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毛泽东社会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

(三)邓小平对毛泽东社会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

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探讨邓小平与毛泽东的社会发展观，更有助于我们在研究中贯彻联系和发展的辩证原则，客观地评价毛泽东社会发展观的得失，科学地揭示邓小平对毛泽东社会发展观的继承、纠正、创新和发展。

1.社会发展道路论

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是毛泽东揭示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由之路。建国后，围绕中国建设的问题，毛泽东又多次强调中国发展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说:“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40]只有社会主义才能高速发展生产力，解决国计民生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41]“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42]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这一根本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他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著名论断，认为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资本主义解决不了中国十多亿人的贫困问题和发展问题。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方少数人更快地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摆脱不了贫困，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中国的发展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其原因还在于社会主义“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发展”;社会主义能够确保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共同发展;社会主义能够做到集中力量，保重点，办大事，促进生产力整体协调发展。

在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根本点上，邓小平与毛泽东是一致的。但是，在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和阶段的认识上，两人显现出差异性。由于受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毛泽东的认识还比较模糊。在他那里，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特征浑沌未分，既高度重视发展生产力，又把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些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也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则对社会主义本质和特征作了科学界定，透过社会主义基本特征，从更深层次上揭示隐藏在其中的本质，特别是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核心层次给以明确规定，这就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毛泽东虽有“两阶段”的思想，认为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但是，他并没有明确我国所处的社会阶段。邓小平从中国国情出发，明确作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毛泽东认识上的缺陷和偏差，导致了实践上的“一大二公”、穷过渡等“左”的错误。而邓小平的理论则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胜利。

2.社会发展本质论

毛泽东十分重视生产力的发展。早在1945年，他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就精辟地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43]1956年在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之后，他又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由解放生产力变成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以“抓革命，促生产”，以阶级斗争为纲，毛泽东还认为是解放生产力。由此看来，毛泽东认为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目的都是解放生产力，完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把国家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强国，使人民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不难看出，邓小平关于大力发展生产力的理论，正是对毛泽东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二者之间存在着历史的承继性和内在的一致性。(www.xing528.com)

当然，在生产力的问题上，邓小平与毛泽东也有明显不同。首先，毛泽东虽然十分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但他并没有像邓小平那样将其上升到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最根本任务的高度来认识。特别后来在实践的不同阶段，他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又有一些互相矛盾的认识。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突出表现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因而未能把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主要矛盾来抓，从而不能真正揭示社会发展的本质。所以在怎样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上，毛泽东也便自然偏重于通过阶级斗争或群众运动来达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目的。然而，由于片面强调了阶级斗争，反而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深刻总结了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纠正了毛泽东的错误，提出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明确指出改革开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改革开放是富民强国之路，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途径，从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3.社会发展目标论

社会发展目标是毛泽东、邓小平社会发展观的归宿。青年毛泽东曾经受到大同思想的影响，提倡道德思想意义上的大同理想。后来，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为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政治保障。在经济上，他在1955年提出了“共同富裕”的目标。他说:我们要“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44]但后来由于指导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失误，加之当时国际共运刮起的“共产风”和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影响，所以就以搞“一大二公”，改变按劳分配制度，搞平均主义缩小差别，甚至以取消商品交换、市场等方式来提高生产力，搞穷过渡。这样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也就丧失了真正现实的物质基础，陷入了带有大同色彩的空想社会主义泥潭。

邓小平吸取了毛泽东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是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归宿。他认为要实现共同富裕，就要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分“三步走”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具体操作上要通过先富带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邓小平为我们绘制的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是引导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科学指南。

综上可见，就其思想来源看，邓小平与毛泽东的社会发展观是一脉相承的，但邓小平又不是对毛泽东社会发展观的简单重复，而是继承其精华，纠正其错误，丰富其内容，创新其理论，从而极大地超越和发展了毛泽东的社会发展模式，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