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首都上都的重要性及原因

三、金代的中都

12世纪上半期,燕京屡经战乱,辽、北宋、金政权相继交替。尽管“屡经迁变”,但城市所遭破坏并不很大。^[36]在金朝统治期间,这个城市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提高。

金朝在第一次攻取燕京及其邻近的大片农业区后,开始仿效辽代南北院制度,一面是“朝廷宰相,自用女真官号”;另一面是设置中书省、枢密院,搜罗燕京及其邻近地区汉族地主的代表人物,任以官职,管理“汉地”各种事务。“朝廷”也就是中央政权,设在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县白城)。中书省、枢密院原来设在广宁府,在将燕京交给北宋以后,金朝就将中书省、枢密院迁到邻近燕京的平州,显然是为再次进取燕京和对北宋作战作准备。第二次从北宋手里夺得燕京后,就将中书省、枢密院“移置燕京,凡汉地选授调发租税皆承制行之”^[37]。相继充当宰相的刘彦宗、时立爱、韩企先等,都出身于燕京及其邻近地区著名的豪族。后来,金朝改革官制,在上京建立尚书省、枢密院,燕京改设行台尚书省和元帅府,管理“汉地”军政事宜。“诸州郡军旅之事,决于帅府。民讼钱谷,行台尚书省治之”^[38]。行台尚书省和元帅府的主要负责者都由女真人充任,下面参用汉人豪族。金朝还任用女真贵族如宗弼(兀)等人领行台尚书省、都元帅,“兼总其事”,总揽大权。此外,又设有燕京留守,处理燕京事务,留守照例由女真贵族充任,副留守常由汉族官僚充任。可见,和辽代一样,金朝政权就其阶级实质而言,是女真、汉等族剥削阶级的联合统治。

1141年,南宋、金订立和约,金朝在北方的统治得到相对的稳定。1149年,女真贵族完颜亮发动宫廷政变,夺得皇位,改元天德。天德三年(1151年)三月,完颜亮下令“广燕城,建宫室”。四月,正式决定迁都燕京。他派遣张浩、卢彦伦等负责这一工作。^[39]营建燕京的工作,先后进行了三年左右时间。贞元元年(1153年)三月,正式迁都,并将燕京改为中都,改析津府为大兴府。从前代的陪都到金代成为首都,北京在全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又大大提高了一步。

金朝将首都由上京南迁,并不是完颜亮的一时冲动,其中有政治原因,也有经济原因。从政治上说,金朝与南宋以淮河和大散关为界,北方广大农业区都归于金朝的统治之下。比起辽朝来,金朝的疆域要大得多。金朝的首都上京会宁府,远在东北,对北方农业地区进行统治有很多不便之处。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淮水以北广大地区的控制,完全有必要将政治中心往南迁移。从经济上说,上京处于松花江流域,土地贫瘠。为了供应统治者和官僚机构的消费,必须每年从北方农业区征调大批物资。要由北方把大批物资转运到东北松花江流域,是很困难的,所以“是时上封事者,多陈言以会宁僻在一隅,官难于转输,民艰于赴诉”^[40]。完颜亮在迁都的诏书中说:“人拘道路之遥,事有岁时之滞。凡申款而待报,乃欲速而愈迟。……又以京师居在一隅,而方疆广于万里,以北则民清而事简,以南则地远而事繁。深虑州府申陈,或至半年而往复;闾阎疾苦,何由期月而周知!供馈困于转输,使命苦于驿顿。”^[41]诏书中关心人民“疾苦”之类,当然是骗人的鬼话。但是,迁都一则因为“方疆广于万里”,只有南迁才能加强对“地远而事繁”的南部农业区的控制;二则是为了解决“供馈困于转输”的经济问题。确是符合事实的。所以,金朝政治中心的南移,可以说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南移最合适的建都地点,自然非燕京莫属。金代有人说得好,“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崄,南压区夏,若坐堂隍,俯视庭宇”,可以控制南北,“盖京都之选首也”^[42]。优越的地理位置,再加上长期以来在政治上的重要地位,使它成了金朝的新首都。

