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题序的特点与演化

一、阶段性

与他的生活和词创作相一致，东坡题序具有阶段性的特点。在他人生的每一个阶段，词的题序都有明显的特点，这一点我们只从附录一做一直观的扫视便可发现。

1.京杭时期

在他作词的第一个阶段，题序已很普遍，大多数词作都有，这说明他作词之初就有作题序的意识。但此时题多序少，最长的序也不过36字，是熙宁六年(1073)作于杭州的《江城子·陈直方妾嵇……》序。

这时期的题序内容比较简单，不过是士大夫生活的简单记录。大体上一部分是类型化题目:“感旧”、“探春”、“荷花”、“惜别”、“歌伎”、“观潮”、“寓意”等等;一部分是士大夫间的酬赠:“金山送柳子玉”、“为杭守陈述古作”、“送述古迓元素”、“述古席上”、“和元素韵。自撰腔命名”、“苏州席上作”、“寄孙巨源”;还有一部分赠妓之作:“楚守周豫出舞鬟，因作二首赠之”、“即秦楼月。湖州贾耘老小妓名双荷叶”。也正如他此时的词还处在试笔期，并不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一样，题序也是沿袭前人旧路。此期的49条题序，可以说内容全部涵盖在他题序的前两种之中了，除了咏物感怀，就是官场上的赠答，以及赠妓之词。由此也可以看出，此时苏轼写词，取材范围并未比前人扩大，写作方法也并无大的突破，还在可以混入他人词作的阶段。这种取材范围和写作方法正与他的忘年交张先相类，题序中也有两条表明他与张先的交往，即《江城子·湖上与张先同赋，时闻弹筝》和《南乡子·沈强辅雯上出文犀、丽玉作胡琴，送元素还朝，同子野各赋一首》。看得出这位忘年交对他作词初期的巨大影响。

2.密徐时期

到了密徐时期，题序长度并未增加很多，大多都是“一句话”题序，如“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送东武令赵晦之”等。但题序的内容变得更有个人化意味了。像初期那种比较类型化的词题已经减少，虽然还没有充分表现出后来的东坡特色，但是通过题序，已经超越了容易与别人的词作相混的阶段，因为题序已经基本能够记录他作为独特的自己的生活内容。这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日期的加入。词的题序当中开始记录做某事、有某个想法、写这首词的具体日期，如《蝶恋花·密州上元》、《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满江红·正月十三日送文安国还朝》、《临江仙·熙宁九年四月一日，同成伯、公谨辈赏藏春馆残花，密州邵家园也》、《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水调歌头·余去岁在东武，作〈水调歌头〉以寄子由。今年子由相从彭城百余日，过中秋而去，作此曲以别余。以其语过悲，乃为和之。其意以不早退为戒，以退而相从之乐为慰云耳》。如此一来，他的词就成了个人生活的一种详细记录，时空与情境都具有了个人化的规定背景，这首词仅仅成了“东坡的词”，读者变成了旁观者。而不是像前人词那样，放在哪一年都可以，设想许多背景都容易，只是某一类生活的记录。时间的加入使得这部分东坡词可以轻易编年，个人的一生遂在这一个个时间点的连接中凸显出轮廓。

第二，内容的扩大。这时期的题序内容，大大超出了第一期的小范围。首先是赠与范围的扩大。他之前和之前他的词赠与对象有两种:歌伎和僚友。这时候，第一次，他把词写给了自己的亲人:《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是给亡妻的，这也是文学史上第一首悼亡词。《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是密州时期第一条，是给弟弟子由的，《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水调歌头·余去岁在东武，作〈水调歌头〉以寄子由。今年子由相从彭城百余日，过中秋而去，作此曲以别余。以其语过悲，乃为和之。其意以不早退为戒，以退而相从之乐为慰云耳》，也是给子由的，扩大词的赠与范围到这两个对自己来说十分亲密的人，可见苏轼是把词看成一种很亲切很私密的文体了。

其次是题材的扩大。他之前和之前他的词表现生活和情感范围与内容同步，不过是节序感叹，席间应答，以及赠与歌伎，并无什么超出同时代词的更广阔的生活和情感记录。但此时出现了词体当中尚未出现过的新题材。前举《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记梦、悼亡;前举《水调歌头·余去岁在东武……》:叹隐，《永遇乐·徐州梦觉，北登燕子楼作》:怀古。这些题材虽然诗中早有，但在词中都还是第一次出现。这说明苏词于此时开始大力接受诗歌的影响和渗透。如果说杭州时期他把词视为一种有别于诗的新文体开始感兴趣，还持着“诗词有别”的传统理念，作词所受的具体的影响来自朋友张先的话，这时候他已经开始持有自己的理念，打破诗词之间的界限，作词很受诗的影响了。

