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哲学思想：实事求是的产物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实事求是的产物

也许有人感到惊奇，怎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竟然在延安的山沟里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哲学思想竟会在延安的窑洞里成熟?这的确有点传奇味，但决没有什么神秘色彩，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产物。

从客观上看，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斗争实践和反对“左”右倾错误之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中国革命逻辑之实事求是的哲学反映。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7]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延安时期成熟这一特点，是由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需要所规定的。翻开中国近代革命史，从鸦片战争的失败到辛亥革命的流产，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其先驱人物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奋斗不息，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是，由于没有马列主义的指导，革命迭经失败，始终没有找到国家、民族的真正出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列主义。但我们党在幼年时期，由于理论的准备不够，未能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革命也屡遭挫折。这样，实践就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完整结合起来的历史任务，突出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杰出代表毛泽东面临这一历史任务，在延安时期之前就曾提出“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问题，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但是，这一深刻思想当时未被全党所理解和接受，反而被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诬蔑为“农民意识”、“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为了从思想理论上彻底清算“左”倾教条主义的主观主义思想路线，深刻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从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解决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根本问题，毛泽东到达陕北后就集中全力攻读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1935年12月，毛泽东刚到延安就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联系中国革命在政治策略方面的经验，系统说明当时政治策略问题，特别是批评了那种“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这种把“本本”当“圣经”的错误思想路线。1936年12月，毛泽东又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从哲学认识论的高度对党内军事问题的争论作了科学总结，提出解决战略战术问题必须首先解决主客观之间的矛盾，“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特别是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透过对军事问题的分析，还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许多重要原理和思想，初步提出了后来在《实践论》、《矛盾论》中详细展开的不少精湛哲学思想。1937年，《实践论》和《矛盾论》问世。《实践论》系统阐述了认识和实践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从认识论上批判了主观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矛盾论》集中系统地阐述和发挥了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进一步从辩证法方面批判了主观主义，反对了“左”倾教条主义。《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达到成熟的代表作，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最终形成，为全党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嗣后，毛泽东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运用于军事、政治领域，撰写了一系列标志着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的科学著作，如《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战争和战略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论政策》等。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总是紧紧围绕思想认识路线这个核心。在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第一次向全党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又以最完备的形态和最充分的论述，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并且以这个思想为线索，概述了党的整个历史。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关于整顿党风、学风、文风的三个报告，以及他主持制定编写的党中央关于增强党性、关于调查研究、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整风文献》、党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都是着重全力解决思想路线问题的。经过延安整风到党的“七大”，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己获得了成熟而完备的形态，并被确定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而写入党章。(www.xing528.com)

