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马克思主义时期人类生产力观三次转型及中国化进程研究

二、前马克思主义时期人类生产力观的三次转型

我们可以按照不同的角度把生产力观进行不同种类的划分。如，按照研究者个人可以划分为亚当·斯密、让·巴蒂斯特·萨伊、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生产力观等；按照社会形态可以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观；也可按照生产力观的阶级属性划分为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等的生产力观。本书的研究按生产力来源的不同来划分生产力观。选用这个分类方法在于能够历史地看待生产力观的转变。在马克思主义之前，生产力观大致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变：由神力转变为自然力的生产力观，再由自然生产力观到人的生产力观。

（一）第一阶段，生产力来源于“神”

这种生产力观把自然力赋予了人格化的某个虚拟实体，如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神。在这种生产力观的指导下，所谓发展生产力，其实就是对神的祈求，希望通过一定的途径或仪式接受神的赐予，运用这种神力来满足人类的生产和生活需要。这种生产力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就是在今天也有表现。这种生产力观为宗教家所推崇。

随着人类认识的提升，尤其是物理学和天文学等学科的发展，人类逐渐认识到自然界各种各样的理，并从灵魂深处开始摆脱各种大大小小的“神”的庇护。人类开始进入到自然生产力观的时代。

（二）第二阶段，把生产力还原到自然界本身，认为生产力是自然力

这种生产力观认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人对自然力的分享和占有，其属性是自然属性，人力在自然力面前永远是渺小的，人在自然面前要学会敬重和爱护。在这种生产力观的指导下，发展生产力就要在大自然的许可之下进行。这种生产力观受环保主义者和生态学家所欢迎。

近代科学兴起以后，人的地位得到大幅提升，人类开始对自身所蕴含的能力和力量有所认识。因而，人类在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自信心逐渐增强，而且越来越倾向于认为通过人的理性可以认识自然，自然界既不神秘也不可怕，人可以通过对自然规律的掌握来战胜自然。于是，人类主流的生产力观开始转向以人类自身作为生产力源泉的阶段。

（三）第三阶段，强调生产力来自于人类自身，认为生产力都是人对自然力的认识和运用

生产力说到底是人类运用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对自然力的支配和运用。因此，发展生产力就要千方百计提升人的体力和智力，提升人的体力和智力在生产中的地位。这一阶段大致可以追溯至文艺复兴之后资产阶级大规模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有关生产力的认识，在古典经济学家、政治家那里的论述最为充分，而且这些论述也已经进入到系统化、理论化时期。正如马克思所说：“经济学家们的论证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宗教则是神的启示。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6]

第三阶段的生产力观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的源头活水。这一时期，生产力观由强调生产力的自然性转变到强调生产力的属人性，其中关键性的转变主要是由法国人弗朗斯瓦·魁奈、英国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法国的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法国的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德·西斯蒙第、德国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法国人让·巴蒂斯特·萨伊等人来完成。所以，这里着重叙述这一时期的生产力观及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弗朗斯瓦·魁奈较早提出和使用了“生产力”的概念，并揭示了生产力的发展路径。他说：“一切利益的本源实际是农业。正是农业供给着原材料，给君主和土地所有者以收入，给僧侣以什一税，给耕作者以利润。正是这种不断地再生产的财富，维持着王国其它一切的阶级，给其它职工以活动力，发展商业，增强人口，活跃工业，因而维持国家的繁荣。”^[7]要增加社会财富，必须采用大农业的办法，因为“用于种植谷物的土地，应当尽可能地集中在由富裕的租地农场主经营的大农场。因大农业企业和小农业企业相比，建筑物的维修费较低，生产费用也相应地少得多，而纯产品则多得多。”^[8]魁奈不仅揭示了农业是生产力的来源，而且还具体探讨了生产力发展的途径，即通过规模经营来发展生产力。在魁奈看来，发展生产力必须服从自然法和人定法，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才能得到保证。人类发展生产力并不是随心所欲，而是要服从自然法包括物理的法则和道德的法则。物理的法则是“明显的对人类最有利的自然秩序之一切物理事象的规则运行过程”，道德的法则是“明显的和对人类最有利的物理秩序相一致的道德秩序有关的一切人类行为的规则”。“自然法”是“由最高存在（神）所设定的最高法则”，是“恒久不变的”，“无可非议的”，而且是“可能最善的法则”。人定法必须以自然法为依据，如果人定法背离了自然法，就有可能陷于疾病状态。我们看到，魁奈在论述发展生产力的时候着重强调了自然法，其实质是强调自然力。^[9]魁奈进一步指出，人定法也要服从自然法。他说：“从人的本性说人是自由的，而且是理性的，但有时并不如此。由于他盲目地和缺乏理性地使用自由，会使他做出错误的选择，但如果是有理性地进行了最好的选择，而且受形成宇宙的世纪规律的秩序所支配，那就会获得很好发展。”^[10]

