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指南
人是社会的人，人的发展总是与其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将塑造出不同的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经历了复杂的发展历程，与此相适应也造就了不同类型的人，形成了从单向的“道德人”到异化的“政治人”，再到理性的“经济人”并逐步走向理想的“全面人”的演进轨迹。从我国人的曲折发展历程中，可以更科学地理解江泽民关于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努力追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思想，更深刻地认识这一思想对当前我国人的发展的重要指导意义。
1.“道德人”的历史命运
“道德人”是指从道德角度选择自身行为的个人，它所要求的价值取向是德和善。客观地说，“道德人”并不是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它往往是由统治阶层或上层文人提出并极力推崇的一种道德目标，是“由政府塑造的一种理想化的道德人格”。[109]在中国，“道德人”观念根深蒂固，它是儒家思想的重要体现。无论是君子小人的义利标准，还是“三纲五常”的伦理价值，处处都渗透着儒家道德人的理念。
新中国建立后，为适应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党和政府在全社会大力倡导和普遍塑造了以“集体至上”为显著特征的共产主义道德人格，并由此逐渐形成了建国后我国人的发展的第一种形态——“道德人”形态。这种状况大体表现在20世纪50年代。作为特定背景下塑造的一种特定人格，“道德人”无论是在当时的经济建设中，还是在文化建设中，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在“集体至上”观念的引导下，全国人民能够在党的领导下，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地解决当时新中国面临的重大经济建设问题，使共和国不但顺利地渡过了经济难关，而且经济建设也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较大成绩;也就是在这种观念指导下，人民的思想政治觉悟得到了普遍提高，集体主义观念深入人心，社会风气受到世人赞誉。
但是，无可讳言，“道德人”在当时也潜藏着严重问题。首先，这种人格追求脱离了生产力基础。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道德建设，必须抓住生产力发展这个基础，离开这个基础所塑造的“道德人”，只能是被理想化的道德人格，因而这种“道德人”也就难以普及和长期持续。事实上，无论是“大跃进”还是“人民公社化”运动，很大程度上都脱离了我国当时生产力发展的实际，一味不切实际地追求那种虚幻的境界，最后只能导致梦幻的破灭。其次，这种人格追求离开了利益原则。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10]利益，特别是物质利益，是人类活动目的的真实内容和实质，也是支配和驱使人们活动的能动因素和真实动机，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而“道德人”的追求恰恰脱离了人的利益，特别是个人的物质利益，因此这种理想化的道德人格追求很难普遍地持久地存在下去。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111]而且，当人们长期不顾实际地盲目追求这种空中楼阁式的道德人格时，还很容易滑向异化“政治人”的歧途。
2.“政治人”的异化发展
我们通常把政治生活的参与主体称为“政治人”。所以，“政治人”其实就是指生活在现实中的每一个享有政治权利和承担政治义务的人，也就是政治视域中的公民。由于政治生活本身具有发展的差异性，同时政治运动参与者自身情况也各不相同，因而政治人的表现也各不相同，有时还会出现政治人的异化现象。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人的发展进入了大搞政治运动的“政治人”阶段。在这个时期，由于一系列不切实际的政治运动的不断开展，政治人的发展出现了异化现象，于是就产生了“异化政治人”。这典型地表现在“反右”扩大化，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
异化“政治人”是理想化“道德人”合逻辑的演进。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以及短期内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人民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起来，这种蕴藏在人民内部的巨大政治能量在领导层的号召之下，就迅速地从对政治的热情发展为对政治的狂热。这一时期，由于当时受“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政治挂帅，政治统领一切，致使广大人民群众把对政治的狂热发挥到极至。政治生活成了人们一切生活的主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完全变成一种纯粹的政治关系，人们身上似乎除了政治性之外，就不再具有其它特性了。这样，人就完全变成了政治机器，成为被扭曲了的“政治人”——“异化政治人”。当“政治人”被异化时，原本为人们服务的政治反而成为统治、折磨自己的工具，人们可能会因妄谈政治而命丧黄泉，也可能因立场差异而使亲情淡薄、人际关系恶化，许多人都成为政治的牺牲品，这种异化政治给人们的心灵留下了巨大创伤。
“政治人”的异化发展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巨大损害。首先，它导致政治建设的失序。由于政治人的异化发展，那时我国的政治制度建设陷于一片瘫痪，民主建设混乱不堪，法制建设几乎停滞。其次，它导致经济建设的失衡。“政治人”的异化发展，使经济建设决策中的主观主义极其严重，形式主义、弄虚作假普遍成风，这一切严重破坏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我国经济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再次，它导致文化建设的失范。由于政治人的异化发展，文化变成了政治的附庸，严重阻碍和破坏了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可以说，“‘文化大革命’带坏了一代人。”[112]它使我国人的发展走向了歧途，陷入了泥潭。(www.xing528.com)
3.“经济人”的理性思考
经济人的最初含义是指不抱其他动机，只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并按经济原则进行活动的人，它是亚当·斯密从现实的社会人中抽掉社会性而留下的“自然人”。虽然学者们对“经济人”的理解各异，但一般来说，“经济人”主要包括以下特点:首先，“经济人”是“自利的”，就是说追求自身利益是驱使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其次，“经济人”在行为上是理性的。即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私利时，不得不考虑他人的私利，否则就难以实现自己的利益。再次，“经济人”的自利行为将会无意识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在我国，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结束了，党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向经济建设，这也使我国人的发展逐步走出“政治人”的泥潭，步入了人的发展的第三阶段——“经济人”阶段。
