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燕京的重要性及政治转变

二、辽代的燕京

辽朝是契丹族建立的。契丹原来统治的地区主要在东北,居民大多从事游牧生活。以汉族为主、人口稠密的农业区燕云十六州并入以后,契丹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太宗会同元年(938年),紧接着合并燕云十六州以后,契丹统治者对统治机构作了调整,进一步健全了南北两院制度,北院管理契丹和北方其他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南院管理今河北、山西一带汉族居住地区,并设置了三个都城,即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南京幽都府(后改析津府,今北京)和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用来适应统治这个多民族国家政权内不同经济类型地区的需要。后来,又添设了中京和西京,成为五京。辽圣宗开泰元年(1012年),南京改称燕京。^[5]在五京之中,上京是首都,其他四个是陪都。但从规模来说,燕京最大,人口也最多。正是在辽代,燕京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大大提高,开始由地区性的行政首府向全国性的政治中心过渡。

燕京城大体上就是原来的幽州城,当然也有一些变动。城周长二十七里^[6],城墙“崇三丈,衡广一丈五尺。敌楼、战橹具”^[7]。东、西、南、北各有两门。城墙外有“地堑三重”^[8],城门上有吊桥^[9]。城址在今北京西南广安门一带,其东城墙应在今法源寺与琉璃厂之间。^[10]

上面已经说过,安史之乱后,幽州长期为藩镇割据。这些独霸一方的土皇帝,不把唐朝的天子放在眼里,自己就在幽州城里造起了宫殿。辽太宗会同三年(940年),太宗耶律德光第一次来到南京,在元和殿举行典礼,在昭庆殿举行宴会,这些显然都是前代藩镇留下来的建筑。^[11]辽代前期,没有在南京另行修建宫殿。直到取得南京一个世纪以后,辽兴宗重熙五年(1036年),才正式决定“修南京宫阙府署”^[12]。宫阙大概是在原有宫殿基础之上扩展的。扩展以后的皇城宫阙,在城市的西南隅,“皇城内有景宗、圣宗御容殿二,东曰宣和,南曰大内。内门曰宣教,改元和;外三门曰南端、左掖、右掖。……门有楼阁,球场在其南,东为永平馆。皇城西门曰显西,设而不开;北曰子北。西城巅有凉殿,东北隅有燕角楼”^[13]。整个皇城“幅员五里”^[14]。辽亡后,北宋朝使臣经过这里,看到皇城,为其壮丽而惊叹。^[15]

燕京的子城即皇城,“就罗郭西、南为之”^[16],罗城即外城。也就是说,皇城的南墙和西墙,就是燕京城南墙和西墙的一部分。因此,在皇城之南的球场,定在燕京城外。球场是打马球的地方。这种始自唐朝的体育活动,在辽代仍然非常流行,连宫廷中也专门设有球场。后来,金人第二次攻陷燕京,金军将领就在球场与北宋官员相会。^[17]永平馆在球场之东,亦在南城门外,这是接待北宋使臣和官僚贵族宴会的场所,“旧名碣石馆”^[18]。皇城东、西、南、北都有门,东门叫宣和门,南门叫南端门(左掖、右掖应是南端门两旁的小门),西门叫显西门,北门叫子北门。平时“三门不开,止从宣和门出入”^[19]。辽朝末年,北宋军自东门突入燕京城内,占据了燕京城八门。辽军固守皇城,城外的辽军则“自南暗门入内,诸门皆启,铁骑突出”^[20],北宋军不及提防,结果大败溃退。南暗门应即皇城南门,平时不用,故称暗门。“诸门皆启”之“诸门”,应指皇城各门。城外辽军自皇城南门入内,由皇城东、北诸门突入市内,使北宋军措手不及。皇城与外城的关系,由此事可见一斑。

也正是在这一次战斗中,北宋军与入援的辽军先“战于三市”,北宋军少却,“遂至双门楼”,且战且行,“至悯忠寺前”^[21],最后退到东门。别的记载也提到“城北有三市”^[22]。“三市”,也就是燕京的商业区,在城市的北部。

燕京城内共分二十六坊,每坊都有门楼,上书坊名,“有罽宾、肃慎、卢龙等坊,并唐时旧坊名也”^[23]。可见坊的制度,沿袭前代,没有什么变化。城内大小街道整齐端直,“大康广陌,皆有条理”^[24]。唐代后期起,幽州城设两县分治,东为蓟县,西为幽都县。辽代也沿袭这一制度,东西两县,东为析津,西为宛平。析津民户两万,宛平民户两万二千。^[25]有的记载说,燕京人口三十万,可能有些夸大。^[26]城中居民主要是汉人,“中有胡服者,盖杂契丹、渤海妇女耳”^[27]。契丹统治者有意识地把契丹、奚等族人民移到燕京一带居住,与汉人杂处,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28](www.xing528.com)

