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真理运用问题的十种错误批判

(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真理运用问题上十种错误的批判

历史表明，能否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真理，关系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成败。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同马克思主义真理运用问题上的各种错误进行了坚决斗争，科学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正确运用问题，使我国的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伟大胜利。毛泽东主要批判了以下10种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错误运用法:

1.束之高阁型

这种错误的基本特征是:坐而论道，空谈理论，不去运用。毛泽东在延安曾嘲笑这类人是只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的“古董鉴赏家”，说他们“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75]但遗憾的是这种毛病当时在许多人身上存在。毛泽东批评道:“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并严肃地指出:“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是极坏的作风。”^[76]“空洞的理论是没有用的，不正确的，应该抛弃的。对于好谈这种空洞理论的人，应该伸出一个指头向他刮脸皮。”^[77]

毛泽东还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本性上批判了“束之高阁”的错误。指出，马克思主义按其本性是革命的、实践的，是“阶级性”和“实践性”、理论和实践、“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统一。因此，注重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运用，是马克思主义本性的必然要求，而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束之高阁，并不实行的做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从哲学认识论角度看，“束之高阁型”的错误在于奉行知难行易，轻视实践作用。毛泽东在《实践论》等著作中，以实践为基础，科学地解决了知行关系，特别强调了理论必须应用于实践。指出:“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78]他还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79]“学习不是容易的事情，使用更加不容易。”^[80]因此，离开运用而空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做法，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所不允许的。

毛泽东还将会不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真理提高到了是否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高度。他说:“如果一个人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烂熟了，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样是不是就算得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呢?这还是不能算理论家的。”^[81]毛泽东批评说:“有些人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自以为有学问了，但是并没有读进去，并没有在头脑里生根，不会应用”。^[82]所以，毛泽东曾向全党提出了克服空谈，实现“纯熟”而“自由运用马克思主义”^[83]的任务。

2.无的放矢型

这种错误的特点是:不看对象，无的放矢，乱用一通。毛泽东曾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84]这后一种人属典型的“束之高阁”型，他们的错误是把“箭”拿在手里，“老是不愿意放出去”，即不去运用。而前一种人则有所不同，他们喜欢把“箭”放出去，即愿意去运用，但问题在于“无的放矢”、“乱放一通”，也就是离开中国革命这一具体对象而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无针对性地乱用一通。这种人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但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便只能是“‘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瞎说一顿”。毛泽东尖锐地指出:这“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

和“无的放矢”型针锋相对，毛泽东提出了“有的放矢”这一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基本原则。他说: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85]毛泽东特别强调指出，要克服“无的放矢”病，就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还说:“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86]只有弄清了中国实际，才能“有的放矢”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真理，指导革命取得胜利。

3.形式主义型

这就是不从精神实质上把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真理，而只是图形式，做些表面文章。毛泽东曾指出，在延安时期，这种“形式主义的方法，在我们党内很流行”，这就是在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的“党八股”的泛滥。他不无痛惜地说:“延安的形式主义者”，^[87]在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时“发生偏向，马克思主义没有拿得稳，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88]

毛泽东严肃地批评了“延安的形式主义者”，指出:“因为这种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筋的形式主义的方法，在我们党内很流行，所以必须揭破它，才能使大家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们所办的事才能办好，我们的革命事业才能胜利。”^[89]还说:“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90]即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运用上，我们也曾犯过形式主义的错误，吃过大亏。毛泽东还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91]因此，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不能图其形式，装饰门面，“为着好看”，而是要把握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

4.教条主义型

这种错误的实质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或“框框”化，把它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圣药到处硬套。这种错误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特别盛行，给革命事业带来极大损害。因此，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等重要著作都以扫除教条主义作为“主要的目标”。

