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国内外研究进展及理论基础
2．1 国内外研究进展
2．1．1 旅游城市化概念方面
（1）国外相关研究
旅游对促进经济增长及城市发展的作用早已被人们所认识并利用，在国外，旅游城市化现象早就引起了学者的关注[1]。但是，总的来说，对旅游城市化的概念进行界定并系统研究的文献还很少。“旅游城市化”（Tourism Urbanization）是Mullins（1991）最早提出的，他认为旅游城市化是20世纪后期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基于后现代主义消费观和城市观的一种城市形态，是一种建立在享乐与消费基础上的城市化模式。在定义建立在与其他类型城市（如工业城市）比较的基础上，Mullins提出了一个简单的概念框架体系，并对澳大利亚黄金海岸（Gold Coast）和阳光海岸（Sunshine Coast）两个旅游城市进行了实证分析[2]。Gladstone（1998）在对美国部分大都市研究后，认为美国南加州等地的城市化严重依赖旅游业的发展与带动。他同时把“美国一些大都市区域发展严重依赖旅游业的现象称为旅游城市化”[3]。
（2）国内相关研究
国内较多学者在21世纪初期关注到我国的旅游城市化现象（见表2－1）。对旅游城市化研究较早的学者黄震方等（2000）认为，旅游城市化是指旅游区非城市人口向城市转移和聚集，旅游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在人们的旅游活动中作用逐渐增大的现象[4]。王冬萍、阎顺（2003）对旅游城市化的定义是：旅游的发展带动人口、资本和物质等生产力要素向旅游依托地区积聚和扩散，从而带动城市地域的不断推进和延伸的过程，它包括使城市规模扩大和使城市质量提高两方面的内容[5]。李鹏（2004）则在黄震方等人的旅游城市化概念基础上指出，旅游城市化还包括旅游景区景点的人工化、城镇化倾向[6]。陆林（2005）从城市化角度，认为旅游城市化是旅游作为推动城市化的一种动力，引导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从消费的角度看，旅游城市化是指为满足人们由传统的日用型消费向现代享乐型消费转移，提升城市功能的过程。并指出旅游作为现代享乐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引起的城市化过程是一种新的城市化模式[7]。邱云志（2005）指出所谓旅游城镇化是指以旅游产业发展，特别是以旅游为主导或支柱产业发展为目标，引发的城镇化现象，或者说以旅游为主要动力的城镇化现象，并指出该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其中在少数民族区域尤其突出[8]。贾莲莲等（2006）则从旅游城市化的演变过程来定义：首先，旅游城市化是一种现象和过程，它不仅仅是旅游业促进城市发展的一种结果，更主要是一种动态发展的趋势和演变过程，是一个旅游向城市集中、城市的旅游功能日益增强和城市旅游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其次，旅游城市化是城市旅游角色的变化，是城市从旅游客源地向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综合体转化的过程；再次，旅游城市化也是旅游促进城市化水平提高的一个动态过程[9]。周年兴等（2004）在实地考察武陵源的基础上，认为出现了景区城市化现象，其定义是指发生在风景区内的城市化现象，其人口由农村向风景区内的城镇转移，农业生产活动向旅游接待为主导的第三产业活动转移，农村生活方式转变为城镇生活方式[10]。国内学者徐红罡（2005）将旅游城市化作为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的动态模式之一进行了简单的探讨。[11]
表2－1 国内学者对旅游城市化具有代表性的定义
表2－1 续 表
2．1．2 旅游城市化的类型方面
（1）国外相关研究
Mullins提出的旅游城市化理论是在研究澳大利亚黄金海岸（Gold Coast）和阳光海岸（Sunshine Coast）两个海滨城市的基础上得出的[12]。美国学者Gladstone （1998）则从区位的角度，将美国的旅游城市分为两种：旅游大都市（Tourist Metropolises）和休闲城市（Leisure Cities）。根据旅游资源类型的不同，Gladstone进一步将旅游城市化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即海滨度假类和资金密集型旅游吸引物类。前者是以海滨风光为代表的自然旅游资源，强调休闲度假的休闲城市；后者是以博彩业、迪斯尼公园为代表的人工旅游资源，强调休闲娱乐的旅游大都市。巴西和地中海周边国家的旅游城市化则是在旅游景观房产的推动下逐渐发展起来的，主要集中于巴西南部和地中海东南部的中小城镇，人们通常在此购买第二居所[13]。Judd和Fainstein则在《旅游城市》（The Tourist City，1999）一书中将旅游城市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旅游城市化（Tourism Urbanization），历史名城（Tourist－his－toric Cities），转型城市（Converted Cities）[14]。Chang T C等指出旅游城市化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一是生产制造业中心被作为新的旅游景点而得到再发展；二是顺应当今旅游业快速发展的潮流开发了新的旅游景点。他认为在经济发展成熟的英美两国，以第一种发展模式为典型的旅游化恰恰发生在不被看好的区域，诸如宾夕法尼亚州的Lehigh Valley的采矿业城镇，Bradford和Leeds等制造业城市。[15]
