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可喜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切实有效地推进我国精神文明建设，见仁见智。根据对邓小平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我们拟从哲学方法论视角，剖析这些问题，探寻解决问题的出路。
1.坚持主体文明与客体文明的统一，克服见“物”不见“人”的倾向
从主客体的角度审视，精神文明包括客体的精神文明和主体的精神文明两部分。前者是指人类改造精神客体，创造精神财富的精神生产的成果，如取得的科研成果、提出的科学理论等等;后者是指主体人的文明状态。长期以来，精神文明研究和建设中存在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仅仅从客体的角度来理解精神文明，强调改造世界的精神的“成果”或“财富”，而忽视“人的文明”，甚至将其排斥于精神文明结构系统之外，从而形成了见“物”不见“人”的倾向。我们认为，精神文明不能缺少人的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不能忽视人的文明建设。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直把“人的文明”作为精神文明乃至整个文明结构系统的最重要的内容要素。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类将造就出“全新的人”，即“具有高度文明的人”，这种全面发展的文明人是共产主义文明的主要标志。列宁特别注重共产主义文明新人的培养，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就是同旧社会遗留下的愚昧、不文明做斗争，塑造新时代的文明人。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提出要造就一大批具有政治远见，充满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而艰苦奋斗的共产主义新人的历史任务。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培育一代“四有”新人的重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138]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更明确地指出:我们从邓小平的重要指示中，从十多年来改革和建设的实践经验中，可以得到一条重要启示，这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139]
精神文明建设中见“物”不见“人”的倾向是十分有害的。历史经验昭示，一个人的文明程度如何，决定他的工作水平和事业成就，一个群体的文明程度如何，决定这个群体的贡献大小和发展前途，一个民族、国家的民众的文明程度如何，决定这个民族、国家的兴衰成败。如果只有物质过程和精神产品的文明化，没有人的文明化，这样的所谓文明就会走向反面而变的愚昧和野蛮。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只有人的文明化，才是人类生存的最高旨意，才是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才是文明至达完善境界的特有标志。而见“物”不见“人”只能使文明的研究和建设失去目的归宿，丧失人本根源，成为脱离人的空中楼阁和海市蜃楼。
因此，精神文明的研究和建设既要见“物”(客体)，又要见“人”(主体)，要在主客体的辩证统一中把握精神文明真谛，完善精神文明结构，深化精神文明研究，促进精神文明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当下的精神文明建设中，不仅要注重创造丰富的高质量的精神成果，更要加强将这种成果转化为人的文明的工作，努力培养一批批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坚持“重点论”与“两点论”的统一，克服一手硬一手软的毛病
如前所述，邓小平深刻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方针。但是，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中，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在一些人的思维活动中，往往过分强调抓重点，忽略非重点，习惯于“单打一”。这就造成了重物质文明建设，轻精神文明建设的错误倾向。(www.xing528.com)
其实，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和“重点论”是统一的。“两点”是包含“重点”的两点;“重点”又是“两点”中的重点。当年毛泽东曾形象地把“重点论”和“两点论”的统一比喻为“弹钢琴”。邓小平则依据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把“重点论”和“两点论”的统一概括为“两手抓”。他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是一个经济发达的社会，也应是一个精神文明发达的社会，这样才能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140]“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41]否则，“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142]因为，软化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手，“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143]所以，邓小平曾严厉地批评了那些抓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手软的毛病，强调两个文明建设必须“共同进步、共同发展”，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作为文化物种的人，其意识或精神决不仅仅或不甘于作为一种手段，它有了同人类生物需要无关即超生物价值的内容，如对形而上的沉思，对艺术、信仰的热衷。我们把作为满足人生物性需要的一种手段的人的精神活动，称之为“工具理性”，而同人生物需要无关的超生物价值的人的精神活动，叫做“非工具理性”。“工具理性”和“非工具理性”都是人类精神活动以及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但是，在精神文明建设中，一直存在着重“工具理性”，轻“非工具理性”的问题。其表现是，人们对直接服务于物质生产，能带来物质实效，满足人生物性需要的“工具理性”特别重视，而对不能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却是安身立命之所在的“非工具理性”则常常忽略甚至拒斥，从而出现“信仰危机”，价值观念倾斜，人文精神失落，人文理论冷落。这一切表明，精神文明建设成了主要是“工具理性”的建设，并未兼顾到人类精神之全部。这显然是一大误区。不走出这种误区，精神文明建设花多大气力都无法摆脱软弱的困境。
无疑，“工具理性”对人及社会发展是必不可少的，但“非工具理性”同样是人安身立命所必需的。我们知道，对物的需求以及为满足这种需求所做出的各种努力，并不能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惟有人的意识以及由此形成的丰富的精神世界，才是人与动物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而且，人的超生物价值的精神生活给人深刻和持久的幸福感、宁静感以及内心生活的丰富感，远非人的生物性需求获得满足后的那种快感所能比。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是“非工具理性”满足了人的高级需要而使人成其为人的，因而对人具有更大价值。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否认“工具理性”的价值，否认精神文明建设应包括“工具理性”建设。恰恰相反，我们认为随着物质文明不断发展的要求，“工具理性”建设在精神文明建设中会愈来愈引起人们的重视。但决不能用“工具理性”建设代替“非工具理性”的建设。因为，强调“工具理性”虽有助于经济建设，可是如果不与“非工具理性”建设相结合，就易使人囿于狭隘的功利追求，最终陷入功利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泥潭。因此，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工具理性”和“非工具理性”也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目前，要特别强调“非工具理性”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要坚决消除人文理论无用论，重振人文精神，再造精神家园。
4.坚持批判否定与继承发展的统一，克服虚无主义、复古主义和崇洋媚外的错误
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怎样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目前，要注意防止和克服三种错误倾向:一是虚无主义。它对传统文化持绝对否定态度，将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绝对对立起来。这种做法看似重视现代文明，实则挖掉了现代文明的“根”。正如西德学者傅敏怡在1986年1月上海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中所说的，“如果一个民族过于否定自己的传统，那么它就没有根了。”二是复古主义。它走向了虚无主义的另一端，对传统文化绝对肯定，把传统文化看成全是“国粹”，要统统“保存”，全部接受下来。这种人夜郎自大，闭关自守，唯古是尚，对外国的文明成果抱有强烈戒心，将其视为可怕的精神瘟疫，唯恐国人被“洋化”。因而，即便是外国的成功经验和成果，他们也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或干脆一律拒斥。实践证明，闭关锁国，把西方文明成果统统拒之国门之外，在今天只能是死路一条。三是崇洋媚外。它对西方文化绝对肯定，良莠不分，一律照搬，甚至搞“全盘西化”，或以西方文化为价值参照系来搞西方文化中国版。中国近代历史昭示，“全盘西化”不能救中国，只能将中国引向歧途，变为西方国家的附庸。
要克服虚无主义、复古主义和崇洋媚外的错误，必须坚持批判否定与继承发展辩证统一的原则，在批判中继承发展，在发展中辩证否定。列宁在讲到马克思对人类思想成果的态度时曾说:“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144]列宁对待资本主义文明，也采取了这种批判地吸收的态度。毛泽东指出，我们不能割断历史，要批判地继承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古为今用”;对西方优秀的文明成果，也要批判地吸取，“洋为中用”。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特别强调对外开放，教导我们要积极大胆地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批判地吸收资本主义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总之，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我们对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要作科学的历史的分析，不能简单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要把批判否定与继承发展相统一，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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