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断事官们统治下的燕京
蒙古军进入中都以后,取消了中都这一名称,重新改名为燕京,同时设置了燕京路总管大兴府,管理京畿地区。[1]起初,燕京的形势是很不稳定的,河北的许多地方,都为封建军阀所把持,山头林立。这些割据一方的土皇帝,反复无常,动摇于金朝和大蒙古国之间。燕京南面的信安(今属河北霸州),当时为军阀张甫所占有,他一度投降蒙古,不久又倒向金朝,并出兵掠取燕京周围各县,使燕京城受到很大威胁。守城的官员甚至被吓得引水环城,阻绝内外交通,用来防止张甫的进攻。[2]因为害怕城内有人作内应,大蒙古国还大肆搜捕,杀了不少人。[3]元太宗窝阔台攻陷汴梁,金朝灭亡(1234年)以后,信安也跟着投降,局势才逐渐稳定下来。
大蒙古国创建之初,官制很简单,除了万户、千户、百户、牌子头(十户长)这一套十进制的军政合一组织之外,还设有札鲁忽赤,即断事官,管理“奸盗、诈伪、婚姻、驱良等事”[4]。当占领以汉族为主的广大农业地区以后,原有的简单官制已不能适应需要,于是就沿袭金朝的制度,在燕京建立行尚书省,也叫行台,代表大蒙古国,管理“汉地”的有关事宜。行省的长官,由蒙古国派出札鲁忽赤即断事官充任,经常同时有数人。此外,还仿效金朝制度,设置了燕京留守长官(或称留后长官),专门管理燕京的事务。燕京留守长官均兼任行省长官。从占领中都到忽必烈即位以前,先后受命为断事官前来充当燕京行省长官的有契丹人石抹明安、石抹咸得不父子和耶律阿海,色目人牙剌瓦赤、赛典赤,蒙古人不只儿以及汉人刘敏等。
断事官有很大权力。他们是大蒙古国统治者的代表,“得专生杀,多倚势作威”[5]。断事官、燕京留守石抹咸得不“尤贪暴,杀人盈市”。他的亲属及“势家子”,光天化日之下就在燕京城内拉着车子抢东西,“不与,则杀之”[6]。断事官不只儿“视事一日,杀二十八人”;其中有一人已“杖而释之”,正好有人献环刀,不只儿就“追还所杖者,手试刀斩之”[7]。色目人牙剌瓦赤出身商人,专门替大蒙古国统治者做买卖,搜刮财物。他原在中亚做官,元太宗十三年(1241年)向窝阔台汗请求“治汉民”,被委派为燕京行省长官,来到燕京。他“惟事货赂”,事无大小,都伸手要钱,在他属下的各级官吏,也都“竞以掊克入媚”[8]。这些权贵们的横行霸道,给燕京人民带来了很大苦难。(www.xing528.com)
远在漠北的大蒙古国统治者,最关心的是从燕京地区榨取各种财物。中都一攻下,成吉思汗立即派人来“籍中都帑藏”[9],刮走了大批金银和缎匹。后来,继续“不时自草地差官出汉地定差发(赋役——引者)”。元太宗窝阔台差贵族忽都虎到燕京定差发,“下至教学行及乞儿行,亦出银作差发”。连乞丐都不得免税,其他人更可想而知。那些教学行的文人们为此写下了一首打油诗:“教学行中要纳银,生徒寥落太清贫。……相将共告胡丞相(忽都虎——引者),免了之时捺杀因(蒙古语很好之意——引者)。”除了征取丝和银之外,“使臣经从,调遣军马,粮食器械,及一切公上之用,又逐时计其合用之数,科率民户”。燕京地区的居民,“甚以为苦,怨愤彻天,然终无如之何也”[10]。
大蒙古国统治者还把燕京的许多土地和民户,分拨给贵族和功臣。成吉思汗赏赐功臣镇海地土,“命于城中环射四箭,凡箭所至园池邸舍之处,悉以赐之”[11]。对另一个功臣札八儿也采取同样的办法,“引弓射之,随箭所落”[12]都属札八儿所有。这种赐地方式,根本不考虑原住居民的死活,不知使多少人流离失所。大蒙古国在灭金后,调查登记“汉地”户籍,将其中很大一部分分封给贵族和功臣,在燕京得到封户的有耶律楚材、贾答剌罕、布八火儿赤、昔里吉万户、徐都官人等。这些受封者,即称为“投下”(皇族则称“位下”)。“投下”所属民户,按规定都要在完成国家赋税之外另向本投下缴纳五户丝,即每五户出丝一斤。实际上,投下户的负担远不止此。那些贵族、功臣经常巧立名目,任意勒索,甚至私设公堂,拷打追征。这些投下户的遭遇,比起一般民户来,是更加悲惨的。
燕京经历了长期的包围,城市遭到很大破坏。蒙古军入城之初,城内正发生饥荒,又死了不少人。在断事官们的残酷统治下,燕京城很长时间内没有能恢复过来,满目荒凉,有的水井中堆积着“枯骸”[13],以致流行着闹鬼的传说。“可怜一片繁华地,空见春风长绿蒿。”[14]燕京城已残破不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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