魁奈的生产力观不仅充分阐释了生产力的自然力性质，而且在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上，他也十分注重强调要充分利用自然力。生产力中最能体现自然力的产业是农业，所以，作为重农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他主张通过大农业来提高生产力，生产更多的纯产品。这是魁奈的生产力观中的突出特点，不过受历史条件的制约，他尚未认识到大工业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这是他的局限性。魁奈对农业的重视是值得肯定的，即便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今天，这点也依然具有积极意义。^[11]魁奈对发展生产力要服从自然法的论述表明，他是一个典型的自然力生产力观者。

亚当·斯密则是对生产力的发展进行了详尽而深刻的探讨。斯密注意到了分工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他说：“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12]分工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那么，人类是如何形成分工的呢？在斯密看来，人的利己心是促成人类分工的原因。他说：“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13]斯密还具体指出，分工除了是受人类利己心的驱使之外，还受到市场自身的限制。在斯密看来，自由的不受干预的市场制度最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它可以做到通过“看不见的手”来实现资源的最佳分配，从而提高社会的生产力。(www.xing528.com)

斯密的生产力观中充分阐述了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在调节生产力中的作用。由魁奈的大农业，到斯密强调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其实质还是在强调生产力发展中的自然力作用，只不过斯密论述的更为详尽，即发展生产力，就要在制度上构建出充分发挥自然力作用的机制，让“看不见的手”来进行调节。在他看来，在市场机制提供的充分的竞争条件之下，人类社会的物质财富无限增加，这样一来，每个参与市场竞争的人能够获得的交换能力就越强，个人的财富也就越发增加，人类就越能获得幸福。斯密看到了市场机制在发展生产力中的积极作用，但是我们知道，充分竞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尽管能够增加社会财富的生产力，但是竞争的结果还是会出现两极分化，从而不断出现经济危机。对此，斯密并没有揭示，这也与当时的历史条件有关。因为斯密生活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他无法看到自由竞争之后出现的垄断，以及垄断资本对市场秩序的限制，这不能不说是斯密对生产力认识的局限性所在。通观斯密的生产力观，其中特别强调了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这足以表明，在生产力观的认识上，他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自然力生产力观的代表性人物。

斯密论证了自然力在人类生产中的作用和地位，那么，随着人类生产力的提高，物质财富的增加，人口也会相应增加，这就会出现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之间的矛盾。如何来处理这个矛盾？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发现了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之间的冲突。在他看来，在人口的生产和物质资料的生产之间有两个公理的存在：第一，食物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而且几乎会保持现状。^[14]这两个公理的存在，决定了人口的增殖力会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提供生产和生活资料的能力，因而，人口数量的增加会快于土地的生产力。^[15]为此，马尔萨斯郑重提出，要限制人口的增长以使人口增长与物质资料的生产相适应。

马尔萨斯开出了限制人口增长的药方，这是生产力观的进步之处，但是他提出的手段则有些武断。在他看来，抑制人口增长的最有效机制就是罪恶与贫困。他在分析人类历史上有关人口增长的种种抑制性因素时说：“这些事实似乎表明，人口恰好是按阻碍其增长的两大障碍即贫穷和罪恶被清除的比例增长的，并表明衡量人民幸福和纯真的最正确的标准是人口增加的速度。”^[16]马尔萨斯看到了人口快速增长与生产力发展模式之间的冲突，但是受历史条件的制约，他没有找到正确的解决途径，而是又重新回到了自然调节的窠臼之中，这不能不说是其落后的一面。

应该说，马尔萨斯的生产力观注意到了在生产力发展中人口的发展与物质生产资料增长之间的关系，这是他的生产力观中进步的一面。但是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却是错误的，他主张通过罪恶与贫困来削弱人口的增长，进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种主张的错误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那样，他把人口的增长和物质资料的增长对立起来，既没有自然规律做根据，也没有历史规律做根据，缺乏科学性。马尔萨斯的生产力观强调了物质资料生产的重要性，这也表明，从生产力观的维度来说，马尔萨斯比起斯密来说是退步了，即他将强调自然的生产力观又退回到强调人的自身生产上来，主张要用自然力（罪恶、贫困）来调节人的生产。

