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中国化进程研究：国情

一、中国的国情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中国化的土壤

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的文化，怎样才能被中国化？这个问题实质是马克思主义要怎样才能由外来文化转变为中国的本土文化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离不开中国国情。

这一时期，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中国化的具体方法是，不断把从苏联学回来的生产力观在中国进行推广。当这种推广遇到阻力的时候，我们不是去寻找是理论本身有问题还是我们推广的方法和途径有问题，而是采取了更为激进的办法——进行文化革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嫁接到中国的土壤上，为此，就需要从中国文化上寻找其生长点。从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中国化的具体路径来看，我们抛开了我国的国情来为马克思主义寻找生长点，其表现就是想以马克思主义取代中国的固有文化，同时也把西方的非马克思主义文化全部予以批判。这样做的结果是：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使马克思主义没有了生长点，抛弃西方文化则使马克思主义失去了丰富的养分。当我们在推广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中遇到了阻力时，我们甚至不惜进行了一场激进的文化革命，这在“文革”中表现的最为极端。本来，“文革”是要改变人民群众落后的文化水平，但是最终却落在了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以及大量的文化遗存上，把这些都当作封建文化而加以抛弃。批判、进而否定一切传统文化，本来是想让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生长，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却造就了人们头脑的空白：传统文化、西方的非马克思主义文化是错误的，甚至是除列宁、斯大林等人之外的文化也是修正的。这样对文化否定的结果只能是加重了人们思想的贫乏，从而使得人们没有能力进行反思。由于没有了这些文化底蕴，因此，我们宣传的马克思主义也呈现出了空疏化的现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经主张，只有在思想的碰撞中才能迸发出智慧的火花，而现在，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却采取了激进的批判和否定一切的手段。

从实践上看，我们这种大量引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改造中国文化的方式本身就值得思考。

首先，马克思主义能否在文化沙漠上成长，这是需要思考的问题。我们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先在我国造就了文化沙漠，然后才推行马克思主义，以希图在我国只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种做法本身就具有形而上学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说，草与苗相伴而生、彼此相互促进，不可能存在只有“资本主义的苗”没有“社会主义的草”。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要通过马克思主义自身在我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竞争中去寻找其生长点。

这个生长点其实就是中国国情。我们看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一开始我们对苏联是全盘模仿。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对计划体制的弊端进行了改革，那时，我们认为他们是在走修正主义道路，是背离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我国在生产力的发展中也遇到了发展不畅的问题，也曾经试图改变这种低效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在生产领域进行责任制的改革，在农村进行承包制的改革等。虽然这些措施都取得了成效，也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但是最终还是没有摆脱斯大林的认识，认为这些措施是对革命道路的背离而进行了否定，从而使我们自身也陷入发展的困境之中不能自拔。

改革开放以来，为何我国的生产力会迅速发展？反观这一现状，这是由于我们抓住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恢复了毛泽东一直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作风，认识到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的实际，制定了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的道路，因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且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结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之果。

历史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种倾向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也依然值得警惕。因为在引进西方文化的过程中，理论界又出现了相同的倾向。20世纪80年代，在大量引进西方文化的过程中，有人继续主张要采取全盘西化的方针，认为中国的改革不彻底、不到位，应该实行彻底的市场经济。这些人似乎忘记了，西方国家的经济也不是纯而又纯的市场经济。这种脱离我国社会发展实际的倾向本身也值得反思。(www.xing528.com)

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式和途径问题也值得反思。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必须生长在中国的文化上，不过，是不是通过理论批判、权力否定（这里主要指用政权高压的办法迫使人们信服马克思主义）就能够实现中国化呢？从现实发展来看，这种办法具有简单粗暴的特点，不利于马克思主义自身中国化的发展。

在外来文化中国化的道路上，提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界一直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佛教中国化联系起来，认为在中国历史上，佛教作为外来文化成功的进入中国可以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参考。本人在这里也持同样的观点。佛教进入中国是从汉朝时期开始，期间，先是外来和尚不断的传播佛教文化，之后是中国人主动引进佛教经典。经过很多人的努力，佛教终于成为中国自己文化的一部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有两点值得借鉴：其一，佛教中国化是中国社会的理论自觉过程，是中国人意识到其先进性（相比于中国固有的文化而言），进而由被动输入到主动求索的过程；其二，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也经历了批判、辩论等形式，也曾经遭受过政权力量的干预、世俗的抵制，但是佛教最终以渐进的方式保存了下来，并且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我们在一开始采取的方法有些单一，有简单粗暴的特点，20世纪50年代末就出现了这种倾向。当时，在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李平心有关生产力的文章时都有这种倾向和表现，在“文革”中更是如此。从实际看，这种做法只能招致人们的反感、不信任感，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真正立足于中国，内生于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上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倾向，那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放任西方文化的泛滥。西方文化大量引入中国以来，在我国宣讲多年的马克思主义也面临重建。在这个过程中，西方思想的引进，使得社会上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种种怀疑，甚至出现了马克思主义者自身不信任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就更无力去面对大量的西方文化。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被一时的障碍所制约，要做到自觉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发展现实，自觉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西方文化中汲取养分，从而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要自觉遵从学术规律进行理论探讨，去伪存真。作为揭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规律的学科，其自身的真理本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必然要被中国化，但是这种中国化需要在学术交流以及中国的社会发展实际中才能展现。这就需要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要不断加强自身的学术素养，依靠学术论辩的方式来促进马克思主义真理体系的不断丰富，从而从实际上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

最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间问题需要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短时间就能够完成的事情，而是伴随着我国社会发展的始终。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多次出现新的理论认识形态，其内容也应该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断丰富的理论体系的一部分。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有的特点，是马克思主义自身规律的体现。

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澄清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打持久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不断面临各种挑战，尤其是形形色色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观点，对这些理论和观点要放开胸襟，要遵循学术规律进行理论的探讨。同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要保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中国在走向富强繁盛的道路上面临着统一的问题，而中国的统一是一个深层次的文化整合的大问题，其中就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如何面对既有西方文化影响又有浓厚传统文化影响的文化复合体问题。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者自身必须具备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这样才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创造出更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在文化底蕴上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寻找精神上的新家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进程，与此相伴的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不断出现。为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就需要做好准备，需要不断进行理论创新，需要面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实践，并从中不断总结和概括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贡献给世界和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