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法与政策实践：散居民族政策的完善研究

五、研究方法与理论运用

（一）研究方法

一般认为，研究方法主要有理论层面、策略层面和具体操作层面。⁽²³²⁾本书主要从以上三个层面进行研究，运用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维研究视角，采用历史文献梳理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互补的方法，深入访谈，在田野中收集第一手资料，进行分层抽样问卷调查，运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1）本书试图从民族学、社会学、民族政治学研究视角对散杂居民族理论与政策问题进行探讨，尤其是尝试从民族政治学研究视角进行分析。民族政治学主要研究民族事务的范围、原则与方法，研究民族政策的产生、发展以及实施的规律，具有鲜明的政党性、实践性、民族性、时效性和广泛性等特点。⁽²³³⁾民族政治学学科体系，包括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维度。本体论维度，主要是关于民族政策的理论，包括民族政策的原理、概念、特点、功能、结构及其与其他政策的关系，即理论问题。认识论维度，即民族政策制定过程研究，包括民族政策制定的依据、程序和方法以及民族政策制定的一般过程的规律性分析。方法论维度，即关于民族政策的应用研究，主要侧重于探讨民族政策运行的过程和影响政策执行的因素，以及民族政策评估调控的方法、标准、原则或规律。“在民族政治学学科体系中，应以民族政策为核心，把民族政策的基本过程、环境条件结成一个整体，以此构建民族政治学体系。”⁽²³⁴⁾

（2）本书主要运用民族理论学科的研究方法。一是哲学方法论，即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马克思主义认为，唯物辩证法是认识论中最科学的方法，是指导一切科学研究的根本原则。二是学科的基本书方法，即政策分析研究方法。政策分析法是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是在运筹学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是使用各种分析方法和技术来帮助决策者制定政策。政策分析作为一种方法，大大提高了政策的可操作性，增强了政策的有效性。⁽²³⁵⁾

（3）本书运用民族学实地调查方法进行民族政策实证过程研究。实地调查方法，即田野调查，是“民族学获取研究资料的最基本途径”⁽²³⁶⁾，也是研究者进入民族地区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重要方法。通过直接观察、入户访谈、小型座谈等方法，记录或描述事实，研究政策实证过程，探讨存在的问题。实地调查方法，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被费孝通先生发扬成“魁阁”精神，并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²³⁷⁾社会人类学功能主义学派的创建者拉德克利夫-布朗认为:“只有研究社会制度的本质与功能，只有研究和发现通则，只有采取田野工作方法，即进行类似于自然科学中归纳方法所要求的程度的研究，才是真正的社会人类学。”“事实必须是科学观察的结果，假设必须能解释这些事实，并且必须接受更深入、更广泛的检验，从而能解释普遍存在的同类现象。”⁽²³⁸⁾社会人类学方法强调理论研究应与田野工作建立密切的关系。这些方法正是本书借鉴与运用的重要方法。民族学实地调查有五种常用类型，即自观和他观、宏观和微观、社区和个案、定性和定量、专题和综合。“定性和定量”研究也是民族学重要的研究方法。“在民族学中，定性调查研究在于确定性质”，“重定性轻定量已成为我国民族学调查的具有传统性的模式”。⁽²³⁹⁾“质的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强调“研究者在自然情境中与被研究者互动，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建构研究的结果或理论”，强调“研究的过程性、情境性和具体性”。⁽²⁴⁰⁾“质”的研究，强调研究者深入到社会现象之中，通过亲身体验了解研究对象的思维方式，在收集原始资料的基础之上建立“情境化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e）的意义解释。⁽²⁴¹⁾本书主要通过深入田野考察，进行实证研究，再现研究的情境性和具体性，主要表现为城市与农村散杂居民族地区的实地调查、个案分析。“在民族学研究中，量化十分复杂困难”，“社会学已把定量调查提高到一定水平”，“相比之下，民族学在定量调查方面仍然裹足不前”。“如何把定量分析调查应用到中国民族学研究中去，是一个至今仍需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大问题。”⁽²⁴²⁾定量分析虽有困难，但是，本书抽样调查问卷2 127份，试图运用定量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方法，“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相结合，全面探讨我国社会转型期散杂居民族政策问题，“从特定假设出发将社会现象数量化，计算出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由此得出‘科学的’‘客观的’研究结果”⁽²⁴³⁾。

