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中国化进程的认识与发展

二、在生产力发展动力认识上的反复

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是来自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还是在生产力内部有其自身的动力？这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中国化的过程中还是出现了反复。

《经济研究》在1956年第6期发表谷春帆的文章，提出了生产力的性质问题，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单一性问题。《新建设》在1956年第7期发表关梦觉的文章，提出了生产关系可暂时走在生产力前头的问题，以及生产力性质和因素等问题。《学习》杂志在1956年第8期发表周淑勤的文章，提出了生产管理、劳动组织属于什么范畴的问题。《福建日报》在1956年8月29日发表金田的文章，提出了生产力发展动力的问题。

从生产力的结构来看，生产力有两层基本的结构：一层是来自生产力内部；一层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这是生产力的外在矛盾。无论是劳动者、劳动工具的生产力两要素说，还是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的生产力三要素说，只要生产力存在着这样的内部结构，就会有矛盾，就会存在要素之间矛盾的推动作用。因此，生产力的发展是受其内在结构矛盾的推动。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言，生产关系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时候，就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当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可以说，生产力内在各要素之间的矛盾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都能够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单纯强调哪个因素，都会有失偏颇。

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生产资料的改造中及之后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包括当时“大跃进”运动的失败，社会上出现了对强调生产关系变革的质疑，理论界开始从生产力的发展方面进行反思。以李平心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始对如何发展生产力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反思。

1959年，李平心先后在《学术月刊》、《新建设》、《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十多篇关于生产力的文章，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深思的观点和主张。在李平心看来，生产力是一个历史范畴，物质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是生产力的二重属性，生产力的这种二重性与生产关系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从历史上看，生产力“有一种自己增殖自己更新的趋向”。^[49]“经济学除了研究生产关系的结构与运动规律之外，同时还生产力的结构与运动规律，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相互矛盾的规律。”^[50]

李平心教授提出的这些观点具有独到之处，尤其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国内的主流认识还停留在“要想大力发展生产力，就必须不断进行生产关系的革命，提高公有制的水平、规模”这个思维框架内，他提出的这个观点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他提出生产力具有自我增殖的特点，不是只抓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力就可以自动提高，而是需要研究生产力自身的内在规律，从而利用其规律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可以说，李平心已经把握到了生产力自身是一个客观发展的历史进程，人们只能是顺应它的这一趋势，而不是人为地拔高或者夸大它的主观能动作用就能够使生产力成倍地发展起来。这在当时生产关系绝对化、主观能动性被夸大的大环境下，能够有如此认识难能可贵，很可惜的是，这些观点在当时并没有得到理论界的认同。

从当时的报刊杂志中，我们可以看见李平心的文章引起的争议之大、前前后后持续的时间之长、参与讨论的人数之多，均属罕见。支持李平心观点的人除了范定九^[51]、余兆梓^[52]、孙冶方^[53]等人外，其余寥寥；而反对李平心观点的则为数众多，且反对者大多以当时苏联教科书中的观点对李平心进行了深度批驳。胡星^[54]、周治平^[55]、杨宇^[56]、谢昌余^[57]、刘诗白^[58]、王振民^[59]、跃青^[60]、高学文^[61]、乔林^[62]、卫兴华^[63]、陈振维^[64]、陈泽连^[65]、关梦觉^[66]、徐崇温^[67]、骆耕漠^[68]、子文^[69]、汤敬昭^[70]、方永祥^[71]、孙叔平^[72]、陈志安^[73]等，都从不同方面对李平心的观点进行了批判。

虽然理论家可以用政治权威作为标准对学术问题进行批判，但是，真理却是要由实践来检验的，政治权威也概莫能外。李平心提出的问题虽然在当时被学界进行了大规模的批判，但是在我国的社会现实中，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相适应的矛盾，这个矛盾依然需要加以解决。(www.xing528.com)

从1960年起，我国进入到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和充实提高阶段。在这一时期，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一些地方的生产关系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倒退”，责任制、包干制等经济组织形式开始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对于这些经济组织形式，我们的理论界也开始出现了争论。一部分人认为这是实际发展的需要，是适合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可行之策；而对于熟悉斯大林模式的理论工作者来说，他们认为这些经济组织形式是生产力发展的一种倒退，虽然可以取得一定程度的进步，但是从长期来看，是不适合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如何解释这种“倒退”却反而使生产力进步的现象？

有的经济学家认识到，这并不是倒退不倒退的问题，是我们要把握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要把关注的中心从生产关系转变到生产力上来。如，孙尚清提出政治经济学中要研究生产力，建议设立生产力经济学；顾准提出要实行商品经济；孙冶方提出要在生产中算经济账，要核算成本等。

但是“文革”以后，这些主张研究生产力的观点再次遭到抨击。从1969年起，报刊杂志开始大肆批判“唯生产力论”，说发展生产力就等于搞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领域——生产力，变成了理论的禁区，人们可以批判生产力，却不能大张旗鼓地研究和探讨它。作为一种客观的物质力量，生产力没有因人们的批判而消失，反而以多种途径不断出现。在这期间依然存在着要不要发展生产力，尤其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问题。在这期间，最能体现生产力观反复的事件有两个：一个是关于“电子中心论”的批判，一个是“爬行主义”的批判。

20世纪40年代后期，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诞生标志着生产力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的出现在我国引发了关于机械中心还是电子中心的争论。20世纪60年代，随着电子计算技术在发达国家的迅速发展，我国电子工业界也提出要大力发展电子技术，并且要把电子工业放到中心位置上来。应该说，这个见解很是深刻，既把握住了时代发展的脉搏，也符合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在当时，尽管我国的基础条件非常落后，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抓住这个机会，那么我国电子工业的发展既可以提升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可以在我国的产业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样，也就不会到了20世纪80年代时才由邓小平提出“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的口号了。

遗憾的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电子中心论^[74]在我国遭到了激烈的批判。在批判者看来，电子中心论是反对以钢为纲、破环社会主义建设的反动方针，是技术带动一切的技术中心论，是在根本上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一种“见物不见人”的唯生产力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力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力量，这种物质力量不断使先进的生产力淘汰落后的生产力。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顺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趋势，自觉站在先进生产力的行列。

“文革”时期，第二个反应生产力发展倒退的主要事件就是批判经济上的“爬行主义”和“洋奴哲学”。20世纪70年代以后，我国开始了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活动，贸易增加了货运也就要跟上，为此，周恩来等决定组建中国自己的运输船队。当时，我国自己的造船水平低于发达国家，为此，当时在一线工作的邓小平等提出要向国外购买船只来组建我国的远洋运输船队。这个提议被“四人帮”污蔑为丧权辱国的“洋奴哲学”，他们认为引进世界先进技术是“爬行主义”。

“文革”中，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由要不要发展生产力到不能发展生产力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使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丧失了追赶世界的可能，而且使我国的生产力发展陷入了困境之中。

总之，这一时期在生产力发展中出现的反复表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的中国化还处在探索阶段。作为代表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来说，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还尚未成熟，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还缺乏深刻的认知。这一探索阶段有许多可以总结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