为了营建中都,金朝几乎动员了全国的人力物力。从役的民夫、工匠和士兵,有的记载说达一百万人^[43],有的记载说是一百二十万人^[44]。仅以筑城而言,“筑城用涿州土,人置一筐,左右手排立定,自涿至燕传递,空筐出,实筐入,人止土一畚,不日成之”^[45]。史书记叙可能有夸大,但反映了当时工程的浩大和对劳动力的滥用。营建时间紧迫,官吏暴虐,“既而暑月,工役多疾疫”^[46],“死者不可胜计”^[47]。修治燕京大内(宫殿)所需的“颜色、胶漆、金翠、珠玉、布麻、铜铁”以至“鹞子、鹌鹑之类,皆出民间”^[48],“营造累年,殚竭民财,不可胜计”^[49]。新的中都城,是无数劳动人民用血汗建造起来的。

中都城是以原来的燕京城为基础扩展而成的。“西南广斥千步”^[50],其他几个方面也都有所扩展,只有北面没有变化。扩展后的中都城,据明代测量,“周围凡五千三百二十八丈”^[51]。据新中国成立后勘测,约合五千六百丈。两个数字是基本一致的,可知中都城周长应在三十五里至三十七里之间。^[52]其东北城角在今宣武门内翠花街,东南城角在今永定门火车站西南,西南城角在今凤凰嘴村,西北城角在今军事博物馆南。^[53]至今凤凰嘴村附近尚留有一段近十丈长的金代土城遗址。全城有十二门,每面三门,“正东曰宣曜、阳春、施仁,正西曰灏华、丽泽、彰义,正南曰丰宜、景风、端礼,正北曰通元(玄)、会城、崇智”^[54]。全城基本上是一个正方形,但南北较东西略长。南墙正中的丰宜门和北墙正中的通元(玄)门遥遥相对,是纵贯南北的全城中轴线的两端。现在北京西南有一个地方,叫会城门村,就是会城门旧址。民间还习惯把广安门叫做彰义门,这也是沿袭金代的旧称(实际上彰义门旧址在广安门外西南)。

中都城内规则整齐,共分六十二坊。城的东半边即东南、东北,共二十坊;城的西半边即西南、西北,共四十二坊。每坊有坊门。中都城仍设两县分治,东为大兴,西为宛平。中都建成后,金朝政府曾下令征调“四方之民”“实京师”,因此中都人口比以前增加了很多。具体数字虽不可知,但整个大兴府(包括十县一镇)共有户二十二万五千余,比起辽代来,增加了一倍以上^[55],从这一事实也可以想见金代中都人口增长的情况了。

皇城在中都的中央而偏南。在兴修以前,完颜亮“遣画工写京师(指原北宋首都汴梁)宫室制度,至于阔狭修短曲画其数,授之左相张浩辈,按图以修之”^[56]。可见,金的中都皇城宫室是模仿汴梁的宫室制度的,但是,其中也保留了辽代的一些原有的宫殿,例如仁政殿,并非完全从头来起。皇城周长九里三十步,有四门,正南是宣阳门,正东是宣华门,正西是玉华门,正北是拱宸门。宣阳门正对着丰宜门。在宣阳门内,有驰道和东西千步廊,再往北就是宫城,宫城的南门叫做应天门。在宣阳门与应天门之间,有太庙、尚书省、会同馆(接待其他政权使臣的场所)和一些官署,宣阳门、应天门和皇城北面的拱宸门,都在全城的中轴线上,说明皇城的建造和全城密切结合,有完整、周密的布局。

宫城内最主要的建筑是大安殿。它是金朝统治者举行重大仪式的地方。现在白纸坊西街城外段与滨河南路交叉处以北较大的一处遗址,可能就是金大安殿所在地。从大安殿往北,就是辽代的旧宫殿仁政殿,这是金朝皇帝平时上朝接见臣属的地方。宫殿内共有“殿三十六,楼阁倍之”。出宫城西边玉华门,是金朝统治者游览玩乐的园池,称为同乐园,里面有瑶池、蓬瀛、柳庄、杏村等名胜。