3.黄州时期

哪怕只是从形式上看，也一眼就能发现黄州时期的题序最为特别了:长序变得很多。他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长序都集中在此一期中了，最长的序也在此期了。内容上的变化也很大:类型化的咏物节序与作为羔雁之具的赠别酬答之作比例明显降低了，书写个人怀抱与情感的增加了很多。那种从题序中一看便知是作于酒席宴上的作品已经很少，很多是在独处之时写的。如《江城子·大雪，有怀朱康叔使君，亦知使君之念我也。作〈江城子〉以寄之》，《江城子·陶渊明以正月五日游斜川，临流班坐，顾瞻南阜，爱曾城之独秀，乃作斜川诗，至今使人想见其处。元丰壬戌之春，余躬耕于东坡，筑雪堂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后丘，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叹，此亦斜川之游也。乃作长短句，以〈江城子〉歌之》，《西江月·春夜行蕲山水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曲肱少休。及觉已晓。乱山葱茏，不谓人世也，书此语桥柱上》等等，甚至闲中无聊，想起四十年前的旧事:《洞仙歌·仆七岁时，见眉山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余。自言:尝随其师入蜀主孟昶宫中。一日大热，蜀主与花蕊夫人夜起避暑摩诃池上，作一词。朱具能记之。今四十年，朱已死，人无知此词者。但记其首两句，暇日寻味，岂洞仙歌令乎，乃为足之》，等等。可以想见，此时的东坡，在自卑中，在寂寞中，在伤感中，常常一个人游于山野之中，想见前贤处穷时的开解之词，想见幼年时的欢乐时光，甚至想到方外神仙之事。这也正是他此期写作奇情异事比较多的一个原因——既然主流的生活无法参与，只好靠回忆和想象来填补好奇的心灵，打发无聊的光阴了。

题序中的情感变化也很大:欢乐之词少了，抑郁之词多了，此期词虽受诗文影响，却并无他诗词中惯有的讥笑嘲谤，却常有对人生的深深喟叹。如前举《洞仙歌》序，感叹人生匆匆，逝者如斯，透出一种对生命本身的深深伤感。题序中也常常出现一些伤感的字眼或者意境:如《醉蓬莱》序中“念此惘然”，《木兰花令》中“坐为凄然”。

人毕竟身非木石，连仙人一样的李白也有“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的时刻。苏轼虽然旷达，虽然像有些评论者所说的“不多情”，从他黄州时期的题序仍能够感受到，这个常常“绝倒”，常常“呵呵”的乐天诗人，此时也经常低头深思，抑郁伤感，虽不至于“面容枯槁，行吟泽畔”，心中的忧愁感伤却也是深刻的，性格似乎沉默起来。这应该也是东坡黄州时期文学成就高的一个原因:假如人需要表达的意见或情感是等量的，若口能言得多，自然笔来写得就少。接下来的京师时期作词很少，题序更不足论，正是因为那时他有了自由发表的机会和心境。(www.xing528.com)

这是苏词题序的质变时期，也是题序最能够展现他的生活状态和心境的时期，因为虽然并非短的文字不能更好地表现情感，但毕竟，更长的文字才有可能容纳更丰富的信息。文学形式的选择其实是内心情感变化与审美情趣变化的外在表现，外表上每一点微妙的变动也许都经过了内心的波涛澎湃，所以，东坡黄州词题序形式的大变其实反映着内心种种复杂的情感，以及他急需诉说和疏泄的心理需求，以及这疏泄中的种种顾忌。

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虽然是旷达豪爽之人，然而此番几乎因诗文致死罪的教训是深刻的，所以黄州五年，对于作诗文的态度始终有些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在文字中讥讽谤笑的态度也有所收敛。在他当时给朋友的书信里真切地表现出畏祸心理:如:“但多难畏人，不复作文字。”^[15](《与程彝仲》之六)“自得罪以来，不敢作文字。此书虽非文，然信笔书意，不觉累幅，亦不须示人。必喻此意。”^[16](《答李端叔》，)“某自窜逐以来，不复作诗与文字。所谕四望起废，固宿志所愿。但多难畏人，遂不敢尔。其中虽无所云，而好事者巧以酝酿，便生出无穷事也。”^[17](《与陈朝清》之二)“多难畏人，不作一字者，已三年矣。”^[18](《与上官彝》之三)

然而东坡不是沉默的人，他说自己:“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踰此者。”^[19]乌台诗案后刚刚出狱便作诗两首，然后自责积习难改。更何况“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韩愈《送孟东野序》)，此时的苏轼正在最需要“鸣”的时候，生活的困顿、心情的压抑，都需要一个渠道疏泄出来。很自然地，这个疏泄口就流向了词这种当时为大家、也为他自己不那么严肃对待的文体了。“比虽不作诗，小词不碍，辄作一首，今录呈，为一笑”^[20](《与陈大夫》其三)。