毛泽东尖锐批判了这种在对待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真理上的教条主义错误。指出，教条主义者“不管事物内部情况，将马克斯主义原理硬套在事物上，说该事物应如何如何。这就是‘全然从外面去应用马克斯主义原理’”。^[92]这就戳穿了教条主义运用型的主观主义性质。毛泽东还进一步揭露了它产生的方法论根源，指出:“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把它看成僵死的东西，这是教条主义。”^[93]他还说:“我们的教条主义者违背列宁的指示，从来不用脑筋具体地分析任何事物”，“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94]毛泽东还剖析了这种教条主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真理之错误的认识论根源，指出:“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95]毛泽东还据此提出了克服其错误的基本途径:必须不断地“向群众的实践请教。这样就可以解决框框问题，即教条主义问题了，就可以不信迷信了”。^[96]

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97]“这样就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98]毛泽东在延安时还多次讲到，教条主义比经验主义的危害更大，因为它“容易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以“左”的面目出现，吓唬和欺骗“工农干部”和“天真烂漫的青年”。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就是典型例证。毛泽东因此多次重申和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的思想，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经反复地讲，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些人偏偏忘记这句最重要最重要的话。”^[99]还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100](www.xing528.com)

5.经验主义型

这种错误在于，它是凭其狭隘经验来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真理。在毛泽东看来，经验是可贵的，但用经验主义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真理则是错误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用感性经验是无法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本质，更不可能科学地运用它指导革命实践，因而毛泽东指出，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一样，在本质上是用主观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是“机会主义的思想”，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101]所以，毛泽东认为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一样不可取，教导人们要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真正把握它的本质，科学地而不是经验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真理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

6.实用主义型

这种错误运用法的明显特征是:不以马克思主义真理自身的本性要求来运用它，而是根据是否对我有利或有用来选取其运用的内容和形式。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曾给存在这种错误的“自由主义者”画了一幅像，指出:“自由主义者以抽象的教条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他们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不准备实行之，或不准备完全实行之，不准备拿马克思主义代替自己的自由主义。这些人，马克思主义是有的，自由主义也是有的;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行的是自由主义;对人是马克思主义，对已是自由主义。两样货色齐备，各有各的用处。”^[102]这就深刻揭露了这种人用马克思主义作为对付别人的武器，掩盖自己错误之盾牌的本来面目。毛泽东认为，这种错误是“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冲突的”。因而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坚决克服“实用主义”的错误。

当然，真理的运用自然涉及“价值”问题。但马克思主义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是和无产阶级的价值体系相一致，因而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是为个人私利，不能以对个人的“有用”为标准，而要站在无产阶级以及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以人民利益为价值准则。毛泽东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真理，指导革命取得胜利。

7.异质类推型

这是一种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该质事物的论述类推运用到与此性质不同的异质对象上去的错误。这种错误曾在革命队伍中的一些人身上严重存在。毛泽东在延安阅读艾思奇编的《哲学选辑》一书时批注道:“类推法的危险，中国人犯的太多了。类推须是真正的同类。若是形同类而实不同类，而妄用类推法，没有不错误的。如拿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比，拿北伐战争与苏维埃战争比，拿第一次大战与现在的大战比。”^[103]毛泽东的这段话，正是针对当时在运用苏联的战争经验以及列宁、斯大林关于战争的论述上存在的“异质类推型”的错误而写的。从这段批注可见，在毛泽东看来，不同质或类的对象，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和规律，因而各自需与自己相适应的真理来指导，换言之，就是要求待用真理与其运用对象之间保持对应性或质的同一性、一致性;否则，如果异质运用，即把只适用于该类或该质对象的真理硬“类推”或“移用”到异类或异质对象时，就不可能正确地运用真理，只能导致“错误”和“危险”。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对战争指导规律的精辟阐述，深刻体现了他关于运用别国的战争经验以至马列经典作家的真理性论述，都必须遵循“同质运用”原则，反对“异质类推”型错误的思想。他指出:“从战争的性质看，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104]即使同是革命性质的战争，也不能简单地类推运用。如苏联的战争和我们的战争都是革命的战争，而且苏联是胜利了，但我们仍不可没有“取舍”地移用，因为“我们固然应该特别尊重苏联的战争经验，因为它是最近代的革命战争的经验，是在列宁、斯大林指导之下获得的;但是我们还应该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因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又有许多特殊的情况”，^[105]即有自己特殊的质。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运用也是这样，决不能把经典作家对这一问题的论述机械地类推到与此异质的别的对象上去，否则，没有不发生错误的。

