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词转向个人化写作的标志
唐宋之际，词的主要作用是侑觞。正如五代欧阳炯《花间集序》所描述的:“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庶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24]又如晏几道《小山词自序》记录的:“始时沈十二廉叔、陈十君宠家有莲、鸿、蘋、云，品清讴娱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而已。已而君宠疾废卧家，廉叔下世，昔之狂篇醉句，遂与两家歌儿酒使，俱流转于人间。”[25]即是酒席宴上随写随唱，当然类型化严重。胡适《词选》序将唐五代宋词的发展分为歌者的词、诗人的词、词匠的词三个阶段，他说这阶段的词:“这个时代的词有一个特征:就是这二百年的词都是无题的，内容都很简单，不是相思，便是离别，不是绮语，便是醉歌，所以用不着标题;题底也许别有寄托，但题面仍不出男女的艳歌，所以也不用特别标出题目……北宋的词人继续这个风气，所以晏殊父子与欧阳永叔的词都还是无题的。”[26]这种词抒写的多为普泛化的人类共同情感，即男欢女爱、相思相别，因此词作者一般不必或不愿另加题序来挑明其“本事”。有时即使其情感是由某件具体的情事所触发，也尽量冲淡此种情感的确指性。
也正因为此，五代宋初的词往往难辨作者，许多词往往收入好几个词人的词集当中。如《全宋词》卷一寇准《踏莎行》(春色将阑)下注:“按此首别误作秦观词，见词学筌蹄卷三。”[27]钱惟演《木兰花》(城上风光莺语乱)下注:“按此首别又误入曹勋松隐文集卷三十九。元徐大焯烬余录编此首误为钱俶作。”[28]张先《恨春迟》(欲借红梅荐饮)下注“按此首别又见欧阳修醉翁琴趣外篇卷五”[29]，《相思令》(蘋满溪)下注“按此首别又见欧阳修近体乐府卷一。别又误作黄庭坚词，见杨金本草堂诗馀前集卷下”[30]，晏殊《浣溪沙》(青杏园林煮酒香)下注“按此首别见欧阳修近体乐府卷三，未知孰是。此首别误入吴文英梦窗词集。别又误作秦观词，见类编草堂诗馀卷一”[31]……比比皆是。
苏轼初学作词时，也多有这种类型化词作，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第一阶段杭州词。等他对词这种文体熟悉之后，他便不再满足于这种“男子做闺音”的代言体，而开始把自己的生活和情感写进词中，如前所述，题序使词作的创作背景和题旨一目了然，使词成为个人生活和情感的记录。这说明东坡词并非“为赋新词强说愁”，而是“缘事而发”，表现客观现实世界对词人心灵的震荡与撞击。东坡以题序表现出的写作态度，相对于之前词人的写作态度，就像从小说到散文，小说是以专业写作者的态度叙述他者的生活，散文则是“我有话说”。文学形式的改变实际上是心灵诉求的改变。(www.xing528.com)
东坡未编年词39首有27条题序，这些题序是:寄远、赠王友道、送张元康省亲秦州、感旧、有感、双荔枝、集句、集句、集句、回文、夏景回文、回文、咏足、即事、新秋、方响、春情、暮春、有感、佳人、花、秋兴、梅词、秋夜、秋兴、秋感、暮春。很明显地，基本都是前面所述的类型化题目，这也正是它们无法编年的一个原因。这一点也从反面证明了苏词题序个人化的意义。
在苏轼之前，从没有人像他那样在词中记录自己的全生命。因为题序的大量存在，而题序中又详细记录了作词的时间、地点、人物、背景缘由、心情，使得他的词正像杜甫诗一样，何年何地做过何事，历历有记，不容怀疑，甚至可据为编年。将所有的题序系连起来，就可以清楚画出他一生轮廓。因此，题序是他的词转为个人化写作的一个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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