从主观上看，毛泽东哲学思想之所以能在延安的窑洞里成熟，也是毛泽东在延安发奋读书、广纳百家、刻苦钻研、勇于创新、实事求是的哲学研究精神的结果。

第一，发奋攻读，如饥似渴。当时的延安，生活等条件都很艰苦，毛泽东的工作也极繁忙，但他还是想尽办法，克服困难，挤出时间，不分昼夜地刻苦攻读。他为什么如此发奋读书?郭化若在《毛主席抗战初期光辉的哲学活动》一文中说:“在红军由游击战发展到运动战初期，有一位王明路线的积极拥护者一进江西，就在反‘围剿’问题上和毛泽东争论。第二次反‘围剿’横扫七百里的辉煌胜利，本已证明了他是错误的，然而他不但不认错，还给毛主席送上一顶‘狭隘经验论’的大帽子。毛主席后来偶然提到说:‘我因此，到延安就发愤读书’。”延安时期，毛泽东广泛收集和大量阅读了各种书籍，特别重视阅读马列著作，而研究最深刻的则是哲学。他认为要研究中国革命问题，首先要解决工具问题，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8]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回忆道:“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忻中在《毛主席读书生活纪实》一文写道:“在延安的日子里，毛主席除了大量的研读马列著作外，读得最多的还是哲学著作。……这个时期，毛主席读的哲学著作主要有:《社会学大纲》(李达著，1937年5月上海笔耕堂初版)、《哲学选辑》(艾思奇编，1939年5月延安解放社第1版)、《思想方法论》(艾思奇著，1937年1月上海生活书店再版)、《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米丁等著，沈志远译，1936年12月商务印书馆初版)、《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乌里亚诺夫著，傅子东译，神州国光社1935年9月再版)、《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Lenin著，笛秋、朱铁笙合译，上海明日书店1930年7月出版)、《哲学概论》(张如心著，昆仑书店1935年10月再版)、《西洋哲学史简论》(薛格洛夫主编，王子野译，新华书店1943年出版)、《黑格尔哲学批判》(费尔巴哈等著，柳若水译，上海辛垦书店1935年3月初版)、《黑格尔哲学入门》(甘粕石介著，沈因明译，上海辛垦书店1936年5月初版)、《辩证法唯物论辞典》(米丁、易希金柯编著，平生等译，读书、生活出版社1939年12月初版)、《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普列汉诺夫著，博古译，解放社1945年10月出版)、《历史的唯物论》(布哈林著，刘伯英译，上海现代书局1930年8月初版)、《朗格唯物论史》(李石岑、郭大力合译，中华书局1936年发行)、《机械论批判》(史托里雅诺夫著，任白戈译，上海辛垦书店1932年7月初版)、《亚里士多德之伦理思想》(严群著，商务印书馆1933年10月初版)等等及诸子百家中各种的哲学著作。”^[9]在延安时期，毛泽东还阅读了《大众哲学》(艾思奇著)、《哲学与生活》(艾思奇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新哲学大纲》(米丁等著，艾思奇、郑易里译)等哲学著作，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关于辩证法的笔记》、《国家与革命》等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这些著作毛泽东都认真研读，许多章节段落都作了批注和勾划。正是这种刻苦攻读，辛勤耕耘，结出了丰硕成果。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著作，仅收入《毛泽东选集》(1—4卷)的就有112篇，占其总数(158篇)的70%还多。这真可谓是陕北的土窑洞里孕育出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第二，实事求是，广纳百家。毛泽东之所以在延安时期能取得如此辉煌的理论成就，还在于他有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既反对死读书，尽信书的教条主义，也反对否定一切，拒纳他见的虚无主义，对中外古今、党内党外一切文化遗产和思想意见具体分析，去粗取精，改造继承，为其所用。毛泽东奉行“不动笔墨不看书”的准则，每阅读一本书、—篇文章，都要在重要的地方画上圈、杠、点等各种符号，在书眉和空白的地方写上许多批语，有的还要做摘录，写心得，提出自己的见解。在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收入毛泽东延安时期的8本哲学批注，详实地记录和体现了毛泽东实事求是地对待人类文化成果的科学态度和广纳百家、博采众议的豁达胸怀。如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毛泽东在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半年时间内，读过多遍，在书眉和空白处写下近13000字的批语。批注文字除对原著的简要赞同语和章、段、节的提要外，绝大部分是阐述他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以及对原著的引伸和批判。1937年5月，李达的巨著《社会学大纲》出版，毛泽东得到后，认真阅读，详细眉批，甚至达10遍之多。毛泽东对党内外同志的正确意见更是虚心倾听，广为采用。他写的《实践论》、《矛盾论》，最初以《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为题，在抗日军政大学演讲，然后广泛听取意见，搜集反映，进行修改。后来印成油印本，又亲自送给艾思奇、吴黎平等有关同志，希望阅读后提出修改意见。这些同志提出的意见，他都大多采纳。毛泽东为了使理论更好地适应革命实践的需要，还大力提倡干部学理论学哲学。他亲自组织学哲学小组，倡议成立“新哲学学会”，同大家一起探讨和切磋中国革命中的哲学理论问题。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正是有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的哲学研究精神，才使毛泽东哲学思想得以成熟并得到系统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