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三、马克思主义知识的传播和影响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识的宣传和学习

这些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识的系统宣传和学习活动，有亘古未有的创举，也有意义缺失的一面。其积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以群众运动的形式进行大规模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识的运动是一个创举

中国的社会发展，几千年来一直是以儒释道三家思想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其本身根植于中国封建社会这个土壤，具有极强的内生性、自发性、精英性等特点。所谓内生性，是指内生在中国社会这个有着几千年文化传承的土壤之中。道家和儒家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本土文化；佛教作为外来文化，自汉朝传入中国以来，到唐宋时期已完全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份。所谓自发性，是指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传播主要是靠精英人物的自发行为来丰富和发展的本土文化。在我国社会主流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往往是有文化思想的精英人物先出现，然后才会有统治者的宣传和普及活动，然后才有被大众接受和认可的过程。这个过程呈现着极强的自发性质。所谓精英性，是指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一直停留在社会精英人物的范围之内。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社会大众往往被排斥在这个文化范围之外，属于白丁人士。正是由于中国的社会文化具有这三个特征，我国文化思想的传播历来是少数人的事情，与广大的社会大众关系不大。共产党人反其道而行之，广泛发动群众，进行大规模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识的运动。发动群众不只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体现，更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体现。共产党人通过发动群众运动的办法，在运动中充分发挥了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人民群众能够真正行使主人的权利。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一条使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主人的办法。

在近代中国，随着中国社会的衰落，思想先进的一些中国人寻找适合中国国民思想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不必说早期的洋务派、唯心派，就是在后来兴起的革命派也在一直努力寻找这个救国、救民的普遍真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普遍真理，并且把它应用到中国社会的实际发展之中，最终建立了新中国。然而，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国共产党人，如何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并且成为中国社会主流文化的一部分？这成为共产党人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战争年代形成的经验，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找到了放手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的这个方法。因而从一开始就采用了发动群众运动的办法，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和宣传工作。相对于传统文化封闭性、自发性、内生性的特点，共产党人普及马克思主义思想呈现出群众性、主动性和外来性的特点。在普及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共产党人采取重点和一般运动相结合的办法，既重视对一般群众思想文化的普及活动，又抓住重点，尤其是在知识界、文艺界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又通过在自己的工作领域贯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为马克思主义扎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

2.针对一般民众的知识普及是一项创举

在农村开展的文字、知识的普及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宣传，这在我国的社会发展中应该说是一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创举，在中国社会的历史上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及毛泽东的远见卓识。

要想实现现代中国的转型，就必须要解决农民问题，农民的数量和质量问题是我国社会实现现代转型的关键。按照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晏阳初的说法，旧中国落后的根源在于农民，而造成农民落后的原因概括起来有四点，即弱、贫、愚、私。在这四点原因中，愚昧是首因。所以晏阳初主张，改变中国就要从普及农村的教育开始。我国著名学者梁漱溟对此也持赞同态度。当年在山东，他为此还进行过乡村教育工作，以希冀从根本上改变旧中国的落后面貌。很遗憾的是，无论是晏阳初还是梁漱溟，他们企图通过教育农民来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努力并没有实现，但是他们对农村教育普及问题进行的探索却具有深远影响。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但是与梁漱溟、晏阳初的观点不同的是，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农民问题是最核心的问题，但是要解决农民问题，首先需要解决土地问题，即改变地主土地占有制为农民所有制。这样，就先从经济基础解决了民生问题，然后再对农民进行教育。毛泽东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32]刘少奇更是具体指出：“教育农民干什么？教育农民干社会主义、干共产主义，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任务。”^[33]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农民分得了土地，这从根本上摆脱了几千年来农民因没有生产资料而处于被剥削和被奴役的地位和困境。然而，要想真正改变这种状况，还必须进行知识的普及和提高，从思想上真正改变农民的落后地位和状况。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人在开展土地革命的同时还大力推进农民的识字运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普及工作，这种从思想上塑造新国民的努力和尝试也应该是一个创举。

（二）宣传和普及工作的不足(www.xing528.com)