（2）国内相关研究
我国学者对旅游城市化类型进行的系统研究很少，周年兴等（2004）通过对武陵源的实地考察，认为在著名的风景区（山上、沟内、湖边）容易形成旅游产业要素集聚，从而形成城市化现象，风景区内的城市化现象按照发生地域的不同，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风景区核心景区的城市化现象，另一类是风景区内接待基地（旅游村、镇）的城市化现象[16]。陆林等（2005）认为我国目前主要存在三种类型的旅游城市化现象。一种是旅游城市的旅游城市化，第二种是转型城市（老工业城市、新兴城市）的旅游城市化，第三种是综合性城市的旅游城市化。并指出不同类型的城市，旅游城市化在城市规模、城市空间结构、城市形象塑造、产业结构、城市阶层结构和阶层关系、城市环境建设等方面表现了不同的特点[17]。而且这三种类型的旅游城市化与目前我国城市化进程紧密相联。丁少平则从城郊型旅游区入手，探讨了城郊型旅游区城市化现象[18]。姚丽芬等（2004）以山西太行山为例，研究了旅游业在促进山区城市化中的作用[19]。王红等（2009）认为旅游城镇化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景观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地域城镇化及社会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城镇化。并认为旅游城镇化的类型包括内涵式旅游城镇化（旅游推动城镇“质”的提升；旅游推动城镇空间结构重组；旅游推动城镇转型和功能转变）和外延式旅游城镇化（旅游直接推动城市的规模扩张；旅游推动农村转变为旅游城镇；旅游直接引致产生城镇或城镇景观）[20]。乔秋敏、杨杰等（2008）还对乡村旅游城市化的现象进行了研究[21]。
2．1．3 旅游城市化的特征方面
（1）国外相关研究
Mullins（1991）的澳大利亚实证研究认为其旅游城市化呈现出以下特征：①城市沿海岸线带状发展，都没有传统的中央商务区；②都具有特色的象征性符号以吸引旅游者；③人口和劳动力迅速增长；④经济上最活跃的人口集中于旅游服务业和建筑业、房地产业，私人雇佣在城市中占有重要地位；⑤高失业和较低的个人平均收入；⑥小资产阶级与中产阶级在城市中占有重要地位，工人阶级扮演着更被动的角色；⑦国家政府在城市发展以间接调控为主，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道路、供水、供电、供气等）和社会服务业（学校教育、医疗服务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⑧大众享乐消费和定制消费盛行，旅游者是城市消费的主体；⑨当地居民以成人、外来人口、老人（退休者）为主，较多短期逗留人员。Gladstone（1998）通过对美国大都市和休闲城市两种不同类型的旅游城市化进行分析后认为，休闲城市的旅游城市化与Mullins的研究结果相似，而旅游大都市则表现出了不同的特征。Mullins的旅游城市化理论并不足以解释美国的旅游大都市的旅游城市化现象，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着矛盾。在不同国家和区域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等背景不同而导致的特殊性和差异性。Luchiari和Serrano（2002）认为把旅游业作为主导产业发展的城市和县，城市化具有以下特征：房地产投资（机）增长；居住区分散；消费与生产关系密切；自然和人工环境优美；人口受移民推动而迅速增长；存在大量季节性工作岗位；居民联系加强；旅游季节住宿成本高；产生了新的消费场所，如购物中心、商业街、一连串的快餐店、机场、分户出售的公寓大厦等[22]。日本的豪斯登堡（Huistenbosch）也出现了旅游城市化的诸多特征，作为生态旅游城市，城市经济以旅游业和商业服务为其支柱产业，不安排工业；城市中绝大部分居民都受雇于旅游业和商业服务业；城市中有大量的博物馆与游乐建筑，餐饮、购物和旅馆设施等；每年接待日本国内游客约400万，亚洲游客约20余万人次[23]。
（2）国内相关研究
旅游作为城市化的一种动力是旅游城市化的基本特征。国内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直接论述较少，大多数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蔡建明（1997）是国内较早提出在城市化发展的动力因素中，旅游是推动城市化发展的特殊因素。他认为旅游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活动，能有效地刺激商业、房地产、娱乐、饮食以及服务等行业的发展，从而推动城市化进程。因此，为加速旅游区的开发，有时需要及早建立一些旅游城市，以提高旅游区综合服务水平，带动经济发展。中国近年来新设城市中，即有以旅游业为其主导产业而设置的，如黑龙江省的五大连池市，福建的武夷山市，江西的井冈山市，安徽的黄山市，山东的曲阜市，海南的三亚市，四川的峨眉山市等[24]。