

大都经常接待来中国参观访问的外国使节、教士、旅行家和商人。13世纪下半期,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到中国广泛游历,曾在大都长期居留。在他的闻名世界的游记中,对大都城市、宫殿以及各方面社会生活都作了相当详细而且生动的描述,为我们今天研究大都留下了珍贵的资料。意大利的另一个旅行家鄂多立克,也在14世纪20年代来过大都。14世纪中叶,非洲摩洛哥的旅行家伊本·拔图塔也曾来到中国,据他在游记中说,他先到中国南方,后来也到了大都。差不多同一时期,来自欧洲的教皇使节马黎诺里远越重洋,来到中国,向元顺帝献马及其他礼物。他所进献的马匹形体魁伟,被誉为“天马”或称为“拂朗(当时对欧洲的一种称呼——引者)马”,很多诗人为此事写下了诗篇。马黎诺里在大都居住达三四年之久。至于来自亚洲各邻邦的使节和各方面人士,为数更多。高丽的好几个国王都曾来过大都,官员、学者、僧侣来大都者可以说络绎不绝。元末,高丽名僧普愚还曾在大都南城的永宁寺说法。^[10]尼波罗(今尼泊尔)的杰出匠师阿尼哥、印度僧侣指空等都在大都生活过很久,他们对各国之间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