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联合的历史借鉴探索：意识转型与人的成长研究

四、意识联合的历史借鉴

1787年，费城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平等协商的方式建立国家的先河，也是人类意识模式发生质的飞跃的标志。

面对一个国家的建立，不同的人、不同的地区都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相互之间的看法和观点也有着天壤之别。从会议进展的艰难程度可以看出利益争议之大。每一条都要单独表决，而且各州都会有不同的意见提出，有些条款还要进行不断表决，有一个议题甚至表决了70次之多，可见艰难程度。

如果以传统的观念来认识，用人与人之间进行协商的方式来建立国家，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也许让大家停止争吵和纷争最有效、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依靠强权来建立国家。

试想一下，如果华盛顿依靠权威实行专制，或者参与会议的成员也抱着专制思维，那么就不可能产生一部划时代意义的宪法，也不可能在人类历史上诞生一个崭新的国家。但是为什么美国的开国元勋不是以强权的方式去建立一个国家，而是采用共同协商的方式，并且能够取得成功呢？

有人认为美国宪法的制定是妥协的产物，如果是妥协，最有可能的是向传统妥协，向专制妥协。纯粹的妥协并不会有开创性的进步意义，只能够依附于过去的模式。根本的原因在于人们的意识模式，在北美人民不断追求独立的实践过程中，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

尽管有众多的因素促成了民主体制在美国的率先确立，但还是要回到“我是我的存在”这一根本推动力上来。实际上，民主体制的建立，从根本上来说是符合人的发展规律的，或者是符合人的根本动力——意识自由的。人的发展就是要实现意识模式的飞跃，最终要落实在人与人之间的意识关系上，在此基础上，才能够说人的意识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从民主的根源来说，起到基石和决定作用的，就是人本身的独立，可以说整个的美国精神的核心就是人的独立。当然这种独立并不仅仅是生存意义上的独立。生存意义的独立仅仅是表象，其本质是主体性的确立，是“我是我的存在”的现实展现。

如果从人的独立性发展，或者意识主体性的实现来说，那么1787年的费城会议达成建立国家的民主宪法就是水到渠成的结果。这种人的独立性确认，或者说人本身的确认，从英国革命到光荣革命，从君主立宪制的民主实践到新教作为异端逃离思想专制的禁锢，踏上北美殖民地，签署《“五月花号”公约》，再到独立战争，就一直延续着。

并不是那些所谓的开国元勋多么具有智慧，而是整个社会的意识系统建立在了人的主体性独立的基础上。

只有基于对人的意识独立性的确认，才可能有人与人平等的确认，继而有平等的协商和意识的融合。如果人们的意识处于获取型的意识模式之下，依附于支配权力，没有主体的独立性，那么所谓共同协商达成一致，就是不可能的，这也是平等协商的意识模式的基础。

作为意识模式发生转变的标志，《“五月花号”公约》更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份政治性契约。“这个社会的每个个体都一致认可这个团体，制定契约，并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国家。”哲学家们认为，这是政府合法存在的唯一来源。

有人说，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它的意义几乎可以与英国的《大宪章》、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等文献相媲美。美国几百年的根基就建立在这短短的几百字之上，信仰、自、自治、法律、法规……这些关键词几乎涵盖了美国立国的基本原则，今天美国总统宣誓就职时依然是手按《圣经》，向全体公民保证遵从和信守宪法与法律。

分析“信仰、自愿、自治、法律、法规”这些关键词，不难发现，这些根本性的理念，并不是停留在制度的层面。这些词语所表达的，恰恰就是对于人的独立性的认知。由此出发，才会有乡村自治的形成，才会有从人依附人体制下解放出来，服从于法治的理念产生，才会有保证主体独立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从费城制宪会议具体的议事程序来看，就可以清醒地发现，建立在人的独立主体性基础上，人的意识是如何进行自由连接的。

费城会议规则规定，代表发言必须站起来面对主席，先称主席“先生”，然后把会议主席作为表达自己意见的对象。在提到在场的他人时，要用第三人称。这样，即使有对立的观点，发言人也只是在向主席陈述自己的意见，而不是与自己有不同意见的人争执，而主席则是中立的。这些规则源自于英国的国会规则，到今天都保持着。^[1]

与其说这是一种议事规则，不如说这是一种“意识规则”，这种意识规则的前提就是，人作为独立的存在具有自由意志，而这种自由意志是不被凌驾的，正是在意识规则保证下，人的群体性思维才会发挥巨大的作用。

实际上，代表的协商之所以能够达成一致，不是彼此让步妥协起到根本的作用，而是人们的自由意识选择的结果。表面上看起来，人的意识都是独立的，但是作为意识主体来说，却有着最为基本的共识，那就是自由本身。自由本身并不仅仅意味着人的自由选择性，还意味着为自由选择行为划定了公正边界。那就是在进行自由选择的时候，这种选择既要保证自身自由的实现，也要保证他人自由的实现。

如果自己所追求的自由侵害了他人的利益，那也就意味着人本身超越了自我的边界成了“非我”的存在。超越自我边界的自由，也就不是真正属于自己，而仅仅是侵害他人利益的外在掠夺或者获取，本质上是对自由的践踏。(www.xing528.com)