刘锋（2000）则指出西部旅游开发宜实行集中化的旅游城市化战略和重点突破战略，形成骨架型旅游城市，依托丝绸之路、黄河古道、长江三峡、世界屋脊、南昆铁路等重点旅游走廊，纵深推进，带动区域旅游发展，构建旅游产业带[25]。刘嘉纬、蒙睿（2001）分析了旅游业对西部城市化驱动的可能性，在对西部城市按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旅游业发展阶段分类的基础上，提出了旅游业发展对西部城市化驱动的基本战略[26]。谷凯等（2002）认为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海南的城市化过程及其动力机制出现了一些新特点，旅游发展作为主要因素之一推动了海南的快速城市化[27]。海口和三亚的城市形态体现了旅游城市化的特征，城市人口和从业人员迅速增长，其中旅游消费起了重要作用。支军（2004）认为旅游由于关联度大，经济带动性强而成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促进因素，当旅游业的产出发展到一定程度，成为城市的主要支柱产业时，城市的功能性质就会发生改变。武夷山市就是一个为满足旅游、促进旅游这一专门需要，由一个县级城镇发展而来的旅游城市[28]。余凤龙、陆林（2006）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江西井冈山市行政区划调整的旅游资源效应、经济效应、环境效应，比较了井冈山市与安徽黄山市行政区划调整的旅游效应[29]。
2．1．4 旅游城市化的动力方面
（1）国外相关研究
国外关于旅游城市化动力方面的研究文章相对较少，只有少数学者关于极少数城市案例地的研究，且不成体系。Mullins（1994）研究了1986年澳大利亚人口普查中有关阶级结构的数据，结果表明小资产阶级在黄金海岸和阳光海岸的发展中处于重要地位，这暗示了小资产阶级在旅游城市化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的研究发现，作为一种新的城市形态——旅游城市化与小资产阶级的出现存在一定的联系[30]。Page（1995）认为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城市综合实力和环境质量的提高，旅游开始“城市化”，城市成了旅游目的地与客源地的统一体[31]。移民是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重要现象，也是促进移民目的地城市旅游城市化的重要媒介，而旅游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移民的媒介。1999年国际地理联合会（IGU）在美国召开“可持续乡村环境：全球化问题、移民和旅游”主题学术会议，推动了旅游移民研究[32][33][34][35]。S．Burak（2004）在实地考察分析地中海沿岸部分城市旅游现象时指出，地中海地区良好的天气及优越的自然条件，促进了旅游移民的增多，从而驱动了土耳其地中海沿岸小城市旅游城市化[36]。
（2）国内相关研究
段汉明、张刚（2002）指出西安地区有着深厚而独特的历史文化基础和丰富的历史文物遗存，旅游业已成为城市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已成为推动西安城市国际化的主要因素之一[37]。高维忠（2002）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族地区旅游业的迅速发展情况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民族地区的城镇化也以其独特的方式推进，即以典型的旅游业为主导的第三产业为拉动力的城镇化推进方式，形成一种全新的城镇化推进途径，如四川九寨沟县的永乐镇、漳扎镇、大录镇、干海子镇都是走依托当地丰富独特的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业，以此带动城镇建设和相关产业发展，实现城镇化的道路[38]。谷凯（2002）在分析海南主要旅游城市时，认为海南的旅游城市化是当地滨海旅游资源推动的，旅游城市化的主要动力是别具特色的海滨旅游资源[39]。李鹏（2004）在对旅游城市化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旅游城市化的模式进行了概括，并对其引导与规制的方法作了尝试性的探讨[40]。旅游城市化作为城市化的一种模式，是从城市化的动力角度来划分的。旅游作为城市化的一种动力，既可以在城市化中、后期发生作用，使城市经济转型或城市功能多元化，也可以作为城市化的原动力，使城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使其发生质的飞跃。目前我国旅游移民现象已经出现，特别是旅游劳工移民。杨钊、陆林（2005）是国内较早关注旅游移民的学者，他们对西方旅游移民研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包括旅游移民产生的条件、旅游劳工移民模式、旅游退休移民与生活方式移民模式等内容。并以九华山旅游劳工移民为实证研究对象，探讨了九华山旅游劳工职业转换的动机结构[41]。陆林等（2009）通过对丽江旅游城市化分析后认为，推动丽江旅游城市化的主要动力在于丽江城市本身具有资源比较优势、地方政府政策推动、民营经济的参与及旅游消费的拉动[42]。