人的发展既与其自身需求密切相关，又与当时经济社会发展不可分割，“经济人”在我国的产生和发展与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特别是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密不可分。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大体经历了两个时期:一是旧经济体制向新经济体制的过渡时期，二是新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时期。与此相适应，“经济人”的发展也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过渡经济人”阶段。这一时期，我国的经济体制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时期，其体制是一种特殊的“二元结构”: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台，旧的计划经济体制正在被打破，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初露端倪，这种新的体制对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人不再只是政治的机器，而是要从“政治人”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使人成为按照一定规则勇于追求自身需要的“经济人”;另一方面，由于这一时期处于新旧体制交替时期，无论是经济体制自身的改革，还是政治体制的改革都存在许多漏洞，以致出现官商勾结、诚信缺失等不良现象。这一切又使“经济人”的发展呈现出“过渡性”的特征，这种特征既表现在其经济行为的非理性上，还表现在其经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上。第二阶段是“理性经济人”的阶段。随着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解体，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在我国初步建立，这种新的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为“理性经济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得以规范，其行为不再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而是在理性指导下的行为;也使经济主体的合法利益得以有效保护，人们可以信心百倍地通过合法手段不断积累自己的财富，最大限度地满足自身的需要;还使经济主体在满足自身需要的同时，客观地为社会和他人提供了更多、更好的服务。所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人”就处处打上了“理性”的烙印，是一种“理性经济人”。“理性经济人”较之“过渡经济人”更为进步，更好地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因而是我国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内的理想人格追求。
对于“经济人”的出现，理论界褒贬不一。我们认为应对“经济人”作实事求是的辩证分析。首先，“经济人”的存在具有合理性。“经济人”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其存在具有客观合理性。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还说:“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显而易见，马克思是要把个人动机和行为与一定的社会关系和历史背景相联系。由此可以认为，“经济人”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客观范畴，只要存在市场经济，“经济人”就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条件下，“经济人”特别是“理性经济人”的存在就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
其次，“经济人”的存在也有其局限性。人的社会性是人性中的本质属性。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社会生活是极其复杂的，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许多方面和领域，人的本质是这些诸多方面的综合。“经济人”把丰富的具体的人性抽象化、片面化、简单化，只看到了人的精神属性中的理性因素，而没有涉及情感、意识、偏好、道德及非理性因素。而且，“经济人”是以理性方式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这种最佳状态只有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就严格的意义而言，在现实世界中大多数的市场都不符合完全竞争的条件。这样，每个“经济人”在竭力地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时，有可能使外部负效应也就越大，这也违背了“经济人”理论的最初假设。[113]因而，无论是“过渡经济人”，还是“理性经济人”，都并不是我国人的发展的最终理想目标，真正的理想目标是在未来世界“全面发展的人”。
4.“全面人”的理想追求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将人的全面发展视为共产主义的根本原则和终极目的，认为“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114]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全面发展，包括人的实践活动的全面发展、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人的需要的全面发展、人的能力的充分发展以及人的素质的全面提升。
在我国，由于种种原因，“经济人”的发展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因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新世纪初我国提出了人的发展的新目标，即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第一次全面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思想。指出:人的全面发展既是共产主义的理想目标，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15]这一重要论述，把人的全面发展从共产主义延伸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青少年学生扩展到广大人民群众，使其上升到全党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江泽民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和理论创新的精神，丰富和发展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新境界，也使我国人的发展开始进入“全面人”的理想追求的新阶段。
人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116]所以，无论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还是推进经济文化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都是一个没有完结的无限发展过程。只有实现二者的相互结合、相互促进，才能使我们的社会健康地向前发展。因此，尽管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完全实现，但是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就要把对“全面人”的理想追求变为现实行动，大力促进我国人的全面发展事业。
由上不难看出，江泽民关于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的科学论断，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大力追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思想，不仅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而且科学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的发展的经验教训，为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发展问题提供了科学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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