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品特：创作研究和黑色幽默的意境

大体来说，品特主要以“大难临头”的幽默、“隐嘲性”幽默、“病态性”幽默来表达黑色幽默的意境。

（一）“大难临头”的幽默

“大难临头”的幽默是指以幽默的态度应对临头的大难。举例来说，《生日晚会》中的斯坦利面对两个陌生房客为他举办的生日晚会，表现得镇定而配合，明明知道那两个房客是来抓他的，可能将他送到绞刑架上，他却还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在游戏中，试图强奸另一位女房客露露。当眼镜被踩坏而失明时，又发出了古怪的大笑声。这种在“绞刑架”面前非但不挣扎，反而在绝望中对着丑恶的事物放声大笑，就是品特人物在绝境中的幽默。又如在《月光》中，两代人的代沟很深，两个儿子离家出走，在父亲临死前却撒谎说他们在洗衣店里洗衣服。而父亲安迪躺在临死的床上，不去追悔家庭分崩离析的责任过失，反而平静地和妻子谈起过去他们两人共同拥有的老情人玛丽亚的浪漫事情。面对死神的来临，安迪不是选择逃离，而是用酒来庆祝。《月光》整部戏剧是在死人女儿布里奇的独白框架中展开，她所叙述的一切就是品特的视觉意识。戏剧在结构上形成了“黑色幽默”的二元对立：野蛮、滑稽的布景对应着思乡的渴望，残酷的讽刺对应着自由流动的爱的情感主题：理想与肉欲、讽刺与真心、死亡与自我怜惜或真正的悲剧伤感。整个文本充满了辛辣的气味。又如《看管人》中的戴维斯面对失去房间的绝望，不是去反抗，反而去赞美阿斯顿先前送给他穿的那双鞋。《茶会》中洁具老板迪森面对妻子和秘书与妻子的弟弟威利的暧昧关系时的表演，更让人瞠目结舌，他不但不去制止他们三人在威利办公室的不伦的性行为，反而，让医生将双眼用绷带蒙上，却又在锁眼里窥视。当他的秘书在威利办公室发出咯咯的尖叫和嘶嘶的声音时，为了消除对方的疑心，面对妻子的质疑，故意玩起寻找打火机的游戏⁽³⁴⁾。“黑色幽默”是在绝对条件下做出喜剧式的反应，冀求通过把“荒诞的现实与冷漠平静的态度”、“残忍的事实与人道的同情心”的关系并置，使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以获得精神上的解脱。品特突出描写了这些在异化环境中生活的人们，以嘲讽的态度表现环境和“自我”之间的互不协调，并把这种极不谐调的现象加以放大、扭曲，使之变得畸形，显得荒诞不经，滑稽可笑，同时又令人感到沉重和苦闷。

（二）“隐嘲性”幽默(www.xing528.com)

