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中国化研究：宣传和普及工作

二、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的宣传和普及工作

（一）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知识中国化的努力和尝试

从总体上看，我国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的介绍呈现出时代性的鲜明特点。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主要是通过系统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著作，尤其是苏联的关于生产力方面的理论著作见长，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也是以翻译指导见长，缺少述评。这表明了，我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是亦步亦趋，而非独树一帜。

我国在这一时期主要以翻译和出版专门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的著作文章为主，先后翻译出版了《苏联社会发展最重要底源泉“论苏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适应”》^[3]、《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4]、《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5]、《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6]、《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7]、《苏联生产力配置问题1959—1965》^[8]、《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辩证关系》^[9]、《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10]、《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问题讨论》^[11]等。

（二）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知识的大众化

1949年10月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经济学家王学文的《政治经济学教程》中专门介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关内容；1950年1月，《中国青年》从第30期开始，连载《中国社会发展史讲话》，内有专门介绍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程，其中着重介绍了生产工具的变迁。

从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开始有学者专门著述阐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作品，如狄超白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12]、沈志远和周元斌的《论我国过渡时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13]、吴承禧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14]、关梦觉的《论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15]、李海平的《我国农业合作化是否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规律》^[16]、张先辰的《什么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17]、钱今昔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分布研究》^[18]、李又华《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19]等。

20世纪60年代初期，随着有关生产力问题的争论的出现，学界也开始出现了强调政治倾向的批判性作品。其中，撒仁兴的《驳斥右倾机会主义的“生产力论”》^[20]、骆耕漠的《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几个问题》^[21]、邓克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22]等，都是这方面的体现。(www.xing528.com)

“文革”时期，我国在生产力方面的著述完全以政治取代了学术研究。这一时期的生产力观主要以批判唯生产力论为主。这方面的著述主要有：《彻底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23]、《彻底批判反动的唯生产力论》^[24]、《批判刘少奇的人性论、唯生产力论》^[25]、《“唯生产力论”的要害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26]、《革命大批判文选》^[27]、《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阶级斗争、唯生产力论、折衷主义的批判》^[28]、《痛击右倾翻案风狠批唯生产力论》^[29]等。关于生产力的文章，刊载在各个大学学报的比较多，如《辽宁大学学报》、《贵州大学学报》、《吉林大学学报》等，都曾经刊登过这样的文章。理论色彩比较强的刊物如《经济研究》、《哲学研究》等，也都刊载过这样的文章，不过以批判性文章为主。

（三）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普及的阶段性特征

如果以1959年为界，我国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的宣传和普及呈现出两个不同的鲜明特点。1959年前的一个阶段是以宣传和解释为主，有关生产力的争论也都带有明显的学术性探讨，这从有关生产力要素的争论中可窥见其端倪。1959年后的一个阶段，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的宣传和普及则明显存在以政治性取代学术性的特点。

1959年前，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的介绍侧重于在全社会的普及宣传。这一时期大多是翻译和介绍苏联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学说，我国学者的著作也大多以对苏联著作的解释为主，着力宣传苏联的经典生产力观。

这一时期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特点，原因主要有二。其一，苏联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效仿对象。自1949年毛泽东提出“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之后，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针政策都把苏联作为发展的模式和目标，在此情况下，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生产力的解释就成为我国学习的目标，因此，这决定了我国在生产力的实践中必然要介绍和引进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对生产力的理解。其二，我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缺乏先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来看，中国人是在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找到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30]因此，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就成了我们理论的源头活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接受和选择马克思主义途径的时候呈现出单一性特征，这使得我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缺乏国际视野，而这也这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突出特征。由于以上两个原因，造成了我国学者在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中国化的理解，只能是采取亦步亦趋的著述翻译和理解。

195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呈现出了政治倾向取代学术性的特征。当然，这一倾向是逐步呈现的。1959—1966年，这一时期关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方面的书和文章，学术探讨的特色比较浓厚，出现了客观介绍苏联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的书籍和文章，国内的一些学者如李平心、顾准、孙冶方、孙尚清等人，他们在《光明日报》、《经济研究》、《新建设》等报刊杂志上还专门撰写文章对生产力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但是1966年以后，开始出现了专门批判“唯生产力论”的书和文章，而且从批判的角度看，理论色彩不浓不说，甚至充斥着谩骂、人身攻击等内容，毫无学术探讨的意味。

这一时期变化的原因，更多的与当时的国际格局和党中央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关。首先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变动。在苏联，由于斯大林的逝世，赫鲁晓夫上台以后对斯大林的观点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但是也揭示了苏联模式的固有弊端。苏联的这些变化在中国也引起了震荡。一方面，苏联方面暴露出来的问题，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也有所察觉；另一方面，如何评价斯大林的功过是非及赫鲁晓夫接下来所进行的改革行为，这成为中国必须面对的问题。当时，党中央对斯大林的评价是：“斯大林一生的功绩和错误，是历史的客观存在。斯大林的功绩同他的错误比较起来，是功大过小的。他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错误是第二位的。”^[31]从总体上看，中共中央对斯大林的认识和评价是对斯大林所代笔的路线方针的肯定，那么，把赫鲁晓夫针对斯大林模式的改革措施指斥为修正主义路线也就合乎情理。这个认识也影响到国内的学术界，出现了强调政治挂帅、学术要服从权威的观点，导致最终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中国化的问题上，我国又把这种强调生产力决定作用的观点当作“唯生产力”论进行批判，最终走向了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