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一:网络合作度与集群增长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环境不确定性对这种关系的影响及作用机理。
创新网络理论强调创新网络是应付系统性创新的一种基本制度安排,网络构架的主要联结机制是企业间的创新合作关系,包含了正式和隐含特征的联系。基于这样的理论基础,区域聚集的集群企业由于其关联性特征,自然的构建集群创新网络,形成一种致力于创新的网络合作关系,并通过这种网络连接消除创新障碍,加强知识转移,从而有利于创新绩效和集群增长。
网络成员之间强大而有效的关系对集群企业创新的支持和帮助是创新网络形成的根本原因。这种关系可以通过知识转移和共享来帮助技术创新,特别是成员之间无形知识的转移一个发挥强大作用的网络通过相互信赖以及稳定的互动更容易接近合作伙伴的资源和能力,有助于协作的针对性和效率(Bell,2009;McFadyen和Cennalla,2004)。高程度和频繁的网络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使得它们可以保持良好的意愿和信心,从而提高技术合作的水平,愿意交换彼此宝贵的知识和经验,网络成员需要从网络关系中获取协作、协调、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信息,从而使它们从网络中获取的利益最大化。正如Uzzi(1997)所说的“适应合作”是关键的,如果想要实现网络的经济效用的话。一些研究也证实了网络成员关系与信任对于创新以及集群增长的积极作用。Saxenian(1994)认为硅谷的成功与具有很强本土植入性的区域网络是分不开的,这个网络让成员可以讨论共同的难题。找到解决方法以及确认彼此的角色。网络强关系可以提供给网络成员一些额外的资源,而这些资源是企业自己单独无法得到的。如果结成网络的目的是提供给参与的成员一些有利于创新资源的话,那么是否能做到的决定因素就是成员之间关系的质量,这种质量是由关系强度、信任度、频度等所决定的。
然而,由于技术创新的演化性以及外部环境的动态变化,网络内部的合作关系对于促进集群增长的有效性受到质疑。集群创新网络并不是静止不动的,也不可能永远自我满足。当外部技术和市场发生变动时,网络内部关系也可能会阻碍新知识和信息的获取。正如Grabher(1993)、吴晓波(2003)所讲,网络关系在集群形成阶段帮助企业技术创新,增强技术创新的知识和资源基础,并通过企业技术合作形成协同创新。但是随着集群的发展和演化,集群企业之间的网络关系增强了企业技术创新的相互依赖性和内聚性,集群中的企业对外界动荡的反应能力可能变得迟缓,网络性风险源于网络的自闭性结构,这会导致群体的锁定现象。集群风险的根本原因是一种过度追求稳定的风险,即集群竞争优势的同时,也滋生了集群自身内生的风险,例如知识溢出效应在使集群获取外部经济性的同时,也滋生着集群内企业的创新惰性等。锁定的根本原因在于集群企业过度地依赖内部的知识网络和资源,基于信任和社会嵌入的专业化技术及知识的非正式扩散机制,使得集群企业之间通过观察、模仿、比较等方式相对容易地获得知识和技术。而基于特定目标与集群外部进行知识交流和互动需要大量的成本投入,并且由于知识背景的不同,对企业的知识结构和吸收能力有着更高的要求,这使得集群企业可能会倾向于实施内向型的知识战略。
毋庸置疑,大量文献研究支持网络合作度对集群创新以及增长的积极影响,但是研究也表明不同区域集群有着不同的网络特征,集群创新网络如何发挥作用必须是动态变化的。因此在引入环境变量后,网络合作度与集群绩效是否仍然是线性关系,需要进行验证。归纳以上内容形成两个研究假设:
假设一:集群创新网络合作程度越高,集群增长绩效越好。
同时,根据上述文献研究的分析,如果集群外部的技术与市场环境变动程度较小的话,是否网络合作度发挥的积极作用就更大呢,因此提出:
假设二:集群外部技术与市场环境越稳定,网络合作度对集群绩效的积极作用越强。
研究二:网络开放度与集群增长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环境不确定性对这种关系的影响及作用机理。
日益开放的创新范式以及技术创新演化的事实对创新网络及其作用机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开放式创新理论和探索式学习理论等强调技术创新要打破边界,不仅是企业的边界,也包括网络的边界,强调不断建立新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动态变化性(Dittrich,2007;Chesbrough,2003;Eisingericha 和Bell,2010)。Markusen(1996)证实了在美国的一些制造业行业中跨集群的联系平台对于集群绩效的显著作用,而新成员的不断加入与网络的柔性对于保持集群增长也同样重要。
Laursen和Salter(2006)强调外部知识资源的能力对解释组织的创新能力非常关键,认为企业对外部资源的开放度越强,企业获得的技术机会就越多,企业的创新绩效也就越好。McKendrick等认为美国硅谷尽管因为有发挥强有力作用的区域创新网络而众所周知,其实硅谷公司的同事也与众多亚洲地区的供应商和承包商保持密切联系,分享知识和信息,获取问题的解决方案。此外,Owen-Smith和Powell(2004)的研究也表明波士顿生物产业集群企业同时与本地伙伴以及国际伙伴保持着密切联系,各自从不同的方面来支持集群创新与增长。
