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城内的布局
大都城内的布局是经过比较周密的规划的。全城规则整齐,井井有条。它的中轴线,南起丽正门,穿过皇城的灵星门,宫城的崇天门和厚载门,经万宁桥(又称海子桥,桥下就是通惠河的澄清闸,即今地安门桥),直达城市中央的中心阁。[50]中心阁西十五步,有一座“方幅一亩”的中心台,其“正南有石碑,刻曰‘中心之台’,实都中东南西北四方之中也”[51]。中心台是全城的真正中心。在城市设计和建造时,把实测的全城中心作出明确的标志,这在我国城市建设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创举。但实际上大都南、北城墙与中心台的距离是相等的,而东城墙与中心台的距离比西城墙的要略近一些,这是由于遇到低洼地带,不宜修筑,不得已向内稍加收缩的缘故。[52]
中心阁在今北京城内鼓楼以北。中心阁上陈列着元成宗皇后指定的几尊铜铸佛像。[53]中心阁和中心台之西,就是当时的鼓楼,也叫齐政楼,“上有壶漏、鼓、角”[54]。壶漏是计时的仪器,鼓、角是报时的工具。每年立春时,都要举行打春仪式,地点就在鼓楼的前面。[55]鼓楼之北,是钟楼,“雄敞高明”,“阁四阿,檐三重,悬钟于上,声远愈闻之”[56]。钟楼与鼓楼,相对屹立,“层楼拱立夹通衢,鼓奏钟鸣壮帝畿”[57]。当时的钟楼、鼓楼,都不在城市的中轴线上,而是偏于中轴线稍西,这是和后代不同的地方。元代的中心阁和钟楼、鼓楼,构成了全城的中心区。大都城内的布局,是围绕着这个中心区展开的。
元朝沿袭前代的制度,实行夜禁,以钟声响动为信号,“一更三点,钟声绝,禁人行。五更三点,钟声动,听人行”[58]。钟楼、鼓楼设在城市中心,起报时的作用,使全城四方都能听得到。可见,用钟楼、鼓报时,目的还是为了控制人民生活。同时,钟楼、鼓楼又是全城的制高点,便于观察四方动静。因此,钟楼、鼓楼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封建权力的象征。
大都的街道,纵横竖直,互相交错,相对的城门之间,都有宽广平直的大道,“天衢肆宽广,九轨可并驰”[59]。但是,由于城市南部中央有皇城,城的北墙只有两座门,再加上海子(今积水潭)在城市西部占了很大一块地方,有关的街道,不能不适应这些情况,作一些必要的变动。于是,在纵横之中,又有曲折,有些街作“丁”字形,在海子的东北岸,还出现了斜街。全城的街道,都有统一的标准,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除街道外,还有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60]当时有人描绘大都的街道时写道:“论其市廛,则通衢交错,列巷纷纭。大可以并百蹄,小可以方八轮。街东之望街西,髣而见髴而闻。城南之走城北,出而晨归而昏。”[61]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也对大都的街道十分赞赏:“街道甚直,此端可见彼端,盖其布置,使此门可由街道远望彼门也。……全城中划地为方形,划线整齐,建筑房舍。……方地周围皆是美丽道路,其行人由斯往来。全城地面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言宣。”全城主要街道是南北向的,小街和胡同则沿着南北大街的东西两侧平行排列。这样,城市居民的住宅,分布在小街和胡同的南北两侧,可以坐北朝南,无论是冬季防寒和利用日照取暖,或是夏季通风和采光,都较为便利。[62]
大都城建成后,“贵戚、功臣悉受分地以为第宅”,主要集中在西城。名义上,规定“以地八亩为一分”,实际上贵族、功臣并不受这一限制。在贵族、功臣、“赀高”(有钱的富户)、“居职”(官员)们把好地都占据定当以后,才允许普通百姓“作室”。封建社会严格的等级制度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大都封建统治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居住方面形成鲜明的对比。封建统治阶级特别是其中的上层人物,占有华丽、讲究、宽敞的住宅,还有专供享乐消遣用的园林等建筑。新中国成立后发现的后英房遗址,就是一个例子。该宅的主院及两侧的旁院东西宽度已近七十米,主院北屋进深竟达十三点四七米。院落很大,整个建筑是很讲究的,还有精美的瓷器和漆器等生活用品和用水晶、玛瑙等制作的各种玩物摆设。据推断,应是中上层人物的住宅。至于劳动人民的住宅,却是十分简陋的。在第一〇六中学发掘的一间低狭的房基,房内仅有一灶、一坑和一个石臼,墙壁用碎砖块砌成,地面潮湿不堪。两处住宅,正是大都尖锐阶级对立的缩影。[63]
“京师地贵”。不仅劳动人民住处十分简陋,就是一些下层官吏和文人,也常感到“毕竟京师不易居”。“豪家尽有厦连云,自是诗人嫌日短”。“嫌日短”是指当时大都流行的一句俗话:“到月终房钱嫌日短。”[64]除了阶级差别之外,大都在居住方面还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