总之，本书主要运用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根据实际需要而采取了具体的科应用方法，如实地调查法、统计分析法、综合研究方法，等等。

（二）理论运用

散杂居民族政策，是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散杂居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创立起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政策和实践活动。

本书运用的理论，主要有功能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与社会发展理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

1.“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

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56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统一而不能分割的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整体。二是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是一个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过程，其中，汉族是多元中的一元，是发挥凝聚作用的核心。三是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不同层次可以并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的多元形成的一体，是高一层次认同的民族实体。⁽²⁴⁴⁾(www.xing528.com)

2.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与社会发展理论

民族平等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民族平等，不分民族大小、人口的多少、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其社会地位均是平等的。“执政党的党规和国法不仅要明确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和一切权利上的完全平等，而且要在实际生活中加以实施和保障，还要对原先处在压迫或统治地位的民族采取各种措施，照顾、帮助、直至牺牲自己的某些利益去保证和实现少数民族在事实上的平等。”⁽²⁴⁵⁾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以宏观的唯物史观作基础的，是融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为一体的社会发展理论。”⁽²⁴⁶⁾社会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理论渊源和核心内容，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客观的，社会历史进程必然要受一般规律的制约和影响，但是各国具体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实现形式却是多样的，不可能有统一的发展模式。⁽²⁴⁷⁾

3.功能主义理论

本书运用功能主义学派理论，主要包括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与马凌诺夫斯基的文化功能主义理论。拉德克利夫-布朗认为:“一切社会制度和习俗、信仰等等的存在，都是由于它们对整个社会有其独特的功能，也就是说，对外起着适应环境、抵抗外力，对内起着调适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或之间关系的作用。”“任何文化都是一个整合的统一体或系统，在这个统一体或系统中，每个元素都有与整体相联系的确定功能。”⁽²⁴⁸⁾强调社会结构是拉德克利夫-布朗的最主要特色，他认为社会结构是制度化的角色和关系中人的配置。

与拉德克利夫-布朗一样，马凌诺夫斯基主张文化的整体性，认为“将每一种文化都作为在功能上相互联系的系统，并力图找出作为整体人类社会的功能的一般法则”⁽²⁴⁹⁾，并认为人有两种需要，即基本需要和派生的需要。“制度则是满足个人的文化的需要，或是满足基本需要和派生需要的一套体系。”⁽²⁵⁰⁾拉德克利夫-布朗和马凌诺夫斯基认为:在一个社区内，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密切地相互联系，而结成为一个整体。在研究任何一个方面时，必须研究它与其他各个方面的关系。每一种社会活动都有它的功能；而只有发现它的功能时，才能了解它的意义。⁽²⁵¹⁾

本书运用以上理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民族政策的执行，其目的是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益，避免民族地区失序与失衡问题，实现民族地区的社会均衡（social equilibrium）或尽可能少产生非均衡问题，实现公共治理的法治目标，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只有发挥民族政策的功能，才能实现政策目的，才能实现人性平等、文化普同⁽²⁵²⁾，实现人人的平等。⁽²⁵³⁾

（2）社会转型期，我国构建多民族和谐社会的主要目的是让各民族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以达到民族共生的目的，即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与共同繁荣发展。要达到民族和谐共生关系的目的，必须通过政策手段。民族政策就是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党与少数民族群众的一种共生规范。民族政策的“废”、“留”、“改”、“立”，其目的主要是在实现各民族自由平等、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共同进步、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共享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社会文明和社会成果，是实现各民族和谐共生的一种手段与规范。

（3）功能理论认为:“只有研究社会制度的本质与功能，只有研究和发现通则，只有采取田野工作方法，即进行类似于自然科学中归纳方法所要求的程度的研究，才是真正的社会人类学。”⁽²⁵⁴⁾社会人类学方法强调理论研究应与田野工作建立密切的关系。这些理论方法正是本书借鉴与运用的重要法则。同时，民族政策是国家和政党解决民族问题的社会规范，只有发挥其功能与效应，才能实现其政策目标。民族政策的运行，是政策功能发挥作用的体现。功能有正负之分，对群体的整合与内聚有贡献的是正功能，而推助群体破裂的则是负功能。就民族政策的运行而言，正功能起着积极的作用，负功能将会带来消极的影响。民族政策的完善，是为了避免政策负功能而发挥其正功能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