8.超越界限型

这就是超越其真理所适用的范围或界限来运用真理。真理是对客观事物的正确反映，而事物既有质的规定，又有量的范围，因而对其反映所形成的真理，也不仅具有相应的“质”，而且有其“量”，即该真理存在和适用的范围或界限(主要有时间界限和空间界限)。这就决定了在运用真理时，既要坚持同质运用原则，防止异质类推型的错误，也要遵循同界运用原则，即在真理所适用的范围或界限内运用真理的原则，克服“超越界限型”的错误。这是因为，超出了真理的界限来运用它，只能导致谬误和失败。正如列宁曾指出的:“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说得‘过火’……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所能应用的范围以外去，便可以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而且在这种情形下，甚至必然会变成荒谬绝伦的东西。”^[106]“真理……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107]对于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运用也是这样，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每一真理都有自己特定的适用界限，超出了这个界限运用它，便会导致荒谬和失败。毛泽东多次指出过这一点，认为我们不少同志的错误往往发生在这里，并谆谆教导我们要学会客观地历史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论述，决不能把他们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毛泽东曾针对一些人在运用“战争指导规律”上存在的问题指出:任何“战争指导规律”，都有其存在的“时间的条件”即时间界限和“地域的条件”即空间界限，我们决不能在它适用的条件和范围之外“呆板地移用”。^[108]这体现和说明了毛泽东对“超越界限型”的否定。

9.非具体化型

这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未加以具体化而运用的错误。毛泽东曾批评说，我们的一些同志不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具体化，而是把它当作一种可以直接拿来使用的具体“方案”。这种人有时也谈“中国化”、“民族化”，但他们不懂得“‘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109]因而只能“化”在嘴上。毛泽东认为，这是十分错误和有害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一般”，只包括事物的共性，不包含每一个别的特殊性，因而对其运用也就不能把它当作“个别”来使用，即如生产工具那样，拿来直接作用于“对象”，而必须把它作为“一般”来运用，即以它为指导，结合当时当地的特殊情况，制定出适合于这一场合的具体的路线、方针、政策、计划和方法，进而在具体实践中发挥其改造世界的功能，实现其客观化或对象化。正因如此，经典作家历来强调不同国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时，都必须遵循具体化地运用的原则。毛泽东常常教导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中国化”、“民族化”、“具体化”、“方法化”，正是从“具体化原则”的角度对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科学说明，也是对“非具体化型”的一种否定。周恩来在《学习毛泽东》一文中曾明确指出过这一点，他说: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问题上，毛泽东与“左”右倾者根本不同，他是“把普遍真理具体化，运用到中国的土壤上。我们青年要在这上边来学习”。^[110]

10.因循守旧型

其错误在于，不是发展地、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真理，而是采取固步自封、循规蹈矩的运用法。毛泽东历来反对这种保守主义，早在1930年他就针对那些“开口闭口‘拿本本来’”的“保守路线”指出，我们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和“上级领导机关”的“本本”，但决不能用“保守”的态度对待之。“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也会害了这些同志自己。”^[111]后来，毛泽东多次强调，必须创造性地发展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真理，反对一切因循守旧的右倾保守主义。他认为，事物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着的，因而对其反映的真理及其运用也决不能永恒不变，而必须根据事物和实践发展变化的实际创造性地、发展地运用。他说:“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112]因此，我们必须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地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仔细研读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真理运用问题上各种错误的批判，给人以深刻反思和启迪。今天，我们虽处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但毛泽东当年批判的那些错误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特别是空谈主义、形式主义、实用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似有蔓延滋长之势。如果对此不予足够注意，不加以克服，不仅严重地影响我们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真理，指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且必将败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声誉。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和研究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