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中国化进程的研究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在发展内涵及价值取向上的丰富和发展

什么是生产力，怎样发展生产力？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以及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的出现。这些问题引起了我国学界、政界的反思。随着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以来，生产力的科学发展就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35]

（一）科学发展是对生产力发展含义的全面深化

怎样发展生产力？21世纪以来，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要走科学的发展之路，这实际是对生产力发展路径的新指向，是对生产力观的深化。所谓生产力的科学发展，就是要遵循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以科学技术为依托，实现生产力发展要素、过程和结果的科学化。具体来说，生产力的科学发展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从生产要素方面来说，生产力的科学发展就是要提升科学在各生产要素中的含量和比重；其二，从发展过程来说，生产力的科学发展体现为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在直接生产部门以及间接生产部门各环节和过程中的应用；其三，从发展结果来说，生产的产品的科技含量要增加。

首先，提升科学在生产力内在各要素中的含量和比重。从内在构成来说，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是生产力的三个基本要素；从动态发展过程来看，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生产过程。因此，生产力的科学发展主要表现在提升生产要素的科学技术含量上。劳动力、技术和资金也是生产过程中的三个关键要素，因此提高科学在生产力发展要素中的含量，就是要提升科学在这三者之中的含量。

第一，提升劳动力的科学素质是生产要素科学化的关键。在现代社会，劳动者科学素质的高低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如果说，农业经济时代生产的发展要依赖土地和人的体能及经验，那么，劳动者数量的多寡就具有决定性作用；到了工业经济时代，生产的发展依赖自然资源、能源和生产者的技能，劳动者的数量优势就逐渐被技能素质所取代到了；21世纪的今天，劳动者的科学素质在生产力的科学发展中更是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提升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含量是生产要素科学化的水平和标志。技术是科学的直接应用和体现，技术在生产要素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技术的进步直接使生产过程科学化了。以制造业为例来说明。从世界范围来看，我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较低，约为美国的4.38%、日本的4.37%和德国的5.56%。从中间投入的贡献系数来看，发达国家1个单位价值的中间投入大致可以得到1个单位或更多的新创造价值，而中国只能得到0.56个单位的新创造价值。^[36]这其中的差距主要体现为技术进步的作用。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生产要素效率低的状况，就必须要提高科学技术在生产构成中的比重，从而提升劳动产出率。

第三，资金使用的科学化是关键。所谓资金使用的科学化，就是在使用资金组织生产时，能够用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生产力增殖。资金是现代社会中生产构成的一个重要因素。资金的使用既可以用来组织生产，用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也可以被用来投机或者当作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的工具，从而导致生产力的发展出现泡沫或者倒退。在我国，促进生产力科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关于资金使用的科学化。以高校资金的使用情况为例来说明。2009年12月9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对教育部直属的72所高校中的69所进行的绩效评估显示，近半数高校在2006—2008年的3年间，在资金的使用上都呈现出“高投入低产出”的情况。该报告指出，影响高校绩效的主要因素是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37]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高校在生产力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个国家高校科研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该国国力的强弱。客观上说，我国高校确实存在着国家投入不足的情况，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加强资金使用的科学化，从而增加产出率显得更为客观和重要。资金使用的效率问题在我国其他行业也非常突出。可以说，中国的生产力能否实现科学发展的关键是资金的使用效率。使用效率高则能够实现有限的资金投入获得更大的产出，从而提升生产力的科学发展水平，否则就会制约生产力科学发展的实现。

其次，从发展过程来说，生产力的科学发展就是要在生产过程中强化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的应用。生产过程科学方法的应用体现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

从微观方面来说，生产过程中科学方法的应用，就是要在生产部门内部积极强化规章制度的科学性建设。我国生产部门的规章制度在微观方面的不科学现状十分严峻。据新华网的文章，江苏省镇江市总工会在对该市62家企业规章制度的检查中，发现有85%的企业的劳动规章制度存在劳动规章不健全、不合法、不合理、不文明等违法、违规现象。^[38]这些现象说明，作为生产环节的企业在生产管理方式上的落后。生产过程管理的非科学化直接导致我国的生产效益差，产品缺少竞争力，而且是许多安全生产事故多发的直接原因。

从宏观方面来说，国家对生产部门的宏观管理方式要讲究科学的方法。以治理水污染为例，2001—2007年，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共投入910亿元，用于“三河三湖”流域城镇环保基础设施的建设、生态建设及综合整治等7大类共8201个水污染防治项目的治理和建设。但是2009年国家审计署审计调查结果却显示，至2009年止，“三河三湖”的整体水质依然较差，一些被污染的河湖段面的水质只是没有继续恶化，像巢湖、太湖、滇池的平均水质仍为五类或劣五类。^[39]国家的投入不可谓不多，但是却达不到相应的效果，用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副所长秦伯强的话说：“在治理湖泊污染过程中，技术不是关键，关键是管理，九龙治水，最后谁都没有治好。”^[40]由此可见，强调生产管理方式的科学化在我国生产力科学发展中的意义。