2．1．5 旅游城市化的影响方面
（1）国外相关研究
对城市或当地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的影响是旅游城市化研究的重要内容。Mullins（1991）以澳大利亚著名的旅游城市黄金海岸和阳光海岸为案例地分析了旅游城市化对当地所产生的一系列影响[43]。主要表现在：①旅游城市化加快了城市发展，城市人口和劳动力迅速增长，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②旅游城市化改变了城市的产业结构，城市以旅游服务业、批发零售业、建筑业为主，从而使得城市经济具有不稳定性，如高失业率；③旅游城市化改变了城市的阶级结构，小资产阶级在城市中占有重要地位，私人雇佣在城市中占有重要地位；④旅游城市化业造成了较低的个人平均收入；⑤旅游城市化对当地的自然环境和居民的生活环境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Luchiari和Serrano（2002）认为旅游城市化是一个能增强地方与世界相互联系的过程[44]。Hannigan在《后现代城市》（The Postmodern City，1995）一书中将旅游城市化作为后现代城市最生动的表现形式进行了分析，如旅游常常成为后现代城市讨论中的主题；旅游以及重大事件（事件旅游）是促进老工业地区或城市“再生”（Regeneration）的重要动力；城市（目的地）营销成为了城市在竞争中胜出的重要手段等[45]。Allen，Lu和Potts（1999）指出旅游城市化在不同程度上引起了海滨型旅游目的地的变化，如景观的变化，自然环境的退化，海岸生态系统的破坏，新居民的迁入，现有社会结构的改变和土地利用的矛盾[46]。并指出所有这些自然的、经济的和社会文化的变化都将会逐渐削弱旅游业在这些海滨地区的基础地位。如泰国巴塔亚度假旅游的发展刺激了海岸土地开发，沿岸开发与沿路开发使巴塔亚度假地不断沿海岸延伸，向纵深发展，自然环境质量下降，海水污染、基础设施不足等问题日益暴露出来，旅游人数从1990年开始下降。
（2）国内相关研究
国内在旅游城市化影响方面，旅游城市化的正面影响较少提及，更多的从负面影响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黄震方（2001）以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为例，阐述了在旅游城市化进程中旅游资源与旅游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如资源和环境保护意识淡化，建设性破坏比较严重；旅游资源产权不明晰，开发利用不合理，缺乏整体协调机制；不当的游客行为和旅游活动使旅游资源与环境质量下降等[47]。李芸（2001）主要分析了旅游城市化对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开发和保护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并提出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措施[48]。杨京波、何佳梅（2003）认为旅游城市化为环城旅游度假带提供了二级客源市场，客观上促进了环城旅游度假带的产生；同时，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随着城市功能效益、级差效益和城市内部土地集约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土地租金也变得极其昂贵，而旅游城市化趋势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况[49]。柴海燕（2003）较早地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风景区旅游化现象，并针对景区旅游设施过度的情况提出了解决方案[50]。丁娟（2004）以九华山为例，分析了九华山旅游城镇化发展对于景区的经济、环境、景观、游客及居民感知等方面产生的影响[51]。这些影响既有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提高当地居民生活质量等正面影响；也有水环境污染、大气质量下降、浓厚的商业气息给游客和居民带来不良感知等负面影响。徐红罡（2005）则认为旅游城市化进程中也会启动负面机制，当住宿设施集中在景区景点内，出现的对旅游资源的分割、破坏、拥挤等，大大地降低了旅游点的吸引力[52]。旅游城市化的一个积极影响就是促进了当地经济迅速发展，扩大了城市规模。如墨西哥的坎昆市在20世纪60年代只是个仅有300多人的僻静渔村，1972年墨西哥政府才开始在该岛投资3．5亿美元建设旅游区和自由贸易中心，1975年进行全面规划，并开始接待游客，至今已发展成为城市居民近100万人的滨海旅游城市（苏长高，2003）[53]。坎昆市的城市规划分为市区、旅馆区和国际机场三个部分，市区的各行业都为旅游业服务，是一个旅游城市化的典型城市。卞显红（2003）介绍了旅游者目的地选择模式的理论构建，认为旅游城市化会使目的地的地租增加，并有可能引发一些严重的环境、社会与文化问题，甚至有可能使旅游设施及旅游吸引物聚集体的发展受挫。为了减轻旅游城市化对其他一些较小的旅游目的地的负面影响，不论在旅游目的地内，还是在旅游目的地之间，旅游规划者及旅游目的地经营者都要遵循产品差异化发展战略进行合理的旅游空间规划布局[54]。高维忠（2002）指出旅游城市化现象一方面对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本身提出了新的要求，另一方面也给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旅游产业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55]。（见表2－2）