中都的宫殿“金碧翚飞,规模壮丽”^[57],极尽奢侈华靡之能事。南宋的使臣也说它“穷奢极侈”^[58]。在建成后,有一次为了“改造殿庭诸陈设物”,即须“日用绣工一千二百人,二年毕事”^[59],仅此一项,可以想见,封建统治者的穷奢极欲到了何等地步。

中都建成后,金朝又在中都城郊建立若干处离宫。大定十九年(1179年),金朝统治者在中都东北建造离宫,名大宁宫,经过几次改名,最后定名万宁宫。在这一离宫中,建有楼台亭阁和湖泊,“曲江两岸尽楼台”^[60],写出了当时的富丽景象。湖中有一座小岛,名叫琼华岛。琼华岛上的小山,传说是金朝灭北宋后将汴梁艮岳的假山石运来堆成的,小山上面便是著名的广寒殿。^[61]金章宗时(1190—1208),皇帝常常于三、四月间到万宁宫,八月间再回到城内,每年差不多有半年时间住在那里。除万宁宫外,城南也有行宫,叫做建春宫;城西的香山、玉泉山也都有行宫。但以万宁宫的地位最为重要。

在中都建成后,金朝政府还曾开凿运河,想以此保证中都的物资供应。当时山东、河南、河北的税粮和其他征调的物资,都由水道运到通州(今北京通州区)。通州到中都,原来有漕渠可通,但因“通州而上,地峻而水不留,其势易浅,舟胶不行”,所以常从事陆运,“人颇艰之”。金世宗大定五年(1165年),曾发“宫籍监户、东宫亲王人从及五百里内军夫,浚治”漕渠,但没有能解决问题。大定十年(1170年),“议决卢沟以通京师漕运”,即从中都西边卢沟河(今永定河)开口(称为“金口”)引水东下,经今八宝山北麓,入中都城北的护城河,直到通州以北,入潞水(今白河)。开凿这条运河,原想从此“诸路之物可径达京师”,结果渠成之后,“以地势高峻,水性混浊。峻则奔流漩洄,啮岸善崩;浊则泥淖淤塞,积滓成浅,不能胜舟”,实际上没有起多少作用。后来,因为害怕上游河水暴涨,泛滥成灾,干脆发工“塞之”^[62]。这一工程完全失败。通州到中都仍靠陆路运输。

卢沟运筏图

中都建成后,金朝统治者还就加强中都与南北各地的交通采取了一些措施。其中之一,便是卢沟桥的建造。卢沟桥渡口,自古以来便是燕蓟地区通往南方的要津,原来在这里设有浮桥和木梁桥。随着中都的建成,卢沟桥渡口的交通日益频繁,浮桥或木梁桥已不能适应需要。金章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金朝统治者下令建造石桥,明昌三年(1192年)三月建成。新建的卢沟桥全长二百六十米五,宽七米五,桥下有十一个拱券,是当时我国北方最大的石桥。桥的石栏杆柱头,雕刻有千姿百态、神情生动的石狮子,是我国古代雕刻艺术的杰出成就。^[63]这座宏伟瑰丽的石桥,是我国劳动人民聪明智慧的结晶。13世纪下半叶,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游历中国,看到这座石桥,对它作了详细的描写,表示了由衷的钦佩。

和辽代一样,金朝的历代统治者也是狂热的佛教崇拜者。由于统治者的提倡,佛教极盛,中都内外,除了原有的寺庙之外,又出现了不少新的庙宇,因此,“都城之内,招提兰若如棋布星列,无虑数百,其大者三十有六焉”^[64]。金初,盛行的是佛教中的律宗,后来,禅宗取而代之,风靡一时。金朝后期,禅宗的万松和尚受到统治者的尊奉,声势显赫,在政治上很有影响。此外,金朝统治者对道教也很重视,著名的道观白云观,原建于唐开元时,金章宗时改建,当时叫太极宫,金章宗曾多次到这里。太极宫的历任提点,都受到统治者的宠遇。这所道观,屡经修治,至今犹存。金朝末期,全真道开始盛行。全真道提倡禁欲与苦行,有利于麻痹劳动人民的反抗意志,因此也得到统治者的保护和提倡。中都内外,全真道道观相继兴建。