就生产力观的来源来说，法国的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德·西斯蒙第开启了由自然力到人力的生产力观的转折。西斯蒙地的生产力观中特别强调了要重视人的作用，他说：“财富就是人类劳动生产出来的大量物品，而人类的需要又将它消费了。”^[17]以此为依据，他对古典经济学家们关于生产力发展中“见物不见人”的现象也进行了批判。在他看来，“国民财富就是应该使所有的人分享到生活的好处分”^[18]。为此，发展生产力就应当从“人”出发去指导人的劳动及分配。作为一门好的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是认识穷人的地位，并向我们保证，只要穷人劳动，社会就能使他们丰衣足食，安居乐业。”^[19]西斯蒙第还集中力量批判了古典学派经济体系研究的对象和中心。他认为，古典学派只关心财富不关心人，“理财学或财富增长的科学，也被认为是抽象的，不是与人或物相关联的，在这种基础上建立的大厦，也就象空中楼阁。”^[20]在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上，西斯蒙地主张要回到以小生产者为中心、维护小生产者的地位，并且他特别强调了政府的作用。他说：“一般地说，完美的社会制度对穷人和富人同样有利，政治经济学教导我们通过改进的办法来保留这种制度，而不是推翻它。……立法者绝不是用平分财产的办法来使人获得幸福，因为这样可能破坏唯一能创造一切财产的劳动的热情，而且劳动只在这种不平均的情况下才能受到鼓舞，劳动热情才能通过劳动而不断恢复。”^[21]作为反斯密的经济学家，西斯蒙地对政府干预作用的认识在经济学界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相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的生产力观来说，西斯蒙第的生产力观是一个转向，他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强调生产力的发展要指向关心人的幸福。这体现了作为一个富有良知的经济学家的情怀，同时也是对魁奈、斯密等生产力观中“只见物不见人”的生产力观进行了扬弃。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虽然他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但是他提出的方法则有些欠妥，他提出要退回到小生产中去的做法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西斯蒙地的生产力观无疑是从强调自然的生产力观转移到强调人的生产力观的一个关节点，不过这个转变最终是由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来完成的。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中，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生产力观无疑更具有系统性、思辨性。李斯特首先注意到了其他经济学家们的目光关注点在物质财富本身，对此他明确予以反对。在他看来，一个国家或民族要想强大，就不能把眼光总是放在物质财富上，因为物质财富生产力是比物质财富本身更为重要得多的因素。李斯特强调了他的理论基点与其他政治经济学者不同的地方在于，“我要说明一点，作为我的学说体系中一个主要特征的是国家，国家的性质是处于个人和整个人类之间的中介体，我的理论体系的整个结构就是以这一点为基础的。”^[22]他认为，有远见的国家，不能把眼光盯在财富的增加上面，而是要为培育“生产力机器”创造条件。他说：“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到多少倍；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经增加的财富获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经消失的财富获得补偿。个人如此，拿整个国家来说，更加是如此。”^[23]而要发展生产力，必须要有多方面的、多种类的条件，包括法律、秩序、国家领导人的能力和战略眼光，甚至包括国家武装力量的建设等。“基督教，一夫一妻制，奴隶制与封建领地的取消，王位的继承，印刷、报纸、邮政、货币、计量、历法、钟表、警察等等事物、制度的发明，自由保有不动产原则的实行，交通工具的采用——这些都是生产力增长的丰富泉源。”^[24]其中，生产力的发展应该着重于人的培养教育，包括人的科学文化水平、技能素质、良好的道德品质等。他甚至还提出：“一国的最大部分消耗，是应该用于后一代的教育，应该用于国家未来生产力的促进和培养的。”^[25]而且，一国生产力的进步决定这个国家的发展程度、规模和水平，“各国现在的状况是在我们以前许多世代一切发现、发明、改进和努力等等累积的结果。这些就是现代人类的精神资本。对于前人的这些成就怎样加以运用，怎样用自己的心得来加以发扬光大；无论哪一个国家生产力的进退，就决定于这方面领会的深切程度。”^[26]

从总体上说，李斯特生产力观的立足点为国家，这已经彰显出与“流行学派”^[27]立足于自然力的生产力观的不同。从实质上说，李斯特所说的生产力更为准确地说是国家的生产力，是社会成员组织起来的物质力量，是集合化的社会力。这与斯密以来强调的自然生产力形成了明显的区别。李斯特看到了生产力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且也指出了发展生产力的途径和方式，这是他的生产力观的进步之处。需要指出的是，李斯特的生产力观中也存在着缺憾。具体来说，其缺憾主要表现在：其一，李斯特生产力观的立足点是国家，但是对国家的理解是静态的、永恒的，因此其对生产力的理解也必然是静态的，而且从李斯特来看，他对国家的理解是出于对自己祖国——德国的极端热忱的爱国之情；其二，李斯特虽然看到了发展生产力的作用，也指出了发展生产力的路径，但是在李斯特那里，关于生产力的认识尚未超越物质财富这个经济学范畴。因此，李斯特对生产力的认识还停留在社会力层面，尚未深入到社会的阶级结构层面，因而没有达到深入事物内部本质的层面。