辽朝的历代统治者,崇尚佛教,“侯王贵宗,倾赀竭产,范金镂玉,以寓朝夕之敬,惟恐其后”。燕京城内及近郊,佛教寺院特别兴盛,“其魁杰伟丽之观,为天下甲”。其中有前代建造的悯忠寺、驻跸寺(唐代建,原名宝刹寺,辽代曾为统治者巡游驻跸之所,故改名驻跸寺)等,又有其时修建的昊天寺、开泰寺等。昊天寺是以“雕华弘冠,甲于都会”的贵族府第改建的。元代杂剧《昊天塔孟良盗骨》,以北宋将杨景、孟良到辽幽州昊天寺盗杨业骨殖为题材,可见昊天寺是很有名的。开泰寺原来也是贵族的宅第,“殿宇楼观雄壮,冠于全燕”。这两所寺院都在城内。在燕京郊区,还修葺了著名的潭柘寺。^[29]

燕京归入辽朝统治以后,实际上成了辽朝的经济中心。这是因为它有几个有利条件。首先,燕京是辽统治下的农业地区中最大的城市,它的周围地区有比较发达的农业,“膏腴蔬窳、果实、稻粱之类,靡不毕出,而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燕京很自然地成为农产品最大的集散地。同时,这里的手工业也有相当的规模,“锦绣组绮,精绝天下”^[30],因而又是手工业品的一个很大的市场。其次,燕京地处南北交通的枢纽,来自北宋统治区的各种货物先运到这里,而北方草原牧区的各种产品,也都往这里集中,进行交换。由于以上原因,燕京城市北部的三市,成了辽朝统治地区内最大的商品市场。

辽朝政府对燕京地区的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与压迫,“服田之家,十夫并耨,而老者之食,不得精凿。力蚕之妇,十手并织,而老者之衣,不得缯絮。征敛调发,急于剽掠”^[31]。燕京地区的汉族地主,是辽政权在这一地区统治的社会基础。这一地区的韩、赵、刘、马等家族,占有大量土地和财富,在辽政权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例如,赵延寿,曾任燕京首任留守,封拜王爵;韩延徽,则被认为是辽的开国佐命功臣。北宋的使臣苏辙,查访燕京地区的情况,得出结论说:“北朝之政,宽契丹,虐燕人,盖已旧矣。然……止是小民争斗杀伤之狱,则有此弊;至于燕人强家富族,似不至如此。”^[32]另一个北宋使臣说,燕京地区,“耶律、萧、韩三姓恣横”^[33]。耶律、萧是契丹贵族,韩则是汉族豪强。可见,燕京地区的阶级关系,从根本上说,就是契丹、汉等族的地主阶级联合起来,剥削和压迫各族劳动人民。

12世纪初,东北的女真族崛起,反抗辽朝的统治,后建立金朝。辽国屡战屡败。北宋政权以为有机可乘,便与女真联络,订立盟约,从南北两面共同攻辽,约定女真攻中京(今辽宁宁城县境),北宋攻燕京,灭辽后北宋将献给辽的岁币,转献与女真。1122年,金军攻占中京,辽天祚帝西奔。北宋以宦官童贯为统帅,以新招降的辽军将领郭药师为先锋,发军十万,攻打燕京。北宋军前锋一度突入燕京城内,但增援的辽军迅速赶到,双方展开激烈的巷战,北宋军失利,被迫退出城外。其余北宋军自行烧营逃跑。童贯为了逃避罪责,暗中请求金人发兵。这一年冬天,金军攻下燕京。北宋要求交还燕京及其邻近地区,金人责备北宋军没有配合。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金人答应将燕京等地交给北宋,但要北宋在“岁币”之外,另交“燕京代租钱”一百万贯。北宋完全接受了这个屈辱的条件。金军于第二年四月撤出燕京及邻近地区,临走时将燕京的财富、人口抢劫一空。北宋得到的几乎是一座空城。腐朽透顶的北宋王朝,居然自吹是“不世之功”,大肆庆贺,加官晋爵,立《复燕云碑》,并把燕京改名为燕山府。

北宋接收燕京及其邻近地区后,横征暴敛,比起辽的统治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以盐税而论,辽代一贯四百文买盐一百二十斤,约十二文钱一斤。北宋接管后,每斤涨到二百五十文至二百八十文,增加了二十余倍。经手的官吏“致此丰富,有至巨万者”。北宋还派降将郭药师驻守燕京,郭药师的军队称为“常胜军”,横行霸道,“所至豪横,四邻不能安居”。北宋朝廷却对之纵容包庇,无所不至,“内则屋业,外则土田,悉给常胜军,而燕山土著洎平州遁还之人,悉无居止无生业”^[34]。宣和七年(1125年),“燕山大饥,父母食其子,至有病死尸插纸标于市,人售之以为食”。对于这样严重的灾荒,北宋朝廷却上下相蒙,置之不理,镇守燕山府的官员“方献羡余四十万缗为自安计”^[35]。这样一个完全不顾人民死活的政府,自然也就得不到人民的任何支持。

正是在“燕山大饥”的同一年,金朝俘虏了辽天祚帝,消灭了辽朝的残余力量。紧接着,便把矛头指向北宋。十月间,发兵两路南下,东路迅速攻取了燕山府。郭药师又一次投降,成为金灭北宋的前锋。从此,燕京归于金朝统治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