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时词坛题序创作情况
自从苏轼之后，词作加写题序已经越来越普遍，但也并非人人都奉为圭臬，因为关于苏词是否当行本色的问题还在讨论之中。“靖康之变后，词风慷慨任气，论词亦多重在家国之念，经济之怀”[2]，苏词的革新被肯定，苏词成了很多人学习的榜样，包括由他所普及起来的题序，也几乎被完全接受了。
另一方面，词的传播形式于此时也有所变化，五代北宋，歌伎唱词是词的传播的主要形式，晏几道《小山词自序》中说:“始时，沈十二廉叔，陈十君龙家，有莲、鸿、苹、云，品请讴娱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而已。”[3]张先《碧牡丹》词:“缓缓拍香檀，唱彻伊家新制。”柳永的《玉蝴蝶》:“珊瑚筵上，亲持犀管，旋叠香笺。要索新词，殢人含笑立尊前。按新声、珠喉渐稳，想旧意、波脸增妍”都描述了歌伎唱词索词的风习。更有许多词的题序中也写到了这一方式:如苏轼《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词序“建安章质夫家善琵琶者乞为歌词”，毛谤的《阮郎归》词序“官妓有名小者，坐中乞词”等等。(www.xing528.com)
但南宋初，战乱导致乐曲、艺人大量失散，加上“庚辰(建炎元年)以二帝未还，禁州县用乐”[4]，词迅速地从应歌佐欢走向了文人案头，因此词题很普遍但形式并未有大的突破，题序一般比较简短，“这也许是因为南渡后，有了贯穿时代的主旋律，词的非个人化题材急剧增加，对词的解读大致不会有什么困难，因而无须对写作的缘由、背景等再作交代”[5]。
至中兴时，这种简短的题序很普遍。“中兴”指的是自绍兴三十一年金人南侵失败，至宁宗开禧北伐以失败告终这一历史阶段，主要指的孝宗光宗两朝，正像王兆鹏《唐宋词史论》所说，这是一个“给人希望最终又令人失望的时代”，中兴词坛“大家辈出，名作纷呈，多元化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规范并存共竞，是两宋词史上最辉煌的高峰期”[6]。此期词人中，多有英雄豪杰之士，全社会上，共同唱响着一个恢复主题，因此很多词人以词为陶写之具，词以恢复、壮志为中心，词风慷慨任气，“这一时期的国家大事如战事、外交、皇位更替、朝廷内外的纷争等等，无不与抒写词人胸中块垒等主体情感纠合在一起”[7]，总体看来很大气，这段词史就记录了这段历史，很有“词史”特质，而“叙事功能的增强是中兴词‘词史’特质强化的一个重要因素。除了直接叙事，在词中以典故叙事，以题序叙事也是中兴词常用的叙事方式”。“真正大规模地将‘以事系日，以日系月’，有地理、有本末的史例施之于词的是中兴词人。题序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兴时期，题序大量涌现，在题序中阐明时间、地点甚至词作本事已经成为一种风尚。题序的时间性越来越强”[8]。稼轩词的题序就产生于这种时代氛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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