反思这种大规模的理论宣传工作，尽管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改变了大部分中国人不识字的局面，但是，在知识储备不足的社会进行思想的快速传播还是存在着一定的不足。这种不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理论上的亦步亦趋是生产力观中国化初期在条件上的先天不足。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相对中国而言是地地道道的舶来品。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我国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救国救民的普遍真理而引进中国的。在这种情况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适用对象、范围和条件的认识难免不全，因此，在理论上一开始才表现为以原汁原味的翻译和介绍为主，少有自己的论述，也就无从谈到理论创新。

这个特点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中国化过程初期表现的最为明显。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对生产力的理解更多的是以苏联尤其是斯大林的理解为准绳。苏联谈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我们也谈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苏联批判“生产力论”，我们也批判“生产力论”；苏联开始对斯大林式的生产力发展进行反思了，而我们还依然在沿袭斯大林的生产力理论，批判各种非斯大林式理解的生产力理论。

这种带有明显模仿色彩的生产力观，反映出了我们在理论准备和文化准备上的先天不足。首先，从我国的内部国情来看，我国的传统文化无法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生存土壤。中国固有的文化根植于传统小农社会这个基础之上，而近代以来，大工业的发展决定了这种小农经济结构必须要进行改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目的，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落后的农业社会状况。因此，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就成为被改造的对象，而不是效仿的对象。其次，从我国的外部条件来看，旧中国受到列强的欺凌和瓜分，加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自身的经济危机，从情感上说，当时的中国社会大众不会把西方的理论当作自己效仿的对象。在这种状况下，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及其对资本主义制度持反对态度的基本主张就成为中国人效仿的对象，为此，引进的苏联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源头。

其次，以群众运动进行理论宣传的方式值得反思。应该说，理论是靠逻辑来征服人的，发动群众运动虽然可以让群众参与到社会变革的伟大实践中来，但是如果理论本身尚未成熟，还处于整理和准备材料阶段的话，那么贸然发动群众运动，就有可能会出现社会的整体盲动。

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的过渡形态，其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如何？其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本质又是什么？现在看来，当时理论界本身的认识尚未成熟。当时，理论界抽象地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公有制、计划经济加按劳分配，这没有能够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来理解和认识社会主义，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复杂性。当时，由于我们效仿的对象是苏联，而苏联又完全处于斯大林模式之下，我国对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缺乏反思能力，因而把斯大林模式当作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模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发动群众，甚至采用群众运动的办法就会延续苏联的“感冒症状”。

清华大学的秦晖教授在分析20世纪50年代以后为何会出现中苏交恶的原因时曾指出，中苏交恶的实质根源在于经济，即中苏之间经济结构的高度同态性。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突出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发展，而重工业生产的产品需要寻找市场，当时的中国无疑是这些产品的最好销售场所。然而，中国自身走的也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道路，中国自己也能造飞机、大炮，苏联数量庞大的重工业品因此不能出口到中国，而苏联也就无法通过销售其产品回笼资金进而实现生产的循环。因此，中苏在客观上存在着冲突的根源。

因为理论贮备的缺乏，那么在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运动的过程中就有可能导致群众运动的盲动性。“文革”中盛行“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即只要是敢于违反既有的秩序就是革命，就是社会进步，这也就印证了这种理论缺乏所导致的后果。

最后，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的过程中过度强调政治性，这冲淡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在学术上的意义。马克思主义也需要不断地与时俱进，需要与其他学科共同探索、共同进步。从这方面来说，马克思主义本身也需要不断的从其他学科中汲取养分，需要不断的交流和探索，而不是拒斥。

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中国化的进程中，我们在实践中也出现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这方面的问题出在苏联，尤其是斯大林。如果谁违背了领袖意志，就会被看成是反马克思主义者，受到口诛笔伐。同样，在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一定程度上也出现了这种苗头。人们把斯大林模式当作金科玉律，不能讨论。翻看“文革”时期关于生产力的作品，充斥的都是批判、再批判，没有体现学术交流。

学术中要不要讲政治？当然要，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其本身强烈的阶级性，要求我们更要严把政治关。尽管如此，学术中讲政治不是不要学术探讨，对学术探讨的要求反而更高。只有经过学术研究和探讨，才能使得理论自身更加完善，才能更有助于我们了解学术中的政治。例如，我们常说西方经济学、政治学不包含阶级色彩，事实上，这种阶级色彩往往包裹着学术的外衣，需要我们进行仔细的分析和批判。这同时也表明了，无产阶级的学术作品也要遵循相同的学术规律，不能单纯地为了批判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