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光辉典范和伟大成果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典范和伟大成果

1.毛泽东是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典范

毛泽东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倡导者，而且身体力行，成为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典范。这最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从国情出发，开创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毛泽东从他投身革命起，就“踏着人生的实际讲话”，注重调查研究，重视考察中国国情，勇于开拓创新。这就使得他对中国国情了如指掌，其革命觉悟和理论水平不断提高，所以当革命转入低潮，许多人为此而悲观、失望、困惑时，他却能够及早醒悟到对待马克思主义本本和共产国际决议不能教条地照抄照搬，必须使之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因而，当大革命失败后，他及时地发动秋收起义，开辟井冈山根据地，为中国革命指出了一条完全与俄国革命相反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事实证明，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这条道路的开创，既在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原理，又在实践上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胜利的基础。

第二，从国情出发，开辟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领导我们党进行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个体农业，创造了从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的过渡形式。对于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到1956年底，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尽管在改造过程中，也有缺点和偏差，但就整体来看，“三大改造”是健康的，获得了巨大成功。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154]这个创造性工程，再一次展现了毛泽东善于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开拓创新的精神和才智。

第三，从国情出发，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本建立之后，毛泽东又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尽管他没有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尽管在探索过程中有过失误，但是，就其为摆脱苏联建设模式所作的艰苦努力，就其阐发的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如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走适合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理论、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的各种关系的理论、利用商品和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理论、实行“三结合”的管理制度等理论而言，毛泽东无愧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早开拓者，无愧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匠和典范。(www.xing528.com)

2.毛泽东创造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一方面用于革命实践，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另一方面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并作出理论概括，逐渐形成一个又一个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色的革命理论，以至最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形成的最伟大的理论成果。

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科学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理论产物。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阐述了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在中央苏区时期，围绕着中国革命道路问题，毛泽东的一些与之相关的思想逐步得到丰富，其中最重要的有土地革命思想、根据地建设思想、党的建设思想和人民军队建设思想。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的许多思想理论得到多方面展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获得了丰硕成果。比如:他初步建立起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写作，使他实现了由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到建构哲学理论，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极大的丰富和发展;他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理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著作，标志着他的军事理论业已成熟，是光辉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抗日战争时期的两国三方的错综复杂关系和扑朔迷离的统一战线内外形势，使他充分展现了善于纵横捭阖的卓越智慧和才能。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等著述中，通过对各个阶级、各种政治力量的态势和变化的精邃分析，以及对党的一整套政策和策略的精辟论述，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他完善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在《〈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他阐释了“新民主主义”概念的科学内涵，深刻地说明了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精辟分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背景和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目的、前途等根本问题，基本建构起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体系;他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建设理论。通过对党领导的十多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各方面建设经验的总结，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著述中，不仅提出了既区别于资产阶级共和国、又区别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思想，还初步制定了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纲领和政策，为后来全国范围内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他丰富了党的建设理论。在《〈共产党人〉发刊词》和《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整风文献中，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等方面的丰富经验，作了高度的理论升华。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经过上述多方面的展开，已经形成比较完备和成熟的理论形态。^[155]党的“七大”把这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称为“毛泽东思想”，并将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刘少奇在会上代表党中央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高度评价了毛泽东思想，赞颂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特理论创造。他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唯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与政策”。^[156]还说:“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这乃是一件特殊的、困难的事业。……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这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历史中，是最伟大的功绩之一”。^[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