中国封建社会的都城设计,除了宫殿之外,特别重视庙(太庙,统治者祭祀祖先的地方)、社(社稷坛,统治者祭祀土地和五谷神的地方)的位置安排,因为这两种建筑,既是封建统治权力的体现,又为封建统治权力增加神圣的光彩,有利于巩固统治。大都一开始设计时,就明确了“祖(太庙)、社、朝、市之位”[65]。但从建造的具体情况来看,太庙在先,社稷坛在后,中间隔了十余年。当忽必烈登上帝位后不久,就“建太庙于燕京”,也就是后来的旧城。大都建造过程中,忽必烈于至元十四年(1277年)下令“建太庙于大都”[66]。至元十七年(1280年)基本建成,后来陆续有所添筑。新建的太庙位于皇城之东,“在都城齐化门之北”[67]。社稷坛则是至元三十年(1293年)建造的,“于和义门内少南,得地四十亩,为垣。”[68]庙东社西,这是中国都城的传统,元朝继承了这种安排。太庙和社稷坛的祭祀仪式,以汉族封建王朝的传统为本,但也糅合了蒙古族的一些特点,如太庙祭祖,“割牲、奠马湩(马奶子——引者),以蒙古巫祝致辞。盖国俗(蒙古风俗——引者)也”[69]。(www.xing528.com)
元朝的中央统治机构最重要者有三个,即负责一切行政事务的中书省,管理军政的枢密院和负责监察的御史台。中书省最初在皇城的丽正门内,千步廊之东,地址是刘秉忠选择的。阿合马当政时,一度迁到钟楼之西,后来又迁回原址,而新址则成了翰林国史院所在地。旧址位置在南,当时习惯称为南省,新址则称为北省。[70]枢密院则在皇城东侧。[71]“中书帝前,六官禀焉。枢府帝旁,六师听焉。”[72]这两个官署都紧靠宫廷,便于随时接受统治者的命令。负责监察的御史台,则在文明门内,皇城以东不远的地方。
大都的管理机构大都路总管府和负责大都城治安的警巡院,在全城中央,中心阁以东。这显然是为了便于控制四方。大都城内分五十坊,坊各有门,门上署有坊名。如万宝坊与五云坊,在左右千步廊侧,坊门正好东西对立。[73]
“市”,也就是商业区,按照传统的都城设计,应在皇城以北。大都的商业区稍有不同,主要有两个,一个设在皇城以北,钟楼、鼓楼周围地区。钟楼以西,紧靠海子的斜街,“率多歌台酒馆”[74]。另一个则在皇城以西,顺承门内的羊市角头(或简称羊角市)。同一个行业,一般集中在一起。
大都城内有两条水道。一条是由高梁河、海子、通惠河构成的漕运系统,另一条是由金水河、太液池构成的宫苑用水系统。高梁河在和义门以北入城,汇为海子。再经海子桥往南,沿皇城东墙,流出城外,折而往东,直达通州。当时的海子,稍大于今积水潭、什刹前后海的范围,在皇城东北角处的通惠河宽约二十七米半。皇城东面的城墙,原来与通惠河相距很近,中间的道路险窄,著名的诗人、画家赵孟骑马经过这里,曾经“跌坠于河”。此事发生后,元朝统治者决定“移筑御墙稍西二丈许”[75]。金水河则由和义门以南一百二十多米处水门入城,入城后一直向东流,转而向南,几经曲折,在今西城灵境胡同西口内分为两支。北支先向东北,继而沿皇城西墙向北流,在皇城西北角处折而向东,在今北海公园万佛楼以北、九龙壁西南处注入太液池。南支则一直向东流入皇城内,注入太液池。太液池水东流,出皇城与通惠河水会合。[76]元代人描写金水河道:“下引西山之沦漪,蟠御沟而溶。经白玉之虹桥,出宫墙而南逝。”[77]金水河是宫苑用水,受到特殊保护,“不许洗手饮马,留守司差人巡视,犯者有罪”[78]。金水河流经之处,遇有其他河水,不得相混,都要架槽引水,横过其上,称为“跨河跳槽”[79]。金水河两旁,栽满了柳树,这些柳树因为长在金水河边长堤上,所以也被打下皇家的印记,称为“御柳”。
上述两条水道,都有专门的用途。城内一般居民的生活用水,主要是井水。
大都城内有相当完整的排水系统。新中国成立后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当时南北主干大街两旁的排水渠。这种排水渠是用石条砌成的明渠,宽一米,深一米六五,某些部分顶部覆盖了石条。干渠的排水方向,与大都城内自北而南的地形坡度完全一致。在城墙基部,有石砌的排水涵洞,用来将城中的废水排出城外。“绿水满沟生杜若”[80],元代著名诗人虞集的这句诗,描写的正是排水渠的情况。大都的道路多数都是土路,少数是石路,而来往的行人和车马却很多,道路上经常弥漫着尘沙,“轮蹄纷往还,翳翳黄尘深”[81],“长风一飘落,尘沙涨天飞”[82]。只有在“暖云将雨”或“雨住”之后,尘沙才会减少。[83]也正因为是土路,所以只要雨水一大,道路交通就会出问题,有些地方会“泥淖入数尺”[84]。如果接连下雨,城中就会普遍出现“泥涂坎陷,车马不通,潢潦弥漫,浸贯川泽”[85]的局面。“燕山积雨泥塞道”[86],这是大都居民很感头痛的事情,排水渠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总的说来,大都城内南部和中部人烟比较稠密,特别是海子和钟楼、鼓楼一带。当时有人说“本朝富庶殷实,莫盛于此”,可见这一带是全城最繁华的地区。城市的偏北部,居民则比较稀少。后来明朝政府废弃城市北部的原因之一,即由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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