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诡异”就是以荒诞的手法,营造人物与环境的不协调感,而所谓“恶谑”就是以喜剧的手法来写悲剧,嘲笑本该值得同情的不幸,或者肯定本来荒诞不经的事物,营造滑稽感。“诡异恶谑”就是再现“狂欢的仪式”,解构后现代的秩序,颠覆、嘲弄人们惯常思维中的崇高与渺小、严肃与嬉笑、圣洁与淫荡。
从历史层面来看,“酒神精神完全可以视为狂欢节、狂欢化的精神根源和心理基础。”(70)“狂欢”意识使古希腊人重视公共生活,轻视家庭生活,爱情常常是以娟妓和放纵的形式表现出来,对英俊少年的爱慕则体现为同性恋。“酒神精神”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纵欲狂欢,注重本能享受,酒神节庆典上的狂欢放纵仪式更是催发了古希腊戏剧艺术的诞生。同时,也注定了西方戏剧从其诞生之初,孕育了民间诙谐文化的“狂欢”因素。就戏剧而言,“中世纪的整个戏剧游艺生活,具有狂欢式的性质。”(71)中世纪的“愚人节”就是狂欢化的一种形式,“狂欢节仪式诙谐的组成因素,使这些仪式完全摆脱了一切宗教和教会的教条主义、神秘主义和虔敬(72),而狂欢节的真正繁荣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古希腊罗马的酒神精神的复兴时才再次出现。“酒神精神’的复苏迎来了狂欢文化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文艺复兴运动所提倡的“反对神权神性”以及“反对禁欲主义”将人们的意识从官方的世界观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从而形成了新的看世界的方式,实现了意识与世界观的直接狂欢化。这种狂欢不仅脱离了“酒神时代”饱含的虔诚的宗教仪式,更是对宗教仪式的戏仿和嘲笑。它不仅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之外的第二种生活方式,而且是“狂欢生活的顶峰”。莎士比亚戏剧的狂欢因素不仅渗透于他的喜剧作品,也渗透于其悲剧作品。随之而来的17世纪的古典主义以及18世纪的启蒙运动的兴起,将理性拔高到了人类历史上的最高峰。这样,与“酒神精神”相连的非理性的狂欢便开始走向了衰落。从17世纪下半叶起,原先狂欢节的地位被已经狂欢化了的文学所取代。到了18世纪,狂欢节的形式和象征对文学的影响相当大,诙谐文化在文学中被弱化到了最低限度的赤裸裸的嘲笑,但“酒神精神”通过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兴起,积累了力量,在19世纪末期爆发了出来。而到了20世纪,现代社会中人的异化焦虑,使现代西方人陷入了精神的危机与混乱之中。对大规模现代战争的恐惧,对科学与理性的怀疑,对传统道德文化的失望,对经济危机的担忧,让现代人找到安慰和希望,在反抗一切文化、一切道德规范的自我作践式的疯狂中寻求解脱,这时的“酒神精神”不再带有对任何事物的虔诚与顾忌,而多了一种玩世不恭的放纵。人们沉醉于酒神般的纵情狂态、兴奋入迷的醉境中,世界变成了狂欢的大舞台。
品特艺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充满了一种对权威和理性规则超越后的快感,顺应时代的潮流,吸收了当代的大众文化因素,将传统的民间诙谐与现代的大众狂欢文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几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品特戏剧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实现了高度的“狂欢化”。这种狂欢不仅是年轻人在“弑父”“娶母”之后的暂时解脱状态,如:离家出走后得到暂时自由的《生日晚会》中的斯坦利、《家的声音》中的儿子、《一夜外出》中的阿尔伯特,而且还是人类精神在肉体狂欢放纵下的疯癫,如:《归家》中集妓女、情人、妻子、母亲于一身的露丝,《情人》中在圣洁与淫荡间变换角色的妻子,《收集证据》中同性恋与异性恋的相互追逐。于是狂欢成了品特自我解嘲的“含泪的笑”,在这种疯癫与放纵的背后孕育了重生与希望。品特的“诡异恶谑”风格是“人与世界的分裂状态”,产生于人的呼唤和世界不合理沉默之间的对抗。房间内的人整日在幻想与焦虑中试图找到生活的意义,这种徒劳的行为,充满了“怪诞”与“滑稽”。品特在秉承了“游戏”说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创作理念,在创作手法上,品特虽然追求“游戏”的写作态度,但是他并不赞同将艺术等同于生活。他的语言是一种既不符合日常礼仪规范的特殊语言,又摆脱了狂欢节广场上形成的赤裸裸的“畏葸”浅薄,而是对中产阶级日常语言隐含方式的戏仿。这种戏仿彻底否定了语言的功用性,并运用“停顿”的舞台语言,使语言和游戏的规则在一定意义上统一起来,消解了言语交往准则,揭露出整个人类语言体系的全面崩溃,至此,品特话语体系的狂欢化得以形成并确立。这样,在某种程度上,品特“弱化了诡异”风格的诙谐,使它不再是欢乐、兴奋的诙谐,而是对他人痛苦的挖苦,是暗箭穿心的恐怖。它作为一种特征、一种情感或氛围、一种态度或世界观被人们所领悟,同时,“恶谑”转成某种具体表现形式,凸现人生那些可怕的和可恶的行径,通过引入一种滑稽的视角来减弱对观众的伤害性。如:《归家》、《茶会》以荒诞乱伦的玩笑揭示“性”的本质。《情人》在夫妻、情人身份的轮换中,讽刺现代人生活的空虚与无聊。