最后，从生产发展结果来看，生产力的科学发展要提升生产的产品的科学含量。产品是生产过程的核心，是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载体。生产力是否科学发展，最终要以能否生产出人民群众所需要的产品来体现。随着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进程，我国人民群众对产品科技含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以汽车为例来说明。2000年以来，汽车进入家庭已经成为我国人民群众越来越强烈的需求。然而，汽车数量的增加会导致噪音的增加；汽油燃烧会导致碳排放量的增加，从而危害环境。为此，一方面要满足人民群众以车代步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要生产出符合节能、环保、安全的汽车来减少对环境的破环，这就需要加大科学技术的含量。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汽车发展的情况并不容乐观。2009年，我国的国产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79.10万辆和1364.48万辆，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产销国。但是，我国并不是汽车强国，用中国第一汽车集团董事长徐建一的话来说，核心技术尤其是关键零部件发展的滞后是制约我国汽车产业发展的一个根本性问题。^[41]为此，在生产领域就应该形成鼓励创造的氛围，以加快推近我国在核心技术上的突破。

那么，在我国生产力的科学发展中，是否会出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批判的那种压制人、损害人发展的问题？赫伯特·马尔库塞曾经激烈地批判了建立在以资本为中心的社会制度，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造就了一个集权社会，在这个集权社会中成功地压制了反对的声音和力量。生活在工业社会中的人日益丧失了批判性、否定性和超越性，从而成为单向度的人。在西方，技术的使用导致出现了压制人性发展的局面。但这种局面并不是技术本身所带来的，而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求利本性决定了技术使用的奴役性、剥削性。在我国，只要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那么，就可以保证科学技术化的发展方向。

改革开放初期，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引领作用就已经确立，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提出就是对这一思想的确认和体现。但是，当时还仅仅只是从科学技术对经济的发展而言，更多的认为是，科学技术是解决经济发展落后的关键因素。我们无法把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等同或替代。我们当时理解，经济发展之后进而会推动政治、文化的发展，从而会推进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发现，科学技术虽然可以推动经济的发展，使经济进步，但是从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进程，甚至人的素质来说，科学化发展的道路还很漫长。大量非科学的东西影响和制约着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因此，21世纪以来，把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社会的发展纳入到科学关照的视角之内是一个根本性的提升。

（二）整体和谐是对生产力发展价值取向的丰富

在生产力的发展中强调整体和谐，这是21世纪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的丰富和发展。在强调人对自然物的占有为前提的生产力发展进程中，价值取向是以占有、创造多少“物”为是否成功的标准。这样的价值标准造成了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恶化。这种恶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恶化了劳动者自身的生存环境

人口数量的增加造成的最直接影响就是劳动者生活质量的难以提升。改革开放前，我国的人口增长有过两次高峰，一次是1949—1957年，人口净增1.05亿；再一次是1962—1970年，人口净增1.57亿。^[42]人口的两次增加都是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人口的增加也直接把生产力发展的红利消耗掉，呈现了“生产力的发展等于人口的增加”的局面，人民的生活水平无法得到改善。这也给改革开放后控制我国人口的不适度增长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www.xing528.com)

2.加剧了生产力内在结构的不协调

农、轻、重工业的比例失调一直是我国改革开放前所要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究其根源，这与征服形态的生产力观有直接的关系。在这种取向的引导下，从自然中取得的越多、越大，则越被认可；反之，则越被认为没有效果。重工业承担着为人类征服自然而生产工具和机器的任务，最能满足生产力发展的这一要求和倾向。于是，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就成为当时客观的必然选择。从我国当时的情况来看，重工业是技术密集、资金密集型产业，而我国当时的国力又比较弱，因此，重工业的发展就挤压了轻工业、农业的发展，从而造成了我国工业格局的长期失调。

3.恶化了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生态环境

人与自然对立的生产力发展模式在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中也曾一度被推崇，这种生产力发展模式引起的生态问题非常突出。20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就是一个典型。薄一波曾经对“大跃进”中的生态破坏问题进行了记述。他说：“为了完成‘1070’，国家和人民公社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不少地方矿产资源遭到破坏，森林被砍光，群众做饭的锅被砸光，但没有生产出多少合格的产品。”^[43]20世纪80年代以来，简单粗放，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效益为显著特征的生产力发展模式，在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加速了自然资源的浪费与环境污染。随着我国自然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强度越来越大，这种开发所引起的生态问题也日趋恶化。2002年12月29日，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西部地区每年因生态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500亿元，占到当地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13%；我国每年因污染造成的损失占GDP的7%左右，这一数字恰好接近于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速度。2007年，现任环境保护部部长的周生贤在全国湖泊防治污染会议上说起，我国由于盲目围垦，过度利用水资源，导致湖泊面积的大量减少甚至消亡。中国每年平均有20个天然湖泊在消亡，新中国成立50年多来，已经减少了约1000个内陆湖泊。有“千湖之省”之称的湖北，1000多个湖泊已锐减为300多个。^[44]尽管我国在资源的利用与保护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但在粗放型工业化的总体形势下，治理和保护跟不上浪费，生态环境持续恶化，资源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威胁，而且随着我国人口的不断膨胀，对资源、能源、环境所造成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21世纪以来，我国对占有式的生产力观进行了全面反思，把人与自然的整体和谐作为新的价值取向，想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来实现人、社会、自然的整体和谐。无论是学者的探讨还是党内外的认知，对这一追求目标都已经达成一致。尤其是2002年以来，以胡锦涛总书记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对和谐目标的认识更为深入，并提出了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