东坡之于词，练的并非童子功，不像他之于诗文，受过自幼的熏陶与认真的训练，而是在成年之后，诗文成就已高时才以游戏态度试笔，因此反倒没有了科班训练的条条框框，而任他已然很高的诗文素养渗透其中，同时使诗文中不敢表现的情绪流淌在词里，所以此时竟是东坡“以诗为词”的质变时期了，诗文对词的影响，在此期表现的再明显不过。

正是这些原因导致了题序形式上的变化:很多题序都是一篇小文章。既然不敢写文章，就将词序当成文章来写了。这表现了他此时叙事的需要。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题序的叙事功能，这里不再赘言。苏轼此时，很不满足于传统词体所表达的类型化、浅表化的情感，他自己独特的情感体验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现代心理学指出，倾诉对于保持心理平衡是很重要的，甚至有一种心理治疗方法称为“叙事疗法”。个人化的表达需要特殊的形式来补足他所选择的这种文体的不足，他理所当然地选择了长序这种形式。

4.京师时期

回到京师任职翰林，这几年大约是东坡仕途最为显达的时候了。很可惜，这3年间他只留下6首词，题序只有4条，除了第一条《定风波》序“王定国歌儿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丽，善应对，家世住京师。定国南迁归，余问柔:‘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对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因为缀词云”比较长，不过是黄州时期创作惯性的表现，其余三条《苏幕遮·咏选仙图》、《哨遍·春词》、《蝶恋花·过涟水军赠赵晦之》不过回到他写作题序的最初，甚无足论。这期的表现与黄州时期形成鲜明对比。一是因为他这时候权高位重，不需把自己的情感压抑在小词里面，另一方面，由于生活境遇的顺畅，大约也没有多少个人化情感要抒发了。一向以来，我们视词为富贵文学，而诗则相反，所谓“诗能穷人”、“愁苦之言易好，欢愉之词难工”，而在苏轼这里，恰恰是穷处抑郁之时词与序共荣，富贵欢愉之时却共衰了。这点更启示我们:其实，苏轼在黄州时期不过是把词作为诗的替代物而已。他对词的认识与晏殊、周邦彦、李清照这些人根本不同，他压根就没有把词看成与诗不同的另外一种文体，也许，关于苏轼轻视词还是重视词，关于他是不是要有意在词中开宗立派的讨论根本就没有意义。李清照早已说过，苏轼的词不过是“句读不葺之诗耳”^[21]，实为知论，窃以为大可不必为了做翻案文章引起学界注意便蔑视前贤评论，做喋喋不休的无谓争论。

5.守杭时期

外放杭州太守时期，苏轼作词又达到了一个高峰，但这次的“峰”比黄州低多了，同时此期的题序不过如第一、第二时期一般，再不像黄州时期那样有那样密集的长序，序中有那样深刻的感喟。从心态上分析，这次外放是他自己要求的，而且毕竟是富庶繁华之地的一州之帅，心情还是很好的，加之西湖的美丽风景、曾经通判此地数年的青春回忆、外放官员的闲散生活，使他再一次恢复了作词的兴致，但这次的作词是像黄州之前一样的一点雅兴，不再是生命的抒写了。唯一的一条长序:《定风波·余昔与张子野、刘孝叔、李公择、陈令举、杨元素会于吴兴。时子野作〈六客词〉，其卒章:“尽道贤人聚吴分。试问。也应旁有老人星。”凡十五年，再过吴兴，而五人者皆已亡矣。时张仲谋与曹子方、刘景文、苏伯固、张秉道为坐客，仲谋请作〈后六客词〉》，也只是一种对人生无常的普泛化感叹。

6.再贬时期

最后的再贬时期，作词已少，题序大都不过是些“咏梅”、“端午”、“情景”、“梅花”之类。此期心情，应该也很郁闷，为什么没有了黄州时期的那种急于诉说呢?也许，年龄已老，荣枯穷达的反反复复已使意气衰顿，所以虽然环境比黄州时期还要恶劣，心境却已漠然了。同时，即便还有怨气，却也因这种达于老境的无所谓心态而不避表现在诗中，甚或故意在诗中做出愉快的样子(如传说中导致他从惠州再贬到海南岛的“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都是诗而不是词)，再不需小心地藏在词里了。

总体看来，苏轼作词虽然有三个高峰，但题序只有黄州一个高峰。我们也看到了，题序的数量、特点都与他当时的境遇与心态密切相关，也与他对词这种文体的认识或说态度的变化密切相关。题序透露着比词更多的信息，我们从苏词题序中，更能体会他一生心态的变化和情绪的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