表2－2 国内学者对旅游城市化的研究成果
表2－2 续 表
2．1．6 研究述评
从现有国内外研究成果看，旅游城市化研究尚处于探索之中。国外研究侧重于探讨和建立旅游城市化的理论，确立本国的旅游城市化地域，结合一些典型案例地分析探讨旅游城市化的特征、类型和影响，丰富旅游城市化研究内容。国内研究侧重于旅游城市化的动力机制、负面影响及对策研究。与旅游城市化的发展实践相比，国内理论研究相对滞后，其概念尚处于构建之中，还未形成较完善的旅游城市化概念体系，研究领域较分散，研究内容不够丰富，尚未凝炼成明确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总的来说，现有关于旅游城市化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
（1）系统性研究不足
旅游城市驱动机制的研究是城市旅游研究中理论性相对较强的一个部分，理论研究需要逻辑体系的严密性，首先必须要求对其进行系统性研究。然而，当前国内旅游城市化驱动机制的研究少有系统性研究成果，更多的思想观点只是零碎地散落在一些文章中间，没有经过严格的论证。实际上，正是由于系统性研究成果的缺失导致当前对旅游城市化驱动机制的研究仍然停留在低水平重复阶段，尚未形成清晰的理论构架、协调的发展机制和有效的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措施。
（2）研究深度不够、研究范围过于偏狭
研究深度不够，更多的研究只是提出命题与方向，对旅游城市化的内在作用机制缺乏深入研究，没有深入剖析，当前国内对旅游城市化的研究仍然仅仅注重与旅游城市化直接相关的一些因素的分析，如多注重经济因素、资源因素的分析，忽视城市整体、政策、城市居民、其他产业发展等因素对旅游城市化发展的作用。研究范围过于偏狭，从相对单一的视角来探讨旅游城市化现象，借助案例（主要是少数民族地区、山区、中西部城市）较多，深入探讨不够等问题，对于城市化对旅游的影响反较少涉及，没有深入到城市系统、旅游系统中的每一个子系统，甚至每一个因子中。另外，旅游城市化的国际比较研究也十分缺少。
（3）研究的实践应用性不强
旅游城市化的研究不仅仅是提出一个观点或思想，更重要的是应用提出的观点或思想对现实进行解释，进而对实践进行指导。这对理论研究的深度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以往的研究过分注重个案的特殊性，而忽视了普遍性的应用研究。
（4）研究方法手段单一
长期以来，国内学者对旅游城市的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单一，大多停留在定性研究阶段。较少有论文采用定量研究方法。有些研究采用系统动力学等方法，但没有考虑适用性，物理性特征突出，定性居多。而对于近年来以地理信息科学为代表新的手段和方法几乎没有涉及，未用动态的眼光和微观方法剖析旅游城市化的演变过程。
2．2 相关理论基础
2．2．1 外部性理论
（1）外部性理论的基本原理
外部性理论在西方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1890年，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Marshall A）最早提出外部性理论的概念[56]，其学生英国经济学家庇古（A．C．Pigou、1920）对外部性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认为，外部性是在经济活动（主要是生产和消费领域）中产生的，主要是指一个经济主体对公域或邻域的其他经济主体产生的一种伴生影响[57]。这是外部性理论发展的第一个阶段。科斯（Coase、1960）、萨缪尔森（Samuelson P．A）和诺德豪斯（Nordhaus W．D）进一步拓展了外部性的概念，科斯（Coase）在1960年发表了其代表著作《社会成本问题》，指出外部经济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产权界定的不够明确和不恰当所造成的，政府只要能界定和保护产权，那么市场经济活动就能达到帕累托最优[58]。科斯的外部性思想被归纳为“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他们认为制度的产生和变迁与解决外部性问题密切相关，制度本身具有明显的外部性，从而把外部性从单纯的经济领域引入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等活动在内的更加宽泛的领域。这是外部性理论发展的第二阶段。1980年代国际社会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实际上是从一个动态和历史的角度去考虑经济学上资源配置问题，其中涉及了历史外部性的思想：即考虑人类代际相互影响，并着重解决前代人对后代人的不利影响。当然，外部性理论的发展及其内涵是相互包容和相互联系，其认识不断深化，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统一。国内学者对于外部性理论的研究尚处于介绍引入阶段，较早作出介绍和较为系统研究的有暨南大学的李郁芳（2003，2004）[59]教授等人。