在中都郊区及京畿各县,女真族和汉族的官僚、贵族、豪强、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女真贵族利用政治权势,圈占很多土地,有的人占地达八百顷之多。^[65]汉族的地主如京畿永清张氏,“家饶财,畜牧满野,上腴居邑之半”^[66]。至于马、萧、刘、韩等世代豪门,更可想而知。金朝统治者还把原在东北的女真族人,按猛安(千户)、谋克(百户)的编制,迁到河北各地,其中有不少分布在中都郊区及京畿各县。金朝统治者这样做的目的,是制造民族矛盾,加强自己的统治。为此,还从当地原有的土地中一再“拘刷”良田来分配给他们,结果,受害的主要是汉族劳动人民。但是,真正从中得到好处的是猛安、谋克中的上层人物,他们得到大量良田,再出租给汉族劳动人民耕作,收取地租,自己则“惟酒是务”,过着不劳而食的腐朽生活。而猛安、谋克中的下层群众,只能分到一点甚至根本分不到土地,“砍芦为席,或斩刍以自给”^[67],过着十分困苦的生活。很清楚,中都地区广大农村中的基本矛盾,是以女真、汉等族地主为一方,女真、汉等族劳动人民为另一方的两大对抗阶级之间的矛盾。

13世纪初,北方草原蒙古族兴起。120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号成吉思汗。1210年,成吉思汗发动了对金朝的战争。1211年9月,大败金军,从间道夺取了中都西北的居庸关。对于中都来说,“居庸最为要害”,居庸一失,中都立刻受到威胁,因此金朝统治者十分恐慌,急忙下令戒严,但是,蒙古军没有集中力量进攻中都,而是分兵掠取河北、山西的一些州县,还袭取金朝的群牧监的马匹,“几百万匹,分属诸军”,壮大了自己的力量,遂即退去。^[68]蒙古军的进攻引起了金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1213年8月,金军将领胡沙虎发动政变,带领军队从北面突入中都的通玄门和西边的彰义门,杀死金帝完颜永济,另立完颜珣为帝,这就是金宣宗。十月,金军其他将领又杀死胡沙虎。这时蒙古军再次发动进攻,“河北郡县尽拔”,从河北到山东,只有中都等十一城尚为金朝保有。贞祐二年(1214年),金朝遣使求和,蒙古军勒索大批金帛、童男女和马匹,于四月间由居庸关退出。五月,金宣宗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以皇太子留守中都。这次迁都实际上是十分狼狈的逃窜,随着统治者的出走,中都的许多居民也仓皇逃散,流离失所。“卷地狂风吹塞沙”,元初大剧作家关汉卿的作品《闺怨佳人拜月亭》,便是以这次迁都为背景,描述了广大人民流离失所的悲惨情况。成吉思汗听到了金朝南迁的消息,十分恼怒,认为金朝并不是真正想要议和,只是一种缓兵之计。于是又发动了对金的战争。

蒙古军这次的出征路线分两路。一路以木华黎为统帅,征辽东;一路以三合拔都和契丹人石抹明安等为统帅,引兵南进。在金朝政府南迁途中,主要由契丹族组成的糺军叛变,投降了南进的蒙古军。糺军熟悉河北地理,就为蒙古军作先锋,夺取了河北许多地方。金皇太子闻讯,连忙南逃,留下丞相完颜承晖、尚书左丞抹撚尽忠等守卫中都。贞祐三年(1215年)正月,蒙古军取通州,逼近中都。中都金军将领右副元帅蒲察七斤出降。“七斤既降,城中无有固志”,而且城中粮食来源完全断绝,“人相食”^[69],处于绝境。金朝两次派兵来援,都在中途被击溃。四月,蒙古军“攻万宁宫,克之”。兵临中都城下。五月初,完颜承晖自杀,抹撚尽忠开通玄门逃跑,“城中官属父老缁素,开门请降”^[70]。中都自此归于大蒙古国统治之下,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大安三年(1211年),就在蒙古军大举进攻前夕,中都曾发生大火,“延烧万余家,火五日不绝”,城市受到很大破坏。在蒙古军攻取中都过程中,城市进一步遭到破坏,“雄丽为古今之冠”^[71]的中都宫殿,有不少在围城中因缺乏柴薪,陆续被拆除,但还保留下了一部分。总的来说,中都城已相当残破了。

