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传播意识的改变
中国文人一向以著书立说为人生的大事业，曹丕说:“文章者，经国之大业。”[35]左丘明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36]文人总是很注重自己作品的传播，司马迁忍辱偷生，就是为了将自己的作品“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驿大都”[37]。
词也是一种创作，但初起时并未被视为这种人生大事业之一种，作者对它的传播自觉也并非一向就有的。宋初的人，称词为“小词”，以为不登大雅之堂，对之横加贬斥与蔑视，欧阳修《归田录》记载钱惟演:“生平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词，盖未尝顷刻释卷也。”[38]魏泰《东轩笔录》卷五载:“王荆公初为参知政事，闲日因阅读晏元献公小词而笑，曰:‘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39]
这种地位的词，当然也很少有人在意其著作权，在词人，毫不以此为意，甚至不愿承认自己的著作权，向子諲《酒边词》原序云:“然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也。”[40]在歌伎，只为便于上口便随意改动原词，北宋歌伎春娘“每公庭侍宴，能将旧词更改”[41];在词集编者，只在意流行与否:“在南宋以前，由于不少词人身前无亲定的‘的本’，其词主要靠歌伎的历时性传播流行于世，所以难免使词的作者张冠李戴;而征歌者在选编歌本时，为了达到谐美婉转的歌唱要求，并没有把何人之词、作于何处、为何而作等因素放在首位。”[42]
在这种情况之下，词人既然无意存史，当然无须题序;歌伎唱词只求好听，管他是谁因何而作，不必特意加上说明;编者并不在意何人何地为何而作，更不必特意录存题序。正如胡适《词选》序所言:“这个时代的词有一个特征:就是这二百年的词都是无题的;内容都很简单，不是相思，便是离别，不是绮语，便是醉歌，所以用不着标题。”[43](www.xing528.com)
但随着词体文学的品格不断提高，地位不断上升，人们不再视词为贻羞作者的文字，人们开始有意传播自己的词作。与宋初不同，此时许多作家的全集中收录了词，词选也大量出现。许多词选集的作者有意大量选入自己的作品，如周密《绝妙词选》选入自己作品达22首，为所选132家之冠，并选入亲朋友人作品无数，其中卷三、四、五、六、七大多是编选者所交往的前辈词人及与自己唱和的同辈词人之作，清代焦循就曾批评他说:“周密《绝妙好词》所选皆同于己者，一味轻柔圆腻而已。”[44]在词话作品中，一些作者主动要求词话作者记录自己作品本事，如苏轼就曾多次向《本事词》的作者杨绘提供自己词作本事，还有些词话作者多多收入、评论自己作品，这种习惯直到近世王国维写作《人间词话》、《人间词》还看得出来。这说明作者的自觉传播意识已经很强了。
既然有意要传之后世，词人们自然努力想要当时以及后世的读者了解自己、自己的心情、自己的写作背景，甚至自己作品的受欢迎程度，因此，以题序的方式定下某首词的历史坐标，便成为首选。如姜夔《翠楼吟》序:“淳熙丙午冬，武昌安远楼成，与刘去非诸友落之，度曲见志。予去武昌十年，故人有泊舟鹦鹉洲者，闻小姬歌此词，问之，颇能道其事，还吴为予言之;兴怀昔游，且伤今之离索也。”听说十年之后还有歌伎唱自己的词，不胜骄傲，赶忙加写了这则题序。周密《曲游春》序“禁烟湖上薄游，施中山赋词甚佳，余因次其韵。盖平时游舫，至午后则尽入里湖，抵暮始出，断桥小驻而归，非习于游者不知也。故中山极击节余闲却半湖春色之句，谓能道人之所未云”，简直可以透过文字看到词人飘飘然的表情。也有一些词人在词序中详细记录自己的生平，如向子諲《西江月》序:“政和年间，卜筑宛丘，手植众芗，自号芗林居士。建炎初，解六路漕事，中原俶扰，故庐不得返，卜居清江之五柳坊;绍兴癸丑，罢帅南海，即弃官不仕;乙卯起，以九江郡得转漕江东，入为户部侍郎，辞荣辟谤，出守姑苏，到郡少日，请又力焉，诏可，且赐舟曰泛宅，送之以归;已未暮春，复遂旧隐。时仲舅李公休亦辞舂陵郡守致仕，喜赋是词。”几乎是个人履历表。
因此可以说，词人传播意识的改变大大推动了词的题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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