《背叛》中的罗伯特以面含微笑、对妻子的背叛行为淡然处之的态度,背地里置对方于死地。斯坦利内心的伤疤在寓庄于谐、寓泪于笑中被轻松地揭开。狂欢文化恶谑的主要特点之一在于它的“颠覆性”,《月光》嘲笑与捉弄了父亲的崇高形象,儿子们在得知父亲重病的消息后,不但不去看望,反而在远离父母的房间中戏拟老爸的说话口气,再现了官僚平日凌人的盛气,极大地讽刺了垂死父亲的家庭权威,这也说明狂欢节庆的诙谐不是单纯的取笑与逗乐,它包含着对任何权力、对人世间的社会上层、对压迫人和限制人的一切恐惧因素的战胜。狂欢式的世界感受的核心“便是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73),由此感受所引发出来的狂欢“恶谑”成为不可表达的表达,在逼真的舞台上,成为狂欢化仪式上的逗笑戏谑成分。品特戏剧中人物用严肃的表情,彻底戏仿了狂欢仪式的效果。
“品特式风格”弥漫于作品中,扩散到所描绘的每一个角落,渗透进每一个角落的人物、景物、事物的复杂联系中,具有难言的模糊之美。这种美是潜在的、隐晦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如果真要把它的形状、品性用逻辑的语言概括出来,不是挂一漏万,就是言不尽意。布封说:“一个大作家绝不能有一颗印章。”(74)伟大的艺术家,总有几副笔墨、多种风格。就品特的作品而论,《生日晚会》是悲愤的,《风景》是抒情的,《归于尘土》是吊诡的,但他们都有一个基调,那就是“黑色幽默”的模糊性。这种黑色幽默又不是单一的,而是与其他风格交错在一起的。黑色幽默化入其他风格之中,呈现出多种形态:或幽默中见悲愤,或浪漫中显幽默,或幽默与吊诡并行。它们相互交织,在运动变化中,单一性的原风格已经淡化了,出现了不同风格相互渗透时的模糊化现象。这种整一性、包孕性等模糊的特征是品特进行压缩、简化、集中、概括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的必然结果。总之,品特风格的模糊性,具有错综复杂的联系和交叉关系,不同风格之间的纵横交叉、相互渗透,难以捉摸,玩味不尽。但是同时,品特风格的各个层面决不执著地孤身独守,而总是超越自身、向外拓展,与其他风格汇合,所以它们总是处于变幻、流动的状态中,这就必然显示出不确定性。如:品特戏剧人物背景、身份、语言的不确定性、模糊性。然而,品特的风格又是多样统一、水乳交融的。它的统一性表现在品特各个时期不同的作品中,形成众调跟随着基调、基调带领着众调的现象。一方面,品特风格的多样性,为风格的统一性提供了丰富、深厚的基础。另一方面,风格的统一性,又为风格的多样性提供了稳定的形态和贯注的气势。作为风格基调的“黑色幽默”以情感、性情之“气”为中介,直接切入审美对象之中,见“形”而得“神”。在此境界,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达到一种“气化”的融通与交流。“静默”就是品特抽象概括后的外化,是“形”,它显露和传达着创作主体的性情。从品特艺术风格的三个层次来看,简约是风格的外形,其实也是品特性情的迹化和呈现。“象征”能够通过有限的形体很好地表现“品特式风格”之气,正所谓“积精化气,积气化神”是品特作品的气之精处。而品特艺术作品的“形”与“神”是由“黑色幽默”之气贯通的,于是简约之“形”和象征之“神”统一在“诡异恶谑”的恐怖之中,“品特式风格”就形成了。
“品特式风格”是独特、对立统一的复合型艺术风格。它的表征显露出简约,其特点是内容丰富而形式简练。词少,精约,意多,具有洗练之美,它不仅语言经济、节省,而且富含言外之意。品特“简化律”的美学价值就在于“简”的形式中“繁茂”内容的自我显现。在“意象”、“静默”、“通感”的作用下,构成模糊之美。以物言情,触发联想,“门外”的强大艺术形象控制着“门里”卑微的“小人”,以通感的方式强化感知的恐惧。而“黑色幽默”呈现出有“理性”的“无序”,将品特世界内在的悖反性矛盾发展为非理性的“终极悖论”,表现对象由“无害的丑”变为“有害的恶”。在整个风格结构中,艺术面貌呈现出象征主义与超现实主义交叉融合的格调,“黑色幽默”成为品特艺术系统的内核,它被放置在模糊不清、神秘的黑匣子之中,在这个外表简洁的黑色盒体内演绎着真实而荒诞的人生哲理。
总之,品特戏剧的多层风格具有错综复杂和交叉的关系,这一风格与那一风格接壤的边界呈现出相互渗透的特点,这就形成品特风格界限的模糊性。换句话说,“极简”、“象征”、“黑色幽默”风格之间决不执著地孤身独守,而总是超越自身、向外拓展,与其他风格汇合,所以它们总是处于变幻、流动的状态中,这就必然显示出品特风格的不确定性,形成了品特独特的整体、多样的融合与统一的风格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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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由于荒诞派戏剧也常常用“黑色幽默”的手法来表现,所以有些学者将其混为一谈。笔者以为,“黑色幽默”既是荒诞戏剧研究的对象,又是荒诞派戏剧创作的一种手段,同时又是品特戏剧创作的一种方式。品特的“威胁喜剧”与荒诞派戏剧之间不能画等号,因为,荒诞派戏剧在生活的内容与形式上都是非理性的,而品特的戏剧在形式上是秩序和理性的,在内容上是非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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