大蒙古国的著名政治家耶律楚材,原来是完颜承晖属下的一名官员。他当时也在被围的中都城中,亲身经历了这一历史事件。后来,他在一首诗中简要地叙述了中都城陷落的经过:

天子潜巡狩,宗臣严守陴。

山西尽荆枳,河朔半豺狸。

食尽谋安出,兵羸力不支。

长围重数匝,久困再周期。

太液生秋草,姑苏游野麋。

忠臣全节死,余众入降麾。^[72]

【注释】

[1]蓟的得名,据说是由于这里到处生长着开紫红花的蓟草的缘故,参见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五,《杂志二》。隋代改幽州为涿郡。唐代又称幽州。唐玄宗时一度改称渔阳,但不久又改回。

[2]参见《太平寰宇记》卷六九,《幽州》引《元和郡国志》。

[3]悯忠寺,明正统中改称崇福寺,清雍正时改为法源寺,至今仍存。

[4]白居易:《长恨歌》。

[5]《辽史》没有记载改称燕京的具体时间,此处据《金史》卷二四,《地理志四》。

[6]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许亢宗《乙巳奉使行程录》。按,许亢宗是宋徽宗宣和七年(即金天会三年,1125年)出使金朝路过燕京的,这时辽刚灭亡不久,北宋军据守燕京,城市尚保持辽时面貌。在此以前,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出使辽朝的宋使路振,也曾记燕京城“幅员二十五里”(路振:《乘轺录》。此书有不同版本,文字出入颇大,以《皇朝类苑》本较佳),和许亢宗所记相近。《辽史》卷四〇《地理志四》说燕京“城方三十六里”,疑有误。扩展后的金中都亦不过三十五里左右。过去有人认为许亢宗所记二十七里“系三十七里之笔误”,恐不可信。又陈乐素先生考证,《乙巳奉使行程录》作者应为钟邦直。

[7]《辽史》卷四〇,《地理志四》。

[8]《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许亢宗《乙巳奉使行程录》。

[9]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一。

[10]清乾隆时,在今琉璃厂发现辽代官僚李内贞的墓志铭,称其地为燕京东门外之海王村。(参见钱大昕:《潜揅堂文集》卷一八,《记琉璃厂李公墓志》)又,辽末,北宋军攻打燕京,“夺迎春门……阵于悯忠寺前,辽军与之巷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宋军大败可知东门应在海王村与悯忠寺(后改法源寺)之间。参见光绪《顺天府志》卷一,《城池·辽故城考》。

[11]参见《辽史》卷四,《太宗纪下》。

[12]《辽史》卷一八,《兴宗纪一》。

[13]《辽史》卷四〇,《地理志四》。

[14]路振:《乘轺录》。

[15]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许亢宗《乙巳奉使行程录》。

[16]王曾:《行程录》。参见《辽史》卷四〇,《地理志四》。

[17]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

[18]王曾:《行程录》。按:《乘轺录》作永和馆,“馆在城南”。

[19]路振:《乘轺录》。

[20]《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一。

[21]《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一。

[22]《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许亢宗《乙巳奉使行程录》。

[23]路振:《乘轺录》。(www.xing528.com)

[24]《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许亢宗《乙巳奉使行程录》。

[25]参见《辽史》卷四〇,《地理志四》。

[26]参见《契丹国志》卷二二,《州县载记·南京》。

[27]路振:《乘轺录》。

[28]参见晁补之:《鸡肋集》卷二四,《上皇帝论北事书》。

[29]参见《元一统志》卷一,《中书省·大都路·古迹》。潭柘寺一直保存到现在。

[30]《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许亢宗《乙巳奉使行程录》。《契丹国志》卷二二《州县载记·南京》同。

