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中国化进程研究的创新成果

二、本书的主要创新

本书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本书第一次把生产力观作为研究的对象，这是一个创新。据笔者的考察，到目前为止，对生产力观还尚未有学者进行专门的考察和论述，这是笔者的创新所在。有关“生产力观”一词，学界已经有人进行过探索，如“生产力观即人们对生产力的看法或观点，包括对生产力含义的理解，对生产力构成要素的规定，对判断生产力发展程度标准的确定以及对发展生产力着力点的选择等等”^[7]。从这个定义来看，作者显然是把生产力观理解为关于生产力的观点，是把一切关于生产力的观点和看法都当作了生产力观的应有含义。这个定义虽然包括了对生产力概念的揭示，但是把一切对生产力的看法都归结为生产力观的含义似有泛化之嫌，尚未准确揭示生产力观含义的真实旨归。除此之外，王霁^[8]、遆国英^[9]、刘秉国^[10]、范茂辉^[11]、罗敏^[12]、黄亚玲^[13]、于金凤^[14]、王伟民^[15]、周新军^[16]、温莲香^[17]、王建辉^[18]、熊子伟^[19]、马珺^[20]等，他（她）们都使用了生产力观，但是并没有明确考察生产力观的含义。本书则是把生产力观作为研究的具体对象进行考察，属于元哲学的范畴，通过对生产力观具体含义的考察，揭示其最抽象的含义，这是本书的创新所在。

第二，本书研究的生产力观，揭示的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拓展性研究。长期以来，我们对生产力的解读都只是停留在唯物史观的范畴之中，只是把生产力当作社会运动的动力因子而加以阐释。这种解释存在两个缺憾。其一，无法解释清楚马克思主义对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与列宁所批判的“庸俗生产力论”的区别。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中，卡尔·考茨基、苏哈诺夫等人主张要先大力发展生产力然后长驱直入社会主义，这种主张阐述了发展生产力在诸如社会转型及社会发展阶段中的重要性，而列宁针对俄国革命，批判了考茨基、苏哈诺夫等人的观点，强调了变革生产关系的重要性。应该说，考茨基、苏哈诺夫等人关于要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思想是对的，其错误在于低估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能动反作用，列宁的批判也正是针对此事。后来，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则直接把考茨基、苏哈诺夫等人的观点概括为唯生产力论，并且作为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加以批判。“唯生产力论”是否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要发展生产力，那么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生产力的区别在何处？这些问题也是我们在理论和实践建设中被长期困扰的一个带有方向性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关于生产力理论的争论与此问题关系非常密切。我国在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上一度裹足不前的原因之一就是因害怕发展生产力而导向资本主义。其二，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和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毛泽东说：“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革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21]那么，到底是要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还是要强调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二者之间的决定作用是否有标准？这个问题如果不能说清楚，在实践中必然会出现生产力决定派和生产关系决定派之间不休的争论。从理论上说，这两个缺憾都是有关生产力的观念，属于生产力观的范畴。因此，搞清楚什么是生产力观就成为弥补这两个理论缺憾的关键。本书试图在揭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及其伟大变革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回应现实的这种争论，因此，这也是本书的一个创新之所在。

第三，本书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中国化历史进程的揭示，揭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的含义，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总结和梳理，是本书的又一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历史进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实践本身的不断推进必然会结出中国特色的理论之果，只有不断总结，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的硕果在中国不断扩大。本书正是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之下，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进行梳理，对实践中的理论经验进行总结，试图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理论成果。

马克思不仅把生产力从神力、自然力、机械力中解放出来，认为生产力是人对自然力的掌握和运用，而且，马克思还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指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变动的物质力量，而非经济学家所说的物质财富创造力量，从而实现了生产力观的革命性变革。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在我国经历了曲折探索、逐步成熟到全面深化三个阶段，并最终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这个生产力观的主要内容包括：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最终的决定性力量，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人类社会实现由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再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要服从和服务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整体和谐。科学技术的进步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整体和谐的核心；公平、合理的社会制度是实现生产力发展的可靠保证；提高人口素质和质量是提高生产力的关键。

这些内容既是对我国生产力实践的理论总结，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中国化的继承和发展。本书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中国化的进程，通过对具体历史进程的研究，总结了其经验和教训。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理，又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个探索。

【注释】

[1]新中国成立初期，理论界对生产力的要素之争有两要素说还是三要素说的争论。新中国成立前，瞿秋白、李达、王学文等赞同生产力三要素说，即生产力是由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三要素组成。新中国成立后，受斯大林影响，我国学界有很多人赞同生产力是由二要素组成，认为劳动对象是被征服的对象，因此不能成为生产力的对象。

[2]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之争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的生产资料经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能动的反作用，那么，在生产关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生产力如何发展，即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就成为人们思考的重点。李平心教授对此提出生产力的发展一定来自其内部，由此引爆了理论界的讨论。理论界对该问题的讨论持续了3年之久。

[3]20世纪80年代前后，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在当时，理论界还习惯于受“左”的思想影响，这个观点也引起了讨论。其中，学界的争论中就有关于“社会科学是否是第一生产力”的争论。

[4]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提出了先进生产力的概念，理论界也进行了解读。其中，就有关于“先进生产力和第一生产力的关系”，还有“下岗工人是否属于先进生产力代表”的争论。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页。

[6]毛泽东话语，指生产关系超越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牛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见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61页。

[7]于咏华：《科学发展观对传统生产力观的修正和补充》，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www.xing528.com)

[8]参见王霁：《树立科学的“先进生产力”观》，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9]参见遆国英：《试评毛泽东的生产力观》，载《生产力研究》1999年第6期。

[10]参见刘秉国：《试论毛泽东、邓小平的生产力观》，载《西北成人教育学报》2001年第2期。

[11]参见范茂辉：《生产力观创新历程》，载《兰州学刊》2003年第6期。

[12]参见罗敏：《浅析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生产力观》，载《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4年第4期。

[13]参见黄亚玲：《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生产力发展观研究》，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年第2期。

[14]参见于金凤：《毛泽东的科技生产力观》，载《生产力研究》2007年第3期。

[15]参见王伟民：《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的创新与发展》，载《武警工程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16]参见周新军：《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发展观与当代社会主义实践》，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3年第5期。

[17]参见温莲香：《论马克思生产力观的和谐本质》，载《青海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18]参见王建辉：《略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的生态维度》，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3期。

[19]参见熊子伟：《江泽民生产力观初探》，载《桂海论丛》2003年第1期。

[20]参见马珺：《简论江泽民发展先进生产力观》，载《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2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