（2）外部性理论在旅游城市化相关研究中的应用
①旅游城市化外部性产生的原因
城市旅游资源属于公共物品，公共物品一般具备以下两个特征，即消费非竞争性和消费中的非排他性。由于大多数城市旅游资源或旅游产品及其所依赖的旅游环境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而且大多存在产权不清晰现象，旅游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对混乱，导致多头管理或无人管理现象时有发生[60]。在旅游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城市化过度而造成旅游环境污染和旅游环境恶化，是产生外部性成本的根源。在旅游城市化过程中，游客是旅游的主体，市场经济体制下他们的利益表达最为充分，其利益核心是追求“旅游经历的满意度”和“消费者权益的维护”。旅游者往往根据最大效益原则和最小旅游时间比，通常在核心景区附近采用逗留型旅游线路，导致核心景区更容易成为游客的逗留中心和集散地，同时，有不少旅游者是追求享受型、舒适型的[61]。开发商为了迎合这部分旅游者，使得宾馆、饭店等商业设施选址通常在旅游景区内或城市中心区，而且是越盖越高大，越来越高档，越来越现代化。这种游客行为与偏好是导致旅游城市化现象的外在驱动力。另一方面，由于游客数量超过环境承载力造成的拥挤，也是导致旅游景区和城市环境破坏的重要原因。旅游城市化本质上是一项经济活动，必然受到市场经济规律的制约。从理论上说，旅游城市化过程中的各利益主体可以通过利益融合获得最大程度的满足，而社会也会获得最优的配置结果。然而，由于外部性的存在，旅游市场无法把旅游开发商在旅游城市化过程时的开发成本都显现出来，这就使得开发者仅支付了部分开发成本，而对于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巨大外部成本（资源破坏、环境污染）则漠然置之或根本不予考虑。这种由旅游开发商实际支付的成本（即私人成本）远远低于社会成本，导致旅游产品定价低于市场最优价格。
②旅游城市化的外部性表现
政府是一定利益群体的代表，必然会在政策上体现其价值取向。政府追求旅游开发经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希望通过旅游收入的提高增强地方经济实力，继而带动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和综合平衡，为社会公众谋取利益。适度的旅游城市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加地方政府税费，增加当地人的就业机会，促进景区所在地基础设施的建设，提升景区所在地的知名度和区域形象，部分居民能够在旅游城市化、商业化过程中首先尝到甜头，享受旅游开发所带来的福利，如收入、就业、教育、培训、优惠旅游、公共场所、基础设施等。这些都是旅游城市化过程中的外部经济性。但是部分地方政府和部门领导往往把城市旅游景区当成经济开发区、游乐场、景观房产进行开发，作为政绩工程而营造热闹繁荣景象[62]，而不管这些建设是否符合公共利益要求。旅游经营（开发）商最关心的则是其投资收益，在旅游城市化过程中，其外部不经济主要体现在城市化过度和由于规划不当所导致的旅游资源和旅游环境的破坏。旅游旺季热点旅游景区人满为患，商业气息浓厚，严重影响了旅游者对“旅游经历的满意度”的追求。相当部分城市居民也由于旅游城市化、商业化过度而丧失了原有的安静生活，选择逃避由于发展旅游业而带来的拥挤，这是旅游城市化的外部不经济性。政府以牺牲旅游资源为代价获得一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当地居民在享受旅游发展带来的便利和收益的同时，也要承受由于旅游城市化而伴随的喧闹和拥挤。这二者兼具了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而旅游开发商由于其逐利性强，往往会以获取最大利润为追求，通常处于外部经济性。旅游者和当地居民作为旅游城市化的主体，也由于自身的追求不同而兼具正负外部性。
③旅游城市化的外部性特点
旅游城市化的外部性特征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复杂性。旅游城市化过程中，不同的利益主体的追求不同，而且由于各利益主体在旅游城市化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和角色不同，也导致了外部性性质的不同，政府以牺牲旅游资源为代价获得一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当地居民在享受旅游发展带来的便利和收益的同时，也要承受由于旅游城市化而伴随的喧闹和拥挤。这二者兼具了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而旅游开发商由于其逐利性强，往往会以获取最大利润为追求，通常处于外部经济性。旅游者作为旅游城市化的主体，也由于自身的追求不同而兼具正负外部性，当地社区居民因为参与度不同在旅游城市化过程中也兼具正负外部性。二是伴生性。外部性随着旅游开发和旅游城市化的产生而同时产生，通常不受本原性和预谋性影响。外部性产生时，所产生的影响会通过关联性强制地作用于受影响者，而受影响者一般难以回避。