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题序看气质
曹丕《典论》说:“文以气为主。”[32]每个人的文章，都与他的气质大有关系。从辛词的题序当中，我们也颇能看出他的气质，能够大致画出他的影像。
从题序来看，辛弃疾往往就同一个事由连续写好几首词，如带湖时期连续几首《江神子·博山道中书王氏壁》、《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丑奴儿近·博山道中效李易安体》、《清平乐·博山道中即事》、《清平乐·独宿博山王氏庵》、《鹧鸪天·博山寺作》、《点绛唇·留博山寺，闻光风主人微恙而归，时春涨断桥》，应该都是一次去博山旅程中的作品，紧接着的几首《念奴娇·赋雨岩》、《效朱希真体》、《水龙吟·题雨岩。岩类今所画观音补陀。岩中有泉飞出，如风雨声》、《山鬼谣·雨岩有石，状怪甚，取离骚九歌，名曰山鬼，因赋摸鱼儿，改今名》、《生查子·独游雨岩》、《蝶恋花·月下醉书雨岩石浪》、《蝶恋花·用前韵，送人行》、《定风波·用药名招婺源马荀仲游雨岩。马善医》;鹅湖之行有《鹧鸪天·鹅湖寺道中》、《鹧鸪天·游鹅湖，醉书酒家壁》、《鹧鸪天·鹅湖归，病起作》、《鹧鸪天·鹅湖归，病起作》、《鹧鸪天·鹅湖归，病起作》，即便送个人也要连续赋词数首:《临江仙·再用韵送佑之弟归浮梁》、《临江仙·送佑之弟归浮梁》、《菩萨蛮·送祐之弟》、《蝶恋花·送祐之弟》、《鹊桥仙·和范先之送祐之弟归浮梁》、《满江红·和杨民瞻送祐之弟还侍浮梁》、《朝中措·崇福寺道中，归寄祐之弟》。七闽时期:《满江红·和卢国华》、《菩萨蛮·和卢国华提刑》、《定风波·三山送卢国华提刑，约上元重来》、《定风波·再用韵，时国华置酒，歌舞甚盛》、《定风波·自和》……还有很多，不再列举。其题序中还常常出现“再用韵”、“再和前韵”，如《新荷叶·再和前韵》、《满江红·再用前韵》、《鹧鸪天·用前韵，和赵文鼎提举赋雪》、《蝶恋花·用前韵，送人行》等等。
这现象透露了稼轩一种气质:执著。稼轩之所以不像东坡那样飘逸若仙，正是由于这种气质。从我们上文分析过的他题序的过于质实的特点也能看出这种气质倾向:每则题序都直指目的，不留想象余地。其实大约也正是这种气质支持着他一生高唱恢复的主张，在当时的政治军事情况下，朝中大多数人的心思其实是随形势变化的，唯有稼轩，一生从不更改，甚至不惜在晚年为此俯首攀附韩侂胄。(www.xing528.com)
对辛弃疾的评价话语，一直集中在两点上:爱国词人、豪放派，其实这样丰富多彩的人生岂是两个词语所能概括?让我们从他的题序中看看除此之外他还有什么不了的情怀。稼轩从未在题序中说到爱国家爱人民的话，我们也不能看到他因南宋不能统一全境、人民遭受奴役所感受到的痛苦，却经常读到“夜读《李广传》，不能寐。因念晁楚老、杨民瞻约同居山间，戏用李广事，赋以寄之”(《八声甘州》序)、“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鹧鸪天》序)之类的题序，将自己的境况比为人所共知的功高而不能封侯的李广，也时时念到功名。我们可将其词题与同时代的爱国主义诗人陆游的诗题做一比较:陆诗题如《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九月十六日夜梦驻军河外遗使招降诸城觉而有作》、《哀北》、《哀郢》，其中透露的尽是对收复失地解救北民的期待，相较之下，稼轩词题透露的却只是对个人功业难成的悲怨。
章培恒《中国文学史》中这样评论他的词:“辛弃疾仰慕孙权、刘裕而以廉颇自居，也正说明他所追求的，是像这些人那样的轰轰烈烈做一番事业，成为千古传诵的英雄，而并不是以忠君爱国为首务。换言之，他的苦闷首先不在于报国无门，而在于英雄失路。”[33]“辛弃疾为了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做一番事业，可以不择手段，公然违背伦理纲常，其追求的强烈，殊非一般士大夫可及。”[34]《宋史·辛弃疾传》开篇即讲:“辛弃疾，字幼安，齐之历城人。少师蔡伯坚，与党怀英同学，号辛党。始筮仕，决以蓍，怀英遇坎，因留事金，弃疾得离，遂决意南归。”[35]可见他最初回南的动机还是考虑到个人的仕途。《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七:“稼轩帅淮时，同甫访于治所，相与谈天下事。酒酣，稼轩言南北之利害，南之可并北者如此，北之可并南者如此，且言钱塘非帝王居，断中兴之山，天下无援兵，决西湖之水，满城皆鱼鳖。饮罢，宿同甫于斋，同甫夜思稼轩沉重寡言，醒必思其误，将杀我以灭口，遂盗其骏马而逃。月余，致书稼轩，假十万缗以纾困，稼轩如数与之。”[36]由此也可见，稼轩并非一心谋划如何恢复祖国，而是一心谋划如何统一南北，至于是南宋北定中原还是金国南定江南并不是最重要的，他的事宋只是两端择其一。也就是说，辛弃疾痛苦的根源不是因为祖国分裂人民受苦，而在于他不能在这风云变幻的时代中一展身手，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才是他一生行事的真正动力，是他一生梦魂所系。儒家文化讲求“三立”——立德、立功、立言，辛弃疾选择了立功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并为其不断努力。
执著的气质，与强烈的功名心相加，使他在理想落空之后怨气重重。“戏作”、“解嘲”，正是个人失意的怨愤之气的表现。在两宋著名作家中，对人生功业期望值很高而失望很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苏轼，另一个是辛弃疾。苏轼是别人和社会对他的期望值很高，辛弃疾是自身期望值很高。但成就一番功业需要的不但是个人的才能，还有各种偶然因素，汉文帝就曾对李广感叹:“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史记·李将军列传》)但当事实一步步证明此生希望可能落空的时候，两人态度却很不相同，苏轼也作过戏谑自嘲文字:“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自题金山画像》)，只是知命的苦笑罢了，稼轩的许多首“戏作”、“解嘲”，却处处透着怨愤。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言:“斯人北来，喑呜鸷悍，欲何为者;而谗摈销沮，白发横生，亦如刘越石。陷绝失望，花时中酒，托之陶写，淋漓慷慨，此意何可复道。”[37]刘辰翁同一篇文里也说:“世儒不知哀乐，善刺人。”[38]所谓不知哀乐，正是儒家所讲求的中庸之道的表现，而他与“世儒”对举的辛弃疾当然就是知哀乐的典范，也就是感情丰富，大起大落的意思，所以我觉得，辛弃疾有一种戏剧化人格，一生为着一个主题而生活。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