然而,过度的知识探索和开放创新可能损害网络已有的创新能力和合作关系,创新网络特别是集群和区域创新网络存在的事实及其作用还无法否定。集群创新网络有必要开放,但是其开放程度取决于集群所面临的环境不确定程度。(www.xing528.com)
本书将测量网络成员的多样性、网络接受新成员意愿度、网络外联系程度以及网络柔性,归结为网络开放度,并通过相关数理统计方法对网络开放度变量与集群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然后进一步加入环境变量,探究不同的环境条件对两者之间关系的作用及其背后的规则与原理。
归纳以上研究内容形成以下两个研究假设:
假设三:集群创新网络开放程度越高,集群增长绩效越好。
假设四:集群外部技术与市场环境变动程度越强,网络开放度对集群增长绩效的积极作用越强。
研究三:网络合作度与开放度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及其形成机理。
集群创新网络需要处理好网络合作度与网络开放度之间的关系,达到两者之间的有机组合,任何一方既不能偏废,也不能过度。因此首先要研究清楚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相关关系的方向,以及这种关系的形成规则与原理。本书确定衡量网络合作度、开放度的各项指标,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在多个集群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结合各个集群网络的基础特征,对如何对两者进行有机组合进行探索性分析。一般认为,当网络成员之间建立起强壮的、频繁的并且相互信任的网络内部关系时,表示集群内企业、其他组织机构的高度空间集聚使得他们之间可以进行频繁的互动,并在这一基础上形成一种对于本地经济、技术、生产活动等方面高度趋近、同质性的群体性思维。但这种群体性思维会排斥集群外部企业和机构的更为先进的技术、生产活动等,使集群锁定在原有的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上。也就是说可能对网络对外的开放程度产生负面影响,比如,排斥新成员的加入、消极地面对外部环境发生的变化、不愿意建立跨网络关系等。结合以上内容形成研究假设五:
假设五:集群创新网络合作度与开放度之间存在影响关系,并且是负相关关系。
研究四:关于不同发展阶段集群创新网络合作度、开放度对企业创新行为和绩效的影响的嵌入式案例研究。
本书选取4个集群进行抽样企业的问卷调查和比较研究。选取的集群是根据各自所面临的外部技术与市场环境不确定程度来进行选取。由于各自处在不同的技术与市场环境条件下,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该集群发展的阶段性。对4个集群创新网络特征和变量之间关系进行比较,可以在一定程度反映集群创新网络的动态变化性。
然而,4个集群所处的行业不同,并且所获取的问卷数据是时间截面数据,反映的是即时状态,缺乏历史纵深感,也无法消除行业变量带来的差异,因此仍然是一种静态的研究。问卷调查无法对单一产业集群的创新网络的演化过程进行循序渐进的分析和研究,因为很多问题无法通过问题选择的形式提出,并且很多历史数据是缺失的。为了了解集群创新网络合作度与开放度在集群发展的不同阶段对集群企业的创新行为和绩效的作用和影响,在每个集群中选择1—2家从集群网络发生时就嵌入到网络当中的核心企业进行案例研究。这样可以分析企业在不同成长阶段与集群创新网络内外部其他企业和组织的互动,梳理集群创新网络合作度、开放度及外部环境的演化脉络,从而能够对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建立的即时状态下变量之间关系的形成机理建立起更加深入和周全的理解,分析创新网络合作度、开放度以及环境变量在各个阶段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解析各个集群创新网络获得不同增长绩效的机理与原因。案例研究内容一是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先后顺序进行组织。由于各个集群创新网络的发生年限和发展过程略有不同,因此在划分集群网络发展阶段时也各不相同;二是根据其实际情况进行划分。
随着集群发展和外部环境变化,对于集群企业在以上各个方面研究的基础上,有必要对构成网络合作度与开放度的各项指标进行梳理。根据不同环境变量对网络合作度、开放度各自与集群绩效之间关系的影响和作用机理,对各项指标进行有机和动态的安排,或搭配、或加强、或减弱、或放弃。同时开展案例研究,在不同类型集群创新网络当中选取1—2家企业,对其自加入创新网络以来的创新行为进行纵向演化分析,分析其行为演化路径、机理、结果,及其优越性和局限性,并将案例研究结果与以上集群定量分析结果结合起来,从而为集群创新网络的动态变化模式提出相关管理与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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