如因旅游开发的进行，随着旅游地的知名度增长，前来旅游的游客越来越多，旅游城市化进程加剧，而造成的当地地价、房价及生活成本增加，这对当地的经济、社会、环境状况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63]。三是量化具有模糊性。首先在旅游城市化过程中，不论是外部经济性还是不经济性，价值货币量化都很困难，其结果都是模糊的。旅游活动本身行业关联性太强，影响范围太大，无法厘清城市化过程中各行各业的旅游活动和非旅游活动。其次，当前的旅游统计本身存在很大的缺陷，如还存在统计口径不一致、统计对象不科学、重复统计、统计数据不完善等诸多现象。第三，还存在微观效益与宏观效益不一致，近期效益与远期效益不一致的现象，如环境污染的量化，对当地居民的影响程度和对民俗文化原真性的破坏等[64]。第四是可优化性。旅游城市化过程中的外部性不经济是可以通过一定手段不断优化的。政府可以通过编制科学的城市旅游产业发展规划、制定旅游法规等手段来引导和控制旅游城市化的进程，促使旅游城市适度发展、规范旅游企业经营行为，这些预见性措施能够有效控制由于旅游城市化而产生的负外部性。使之达到旅游资源配置与开发的帕累托最优。
2．2．2 利益主体理论
（1）利益主体理论基本原理
利益主体理论（Stakeholder Theory，国内也称利益相关者），其思想萌芽于1759年亚当·史密斯的《道德情感论》。1963年，斯坦福研究所（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SRI）在其内部备忘录中首次使用了利益主体这个术语。这一概念在1960、1970年代进一步分化为企业规划、系统理论、企业社会责任和组织理论等四大理论分支。到了1980年代，开始盛行一种协作或合作的观念（Clark，1984）[65]。Freeman（1984）在其标志性著作《战略、利益主体方法》一书中建构了公司利益主体理论的框架，他认为：利益主体是指那些能够影响企业的目标达成，或者在企业达成目标中受到影响的个人或群体，已融合成为管理战略理论[66]。1996年，时任英国工党领袖的布莱尔倡导从股份资本主义到利益主体资本主义的转换，同时将相关利益主体理论研究和应用推向新高潮[67]。
近几年来，利益主体理论在旅游研究中开始得到重视（Robson[68]，1996；Ryan[69]，2002）。1999年世界旅游组织制定的《全球旅游伦理规范》采用了“利益相关者”这一概念，随着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旅游领域应用日趋广泛和深入，也出现了“旅游利益相关者”（Tourism stakeholder）术语。关于旅游开发中利益主体的定义，Lewis（1996）认为，利益主体是指那些直接卷入到冲突中，或者可能因冲突解决方式受到影响的个人或群体。World bank（1996）认为，利益主体是那些受到调停结果的正面影响或负面影响，或者能够对于调停决策和系统的行动所影响的个人、社团、社会群体或者任意层次、规模的机构。一些学者认为，由于旅游涉及多种社会利益集团的平衡和制约问题。旅游的开发和规划必须涵盖各阶层的相关性机构及人物（岗恩，1999）[70]，应该是旅游和其他部门的目标共同实现的过程（Hunter，1995）[71]，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使不同利益主体在日渐激烈的旅游业国际竞争中取得“求同（Shared Vision）”（张伟，2002）。广义而言，利益主体是指“任何能够对于保护项目的目标实现产生影响，或者被保护项目的目标实现所影响的个人和群体”[72]。根据利益主体理论，在旅游城市化中，不同利益主体的价值观、感知、目标等是不同的，因此冲突难以避免，管理者的任务是让主要利益主体的目标得以实现，同时尽量满足其他利益主体的目标。
（2）利益主体理论在旅游城市化研究中的应用
旅游城市化过程会涉及当地政府部门、旅游开发商、当地居民、旅游者及旅游从业人员等多个利益主体，各利益主体都是相对独立的经济人，他们都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这种利益诉求在旅游城市化过程中并不一致且难以调和，因此，旅游城市化的过程也是相关利益主体博弈的过程[73]（见图2－1）。旅游开发商一般由相关企业、公司或私人组成，他们通常不是旅游资源的所有者，但通过承包、租赁等手段取得旅游景区的经营权，从本质上来讲，他们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冲动，而缺乏环境保护的内在动机。旅游城市化过度可能导致旅游区生态环境恶化，过度旅游城市化还可能使游客旅游体验下降，部分当地社区居民在由于旅游城市化过程中获得一定利益的同时也由于旅游城市化活动使日常生活受到侵害，而且由于资源状况的恶化，损害了自己的后代的经济福利。这意味着所有与旅游城市化有关的外部不经济并非都由旅游开发商或经营商承担，相当部分转嫁到了第三者身上。旅游资源的公共属性决定了“公地悲剧”的必然性。其结果是城市环境及旅游资源及旅游环境被加速破坏，部分强势利益主体获取额外的经济利益，而弱势利益主体的基本利益得到损害[74]。
图2－1 旅游城市化利益主体关系图
基于旅游城市化过程中的各利益主体之间不同的利益诉求及城市旅游资源本身的公共属性，旅游城市化过程实际上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反复博弈的过程，博弈的结果是各利益主体相互妥协并达到某种形式的动态平衡。旅游城市化过程中，不同的利益主体的追求不同，各利益主体在旅游城市化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和角色也不相同。因而，有必要建立旅游城市化合作机制，用以协调解决各利益主体的矛盾，构建和谐有序的旅游城市化发展氛围和空间格局。