让·巴蒂斯特·萨伊作为经历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第一次产业革命的经济学家，他认识到了工业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但是他在强调工业作用的同时，特别强调了工业生产力的属人特性。在萨伊看来，“所谓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28]“物质不是人力所能创造，而物质的量也不会忽增忽减。地球就是由物质所构成，人力所能做到的，只不过改变已经存在的物质的形态，所改成的新形态，或提供此前所不具有的效用，或扩大原有的效用。”^[29]所以在萨伊看来，生产力就是创造效用的能力或力量。因为“生产数量不是以产品的长短、大小或轻重估计，而是以产品提供的效用估计”^[30]。既然生产力是人类创造产品效用的能力或力量，那么，发展生产力在萨伊那里也就变成了鼓励人们千方百计的制造产品的效用。“事实已经证明，所生产出来的价值，都是归因于劳动、资本和自然力这三者的作用和协力，其中能以耕种的土地为最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除这些外，没有其他因素能生产价值或能扩大人类的财富。”^[31]

在对生产力的认识上，萨伊看到了主观需要对生产力的影响，并且也分析了主观效用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如果说西斯蒙地的生产力观转向为人的话，那么，萨伊在生产力观的转向上无疑更具特点，他把生产力转向为人的主观效用，转移到了精神层面。萨伊的生产力观夸大了主观需求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这使得生产力的发展丧失了客观的物质基础。但是，萨伊的这种从精神层面研究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力观被边际学派等所继承，从而使得生产力完全变成了主观自生的物质力量，并进而丧失了其客观基础。

边际学派三位代表性人物之一的里昂·瓦尔拉斯在研究生产力时，提出了边际生产力的概念。他说，所谓边际生产力，就是在不考虑技术发展的条件下，某一生产过程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组合中的各生产要素的使用量，若不是依相同的比例增加，则所增加的生产要素的边际产量将由递增转为递减，最后为零甚至为负数。^[32]他在把价值归结于资源和产品的稀缺性的过程中，进而区分出发展的含义。他说：“发展的意义就是，跟人口的增加同时演进的制成品稀少性的降低。尽管土地的量不能增加而发展仍是可能的，这是由于狭义资本品的增加；但是这方面的增加必须先于人口的增加，并且在比例上超过人口的增加。”^[33]瓦尔拉斯区别了人口的增加和资源消耗之间的关系，这是对马尔萨斯消极人口论的回应和思考。

瓦尔拉斯的生产力观是人的生产力观的典型代表，在强调生产力观来源于人的问题上，他要远比其他人更远。在他看来，“人类意识是有认识力的和自由的，根据这一点，就使我们有可能把宇宙间的一切实体划分为两大类：人和物。不论什么，凡是其本身是不自觉的，不是它自己的主宰，都是物。不论什么，凡是其本身是自觉的，是它自己的主宰，就是人。”^[34]既然自然界是被人所主宰的物，那么发展生产力的任务也就落在了人，尤其是人的精神层面。这样，在瓦尔拉斯那里，生产力就成了人的“理性”。这种过分强调人的理性作用的思想，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35]这使瓦尔拉斯的生产力观陷入了没有自然规律的状态，这是其生产力观的缺陷。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生产力观的变迁先后经历了由物质生产、人、国家、主观效用的生产力视角的转变。这种转变要么趋向于绝对的客观，要么趋向于绝对的主观即人的精神层面，其主体特征就是主观和客观的绝对分离。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生产力观的变迁存在几个缺憾。第一，虽然这一时期的生产力观强调的是人，但是对人的解读只是停留在个体层面，他们推崇个人的能力、智慧在生产力中的作用。这在西斯蒙地的生产力观中表现的最为充分。第二，虽然他们的生产力观也强调了国家，但是对国家的认识却缺少辩证的分析。这在李斯特那里表现的最为典型，他有着浓厚的爱国热情，希图依靠政权的力量来组织和发展生产力。但是对国家如何组织生产力、如何安排生产，他尚未从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来认识。因此，这种生产力观中明显有感性大于理性分析的色彩。第三，前马克思主义时期，生产力观对生产力的总体解读始终停留在物质财富的生产、分配、消费等具体环节上，尽管有如西斯蒙第、萨伊等那样强调人的幸福的观点出现，但是其生产力观都没有真正揭示生产力的地位和作用，没有置于社会规律的深度去认识。因此，他们都没有实现生产力观的革命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