和谐目标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目标的合理深化。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这种解放是所有人的解放，不存在阶级之间的相互压迫。因此，作为已经消灭了对抗性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就应该把尚存在的阶级之间的和谐作为发展的目标。

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也是对我国社会发展实践道路的总结。一个已经消灭了对抗性阶级的社会，要怎样实现无产阶级的使命？我们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很长时间内，曾一度把阶级斗争当作社会发展的有效手段，认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在“文革”时期更是强调了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其结果是在民族和国家之间人为地造成了内乱，加剧了社会的不和谐。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在全民之间并没有人为地挑起不和谐，但是对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依然存在着要征服自然的认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和谐问题日渐突出，加上改革开放过程中改革措施的不到位，出现了分配不公、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问题，人与人之间不和谐的现象也出现了。实践的认知使我国社会在反思传统发展的路径时提出了和谐发展的目标。

（三）以人为本是对生产力发展主体的全体提升

生产力发展的主体是人，生产力发展的服务对象也是人，生产力发展的内容也是要以人的幸福和需要为指针。这是21世纪以来生产力观的最大转变。

以人为本，不是要以某些人的利益为本，而是要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以人为本最早是针对以神为本而提出来的，是作为封建专制思想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人类自身的力量有限，因此对自然顶礼膜拜，进而创造出了大大小小的众神，然后进行崇拜。人们还按照这种秩序建立了社会秩序。资本主义兴起以来，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主义的过程中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的思想，用于反对以神为本的专制社会。由于资产阶级的剥削本性，资产阶级在建立自己的统治后，把以人为本变成了以物为本、以金钱为本，因而，以人为本也就变成了以资产阶级为本。

新中国成立伊始，我国对生产力发展中的物本倾向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批判了只顾经济效益的“经济主义”，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对唯利是图的物本倾向进行了批判和抵制；到了“文革”时期，更是激烈地批判了“唯生产力论”思想。^[45]如果我们从积极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些批判性认识的话，这些批判也有一定的合理性，这种批判是对以物为本的生产力发展模式的批判。当然，批判比建设要容易得多，批判不等于就能够从实践中找到了一条发展的道路。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找到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真知灼见，但是由于我们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因此，马克思所激烈批判的情况尽管我们想要避免，但是由于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所以还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物本倾向。

这种物本倾向在我国的出现有其客观原因。由于我国的生产力水平低，资金和技术也都缺乏，因此，为了迅速发展生产力，就需要尽快实行工业化，以至于在客观上又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坚持以物为本的取向。坚持以物为本的取向，就是把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物质产品的供给量作为发展的紧迫任务。在我国，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之后，就需要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进而把人民群众的根本需要作为生产的第一需要。由于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基础的薄弱，很难一下子扭转物本倾向，因此，尽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进行了这方面的努力，毛泽东还为此把我国的经济结构顺序调整为农轻重的顺序，可是因为人本导向没有确立，所以生产结构的调整也没有成功。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步确立了人本主义倾向的价值取向。以人为本的生产力导向，始于承认人的需要的正当性。1978年后，我国确立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承认了人的需要的正当性，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初级阶段总路线。这个总路线就把人的需要的满足作为第一需要，开启了人本导向的道路。但是，实践的结果却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些地方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以物为中心，搞起了GDP崇拜，只看重GDP的增加，甚至出现带血的GDP。这种生产力发展模式引起了我国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关注。2000年以来，我国开始由注重经济的增长逐渐转变到注重经济与社会的全面进步，并且于2002年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发展导向。

可以看出，以人为本在我国是一个逐渐实现的过程。马克思在展望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时曾经说过，共产主义实现的条件是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按照这个条件，我国要实现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我国还需要进行收入分配、政治体制以及文化体制等多方面的改革。这些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我们在改革中逐步完善。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推卸责任，要坚持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要位置上。

以人为本，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求和体现。马克思主义的使命就是要追求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体现就要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要的核心位置。

以人为本，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根本原则和体现。无产阶级追求的是全人类的解放，而全人类解放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人们的需要和幸福是否得到根本的满足。把人民群众的需要和幸福作为执政党的执政原则，在发展和解放生产力的时候也就有了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