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男性中心：美国20世纪女性诗歌研究的成果

自白诗发端于罗伯特·洛威尔的诗歌及散文集《生活研究》（1959）。作为当代美国的一个诗歌流派，自白诗是对由艾略特及新批评派所倡导的非个性化诗学规范的反叛，“是对传统诗歌严酷而苛刻的诗歌形式的解放”。1在诗风上，自白诗人追求逻辑和语法上的自由，想象诡谲，隐喻奇异，文笔犀利，以自由、随意、口语化和散文化的笔调对心理现实进行近乎残酷的剖析，解析自我和心理体验之间的关系。他们常以一种自毁、自虐的方式与社会习俗进行抗争；他们在展示自我原始激情时既大胆又忠实；他们的怪诞与痛苦既表达了他们对前代诗人的绝望反击，又奠定了他们自己诗性呐喊的神性。

自白具有双重含义：（一）自白诗是纯世俗的救赎，与奥古斯丁的《忏悔录》（400 A．D．）所表现的宗教情怀完全不同，自白诗人通过类似忏悔使个人重新回归自己所属的社会，剖析自己对美国社会理想的背离；自白诗人对自我的重新审视使他们往往赢得社会的认可和接纳。（二）对他们所信奉理论的公开表述。自白诗人基本是用弗洛伊德的理论解释家庭生活，尤其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这两种含义同时又是批判性的。自白诗人的作品表明当时美国社会家庭生活中文化因素的贫乏，疯狂常常被用来表示对社会生活中压抑成分的抵制和反叛。

自白诗与浪漫主义时期诗人所表达的个人情感、经历以及与周围环境之间关系的诗歌也不同。自白诗人感受到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生活道德规范的压抑，拒绝时代所要求的“压抑痛苦、淹没伤痛经历”的文化习俗，2用极其坦率甚至是令人震惊的细节来披露诗人自己极其私人化的、隐秘的、受压抑的内心感受甚至是临床医疗的具体情形，并把一些常人讳忌莫深的话题暴露在众人面前，包括离婚、个人性爱经历、流产的痛苦、月经的紊乱、精神崩溃、精神疾病、性与婚姻的不忠与烦恼、子女亲人之间扭曲的关系、吸毒及自杀冲动等。这是一种属于美国战后中产阶级的艺术，它彻底摧毁了高雅严肃文学中正派得体，合乎规范的要求。自白诗人主要包括洛威尔、塞尔维亚·普拉斯、安妮·塞克斯顿及约翰·贝里曼等。

自白诗主要是指内容，与当时美国战后整体文化氛围有关，如战后生存危机、战后对艺术家及知识分子的政治迫害、心理分析对民众苦难生活的缓解以及电视的普及所消除的公共事务与家庭生活的界限等。从诗歌传统来讲，以叶芝、艾略特、庞德及斯蒂文斯为代表的理想现代主义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人类文明的毁灭而变得悲观。但是他们的影响并未消失，他们所代表的审美价值观已转化为“新批评”理论。这一理论要求文学阅读应避免寻求作者的创作意图，读者阅读过程中应避免情感谬误。为了得到正确的、普遍有效的意义，读者应采用一种非历史的、完全封闭的、客观的语言系统来阅读。在这种文化及学术氛围中成长的诗人不可避免地受这种方法的影响，他们都严格遵循新批评派的教条，继续创作极富音乐节奏感、运用高难技巧等符合传统要求的诗歌。但是自50年代后期及整个60年代一直都有人反对新批评派的形式主义，他们总能找到方法重新把意图及情感等价值观纳入他们的诗歌创作。这其中最著名的反叛声音来自艾伦·金斯堡的诗《嚎叫》（1956）。在诗中，金斯堡采用极富喜剧性的、惠特曼式的重叠节奏写出长诗行的自由体诗歌，猛烈抨击以金钱为主导的、物质至上的核时代美国人的恐怖生活。以金斯堡为代表的“垮掉派”从本质上讲是反资产阶级的，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和病态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揭露；从诗歌内容上看，金斯堡的诗袒露了垮掉派青年人内心的恐惧、疯狂、愤怒、痛苦、绝望及毁灭等情绪；在诗歌风格上，金斯堡摆脱了新批评派的“非个性化”理论，以极度张扬的方式抒写自我，表达了他们决心砸碎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强加于他们精神枷锁的坚决态度。以金斯堡为代表的“垮掉派”诗歌最初并未被当时的学界所重视，但他们的反叛意识、令人震惊的主题却吸引了大众的关注。(www.xing528.com)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垮掉派”自身所采取的堕落、颓废、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并未触动现有的资本主义生活，并没有带来社会物质状况的改变。他们在诗学上的追求被另外两个进步的社会运动所取代，即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与女权运动。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黑人诗人挑战了“新批评派”所谓的普世价值，突出了他们独特的黑人身份认同，在诗歌形式上运用第一人称叙事。同样，类似的艺术追求激励了女性作家，她们把女性作为诗歌话题，展现了以女性为中心的话语经历。自白诗从本质上并不是政治诗，但自白诗人参与了抵制“非个性化”诗歌原则的诗学运动。

自白诗是一种叙事抒情诗，在诗歌创作中，自白诗人深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重新运用自传体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在说话人与诗人之间没有明显的界线，好像总是在讲述生活中真实的人物，他们身上所发生的真实故事以及他们实实在在的伤痛。自白诗人在语气语调上充满激情，强烈抵制顺从原则，他们大多从家庭生活中感受到了这种顺从、驯服压力，尤其是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中。自白诗的代表作主要包括洛威尔的《生活研究》（1959），斯诺德格拉斯的《心针》（1960），塞克斯顿的《去精神病院中途返回》（1960），普拉斯的《爱丽尔》（1966）以及贝里曼的《77首梦歌》等。自白诗派作品的出版立即遭到主流话语的批评，如新批评派的罗森塔尔把这些自传体作品看作是“不纯洁艺术”，虽然创作技巧上很成熟，但都“令人不快地以个人为中心”。

自白诗人虽然诗歌风格不同，但他们有着共同之处。首先，他们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洛威尔是斯诺德格拉斯、塞克斯顿与普拉斯的老师，他们彼此之间对各自的作品都很熟悉；其二，他们都有过较早的婚姻，经历过心理障碍及治疗；其三，四位诗人都有过担当女儿父母的经历；最后，他们都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来理解家庭生活。他们的自白诗都探讨了家庭生活中的压力，把家庭看作是调节中产阶级私人生活的机制，其中母亲起着重要作用。他们的诗歌主题主要有离婚、婚姻生活中的不忠、忽视儿童以及伴随精神伤害引发的精神错乱。塞克斯顿与普拉斯都既是诗人又是母亲，她们以自己独特的女性声音解构了以男性为中心的诗性话语。这对于生活在以男性为统治地位的时代尤为重要。一般认为，妇女缺乏基本的认知能力，不能进行高雅艺术或严肃文学的创作；另一方面，从女性与文学的关系来看，女性一直是被窥探的对象，特别是女性的身体向来是各类文艺作品重要的描写对象，一向被认为会干扰男性从事人类文明的重要活动，因而缺乏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