由此可以看出，意识自由在实现自身自由的同时，又是如何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意识连接的。实际上，只有在实现人的独立性与主体性的基础上，才能够产生个体思维和个体思维的联结，即群体思维。这也就是为什么只有在独立的人之间，才能够进行平等协商的原因所在。可以说，这种平等的协商，是独立的人之间必然的一种关系。

就北美殖民地的独立实践来看，在当时的情况下，已经实现了人本身的独立，无论是在生存层面的生活方式，还是在人的思想意识层面。所以北美独立战争，并不仅仅是完成了国家独立那么简单，更是涉及人本身独立的问题。

就整个北美殖民地社会而言，在宪法制定之前，人的意识模式已经与传统社会产生了质的不同。人们从独立的人的角度来思考国家的建立，而不仅仅从传统意义的、维持生存共同体的角度来讨论如何建立国家。

只有在人的主体意识独立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说在共同意志的基础上建立起组织或者国家，否则人们只能在无意识的驱使下，处于不断的意识纷争中。最终组织或者国家，就只能在掠夺中，在权力的压制与控制中建立起来，这个时候根本谈不上共同意志，人们都只是受获取型的意识模式支配。

对比辛亥革命及“中华民国”的建立过程，就会发现截然不同的情况。1924年由孙中山倡导的粤、奉、皖三角同盟，拉开了倒直的序幕，后来在冯玉祥的兵变中，直系政权被推翻，冯玉祥、张作霖拥戴段祺瑞主政，段祺瑞便与冯、张力邀孙文尽快北上“共商国是”，以解决善后事宜。本来这也是民主建国的良好契机，但是各方却为利益之争，不惜反目成仇。

有一个历史史实特别耐人寻味：

当时，为相见方便，老段把孙文一行安排在与执政府一箭之遥的顾维钧家（仅隔一条马路）。然而，因“两会”之争，两位巨子近在咫尺，这次却没见面。

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不知缘于何种考虑，居然也在孙文抵达前离开了北京，到不远不近的张家口躲着去了。一直到孙文过世，冯玉祥也没有露面。这位自称信奉了基督，又信奉了孙氏的三民主义的军头，竟主动放弃了与孙文见面的机会，实令人困惑。

时隔八十多年再看，无论是“善后会议”，还是“国民会议”，表面上看，都是为了把直系势力排除在国家事务之外，都想制定一部好的宪法、组成一个好的政府，都想一劳永逸地解决国家的和平统一问题，只是名分不同而已。

但究其实质，却不得不承认，务实的段氏倡导的善后会议更具可操作性；而孙氏的以人民团体决定国家事务的倡议无法操作，属渺远的政治理想。^[2]

同样是为了建立民主的宪政国家，一个不惜血流成河最终也无法达成一致，一个却在自由协商的氛围当中，对历史作出巨大的推动。表面看起来目标相同，但是结果却完全两样。这还要从民主的文化心理上寻找原因，国内变革的真正起因，其实并不是来自于内部，而是来自于外敌的入侵，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应激”形式下，才产生了人的意识觉醒。尽管引入了大量的意识思潮，并且追求民主的思想意识也在其中，但客观地说，这些东西在当时还仅仅是一个“舶来品”。

在人的意识层面，所谓的思想启蒙也只是处于“应激”状态，还远远没有达到自我认知、人格独立的阶段，更不要说人主体性的确认。所以在当时，人们虽然具有民主的热情，也有为了建立民主制度而进行的战争，但是却缺乏最为基本的民主实践，那就是促使主体性人格形成的人的独立性实践。再加之中国数千年的帝国专制统治，所谓改朝换代也仅仅是一种压迫代替另一种压迫。追求民主却以反民主的方式来进行，最终的结果就只能是泡影而已。

外部控制一旦消失，那么在获取型意识模式支配下的争夺就不可避免。在支配与控制欲望占主导的情形下，根本就不会有建立在人的独立性基础上的平等协商，要么支配别人要么被别人支配。

辛亥革命的历史局限恰恰在于人们的意识深处，大家都处在获取型的意识模式之下，所谓的民主还仅仅是停留在幻想的层面，并没有真正落实在人的意识模式改变中，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还是在文化潜意识模式下行事。

尽管民主是人们的一种向往，但是缺乏普遍的思想基础，这个思想基础，并不是接收了一些思想启蒙就可以建立的，而是要落实到意识关系当中。而建立在主体平等基础上的平等协商，恰恰是意识民主所要走的必然道路。但更为深厚的基础则在于人们独立精神，在培养独立意识的生活实践中。

民主制度虽然作为人类制度文明的成果，被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所采用，应该说已经成为了人们的共识，但是民主往往也被认为仅仅是一种制度上的存在，似乎建立了这样的制度，或者进行投票选举就算实现了民主。但本质意义的民主的实现，却是在人们自身实现独立之后，人们的意识进行联合的自然过程。

就像是费城会议，人们用不着为了彼此观点的不同而大打出手，只要恪守独立平等自由的底线，那么人们就可以进行意识上的联通，去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民主的社会并不仅仅体现在制度层面，更重要的体现在人们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意识的沟通，或者说人的意识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

人的意识领域是最容易出现分歧的领域，也是最能够体现人与人基本关系的领域，但实际情况是，人们并没有真正成为自己意识的主人，更谈不上在意识关系中成为主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