[31]路振:《乘轺录》。

[32]苏辙《栾城集》卷四二,《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

[33]路振:《乘轺录》。

[34]《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

[35]《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许亢宗《乙巳奉使行程录》。

[36]金世宗说,燕京“屡经迁变,未尝残破”(《金史》卷八,《世宗纪下》)。

[37]《金史》卷七八,《韩企先传》。

[38]《金史》卷七七,《宗弼传》。

[39]有的记载说修建燕京的主要负责者是孔彦舟,不确,孔彦舟并未参与此事。见《金史》卷八三,《张浩传》;卷七五,《卢彦伦传》;卷七九,《孔彦舟传》。

[40]《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二,张棣《正隆事迹记》。

[41]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二。

[42]《金史》卷九六,《梁襄传》。

[43]参见《正隆事迹记》。

[44]参见范成大:《揽辔录》。

[45]《日下旧闻考》卷三七,《京城总纪》引《析津志》。

[46]《金史》卷八三,《张浩传》。

[47]范成大:《揽辔录》。

[48]《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三〇。

[49]《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三三。

[50]《元一统志》卷一,《大都路·十方万佛兴化院》。

[51]《洪武实录》卷三〇。明代测量元大都南城,“南城,故金时旧基也”。

[52]参见阎文儒:《金中都》,载《文物》,1959(9)。按,《大金国志》卷三三《燕京制度》说“都城四围凡七十五里”。不可信,疑有误。

[53]参见阎文儒:《金中都》,载《文物》,1959(9)。按,《大金国志》卷三三《燕京制度》说“都城四围凡七十五里”。不可信,疑有误。

[54]《大金国志》卷三三,《燕京制度》。按,《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说“城门十三”,北面有四门,多一光泰门。历来研究者大都以为不可信,或以为光泰门即崇智门。但元好问记东平贾洵,“既而改内监,督燕都十三门之役”(《遗山文集》卷三四,《东平贾氏千秋录后记》),和《金史》可以相印证。这个问题还可以进一步研究。

[55]金朝大兴府所属的十县一镇,在辽代人口总计不到十万户,见《辽史》卷四〇,《地理志四》。

[56]《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四,张棣《金虏图经》。

[57]《大金国志》卷三三,《燕京制度》。

[58]范成大:《揽辔录》。

[59]《金史》卷八三,《张汝霖传》。

[60]赵秉文:《滏水集》卷七,《扈跸万宁宫》。

[61]参见高士奇:《金鳌退食笔记》。据《纪录汇编》卷七明宣宗所作《御制广寒殿记》,明朝永乐帝说过,广寒殿所在小山“宋之艮岳也”。按,元代传说,蒙古族兴起北方时,“塞上有一山,形势雄伟,金人望气者,谓此山有王气,非我之利。金人谋欲厌胜之……乃大发卒,凿掘辇运至幽州城北,积累成山,因开挑海子,栽植花木,营构宫殿,以为游幸之所”。这就是琼华岛的由来。(参见陶宗仪:《辍耕录》卷一,《万岁山》)这两种说法都不一定可信。

[62]《金史》卷二七,《河渠志》。

[63]现在卢沟桥上共有各种大小狮子四百八十五个,多数是后代增补的。

[64]《元一统志》卷一,《中书省·大都路·奉福寺》。

[65]参见《金史》卷四七,《食货志三》。

[66]陆文圭:《墙东类稿》卷一三,《慈悟居士墓志铭》。

[67]《金史》卷四七,《食货志二》。

[68]参见《元史》卷一,《太祖纪》;卷一二二,《槊直腯鲁华传》。

[69]《元史》卷一五三,《王檝传》。《金史》卷一〇一,《承晖传》、《抹撚尽忠传》。

[70]《元史》卷一五〇,《石抹明安传》。

[71]《大金国志》卷二三,《东海郡侯纪下》。

[72]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卷一二,《怀古一百韵寄张敏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