“隐嘲性”幽默有着“超脱”、“看破”、“玩世不恭”、“逢场作戏”的意味⁽³⁵⁾。它的目的是嘲笑、否定那些在荒诞情境中的小人物消极、玩弄生活的态度。与美国式“黑色幽默”作家的文本不同，品特“是用非常简练的文字描述非常柔情的幽默”⁽³⁶⁾，戏剧文本语言本身一点也不搞笑，因为品特很少意识到在写幽默，只有当这些可笑之处突然触动他的心灵时，他才意识到有些可笑⁽³⁷⁾。可是舞台表演效果却是“黑色幽默”的。这种幽默叫“taking a piss”，“是伦敦出租汽车司机最喜爱的一种交流方式，在对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不动声色地挖苦和贬低对方，让他感到不安全，这是现代丛林生活的武器。”⁽³⁸⁾这是带着优雅和关注的面具的嘲讽，敌意被深深地藏在话语下面，恶意被遮蔽得严严实实。如：《归家》中的莱尼总是以关心或者忽视他的父亲，让父亲感到不安。他用无限的迷人魅力或关心的话语侮辱自己的父亲。品特非常擅长这种英国东部式的嘲笑方式。“这是一种话语下面不断强压怒火的情节剧形式。”⁽³⁹⁾演员很清楚，但是不能泄露出来。如果敌手知道你的用意，那么你就被置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莱尼总是嘴角带着微笑，平静地捉弄父亲，当父亲勃然大怒，他又戏谑地说“噢，爸爸，你不会用那根拐杖打我吧，噢，我可没有做错什么呀。”⁽⁴⁰⁾在“隐嘲性幽默”中，莱尼是个专家。他总是表现出善解人意的态度，体贴地向萨姆叔叔问安，当萨姆下班回家时，他关心地说“我想你一定有理由说很累了吧”⁽⁴¹⁾，实际上他挖苦了萨姆的司机职业，嘲讽了他的虚荣。家庭的亲情被演绎成互相钩心斗角、占尽对方风头的模式。而这种互相猜忌的“黑色幽默”只能通过舞台呈现。这就是英国式的隐嘲式风格特征，也是区别美国式直截了当的“黑色幽默”所在。情感放任是“黑色幽默”非理性表现的特征，其结果是痛苦、绝望等情感的无限制、极端化。比如：《月光》中的安迪和妻子贝尔的谈话的主题一开始就是相互贬低的。而他们的两个儿子在嘲讽的幻觉中，想象他们的地位，用不同的名字讥讽英语贸易班的短小对话，互相贬低对方。《情人》中的隐嘲式幽默表现在情感超越了家庭责任限制方面。夫妻和情人表面上互换角色，互相欣赏和吹捧，实际上，英国中产阶级逢场作戏的虚伪生活方式隐嘲了现代人生活的无聊、空虚。面对生存困惑，人们的焦虑已经发生了质的飞跃，那是一种幻觉，一种异常欣快的恐惧，而不仅仅是先前意义上异化所产生的那种极端的孤独感、沉沦感、焦虑感和颓废感。“黑色幽默”通过对题材与世界真实之间抽象相似性的捕捉和夸张，暴露世界的本质。我们看到品特的哲学观念是存在主义的思想，他从根本上颠覆了以往以情绪化的精神状态看待死亡的观念，取而代之的是以模糊的时间概念，整合生存和死亡关系，使其达到超脱现实的、真空的虚无状态，不露声色地嘲讽了充满自私、贪婪、虚伪、淫乱和疯狂的现实生活。

（三）“病态性”幽默

“病态性幽默”指滑稽、变态的幽默，本节指品特讽刺与贬低极权国家的统治者和受难者的恐惧。“黑色幽默”的精神实质同存在主义文学、荒诞派戏剧、“垮掉的一代”文学是一致的。在理论基础和创作思想上，它又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和马尔库塞的“新左派”理论的深刻影响。“病态性”幽默强调用讽刺调侃的手段，表现艺术既是一种美学形式又是一种历史结构。它具有两重性，即对现实的肯定性和保守性以及对现实的否定性和超越性。在政治、经济、秩序大动乱的背景下，伦理观念的变化、价值标准的丧失，精神危机感和情绪的绝望反应，造成了人的心理病态特征。比如：《世界新秩序》中的两个审讯者以相声的问答形式和猥亵的口吻贬低被蒙住双眼坐在椅子上的民主人士。他们是独裁机器上的齿轮，驱动着也被驱动着，虐待他人，也被国家机器所异化为傀儡。品特探索了文明与残暴的心理现象，充分展示了人与人之间施虐的本能。这与品特个人的创伤经历有关。无论是早期的剧作还是后来的作品，它们的中心主题就是要弄清各种纳粹式刽子手们和虐待狂在实施迫害时的心态。品特在《送行酒》里探索了尼克拉反差极大的文明与残暴心理现象，尼克拉在对维克托一家施行一连串的恐吓、强奸和屠杀的暴行之后，递给“犯人”维克托一杯酒，并且要求维克托回答是否有点爱上了他。他说：“我们都是爱国者，我们如同一个整体，具有共同的遗产。”⁽⁴²⁾品特让我们看到，在这个独裁的国家里，所有的事物都是滑稽可笑的，就连审讯者的虐待都要打着爱国主义的招牌。《送行酒》讨论了恐怖主义的赤裸裸的残忍，权力与暴力不但折磨异己，而且也让执法者成为精神折磨的牺牲者。一方面，他⁽⁴³⁾是一个审讯者、虐待者和组织的头目，但另一方面，他却又有着极强的信仰，也就是说，他信仰许多事情，并为之战斗。为了这些“正义”事业，他可以毫不犹豫地将一个人置于各种恐怖和屈辱之中⁽⁴⁴⁾。这部戏剧获得极大成功的原因正是在于该剧强烈地讽刺了尼科拉以爱国主义名义毁灭了维克托的家庭，他用身体语言的暴行呈现出“病态性幽默”式的虐待，而他的动机却是为了国家安全着想。这种游戏充分暴露出统治集团的丑恶和官僚体制的腐朽。在“黑色幽默”中，喜剧性的矛盾被推向极致，形成一种自我指称、自相缠绕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