在旅游城市化过程中，各利益主体的或其代言人会使用各种可能的手段和方法与政府进行讨价还价，力争对自己有利的制度环境。因此，在制度规范过程中，各利益主体进行充分、平等的协商，使各利益主体的合理利益都在制度框架内得到保护与体现，从制度层面实现旅游城市化过程中的各利益主体的融合[75]。同时，要在制度上加强对弱势利益主体的保护并建立有效的制度监控和约束机制以保证制度的顺利实施。各利益主体在旅游城市化过程中都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内在动机，促使其采取“轻保护、重利用”，以牺牲长期的社会效益换取短期的经济效益的行为。过度城市化不仅损害了旅游者的利益，而且也造成了“代际不公平”现象。由于“未来人”的缺位，要让“当代人”选择可持续利用只能依靠伦理约束，特别是代际公平观约束。而事实上，很少有旅游开发商会考虑“未来人”的权益。因此，在旅游城市化过程中，还必须考虑代际补偿问题，实施可持续发展政策[76]。对不同的利益相关者，要采取不同的方法和手段。对旅游开发商要进行社会准则教育，培育企业社会责任感，尽量避免对当地社会文化造成负面影响，保护旅游者消费权益，作为旅游开发者，应树立新的开发理念，树立新的资源观、价值观、发展观。在旅游城市化过程中，切实考虑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旅游地的生态环境等关键问题，培养当地居民参与旅游的技能和知识，作为旅游者，应认识到自己的不恰当的旅游行为可能对旅游地造成的负面影响，倡导文明旅游行为，时刻用社会准则来要求自己，做一个“负责任游客”，增强公众对政府的认同和理解，同时教育引导旅游者和当地居民保护旅游环境，倡导负责任的旅游，实现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协调发展。（殷红卫，2009）
2．2．3 城市经营理论
（1）城市经营理论基本原理
199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工业化、市场化和信息化发展的宏观背景下，中国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面对庞大而急迫的城市化任务，城市建设发展与改革进程加快，城市经营应运而生。城市经营（Urban Management）理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1971年，神户市长宫崎辰雄出版了《城市的经营》一书，并将城市经营的内涵概括为：高效地提供城市公共服务；涵养税源以确立城市的财政基础；与市场经济所导致的外部负效应相对抗，维护公共利益。一经提出，立即引起国际上众多理论和实践工作者的关注，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观点：William（1978）认为城市经营的本质是一个如何对城市经营过程进行整合的问题[77]。Leonard（1982）主张城市经营论题的提出是源于政府官员所拥有的分配资源和设备的权力的关注[78]。Churchill（1985）认为城市经营不再仅仅指系统控制，而是一系列行为关系，而且这种关系之间是相互影响的[79]。Sharma[80]（1989）和Rakodi[81]（1991）把城市经营界定为使一个城市的日常运行成为可能，以支持和鼓励所有经济活动的开展，并满足居民居住及使用各项设施和服务的需要。Richardson（1993）则提供了管理效率、管理有效性、具体操作和维护的测试三种测试城市经营是否成功的方法[82]。由于城市经营的复杂性，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没有给城市经营一个完整的定义。直到1998年，麦基尔提出了城市经营的比较明确的概念，他认为城市经营的基本含义应该建立在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规划与城市地方政府的合理定位上。联合国计划开发署（UNDP，1989）认为发展中国家要解决好一个大城市在快速集聚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只有在概念上和实践中，将城市作为一个整体来经营的方法来发展[83]（见表2－3）。
表2－3 城市经营理论及其主要观点
从研究内容来看，西方学者对城市经营研究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城市经营的驱动力主体是谁；二是城市经营的制度层面；三是城市经营的战略必要性与操作灵活性之间的关系如何[84]。城市经营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各级政府、各类企业和全体市民的共同努力，政府是城市经营的主导者，处于规划、组织、协调、指挥和控制的主导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经营就是“政府经营”，政府运用掌控的资源“担纲运作”[85]。企业是城市经营的主要参与者，全体市民是城市经营的决胜力量与主力军。城市经营客体就是城市经营内容即城市本身的实体产品和无形产品的综合，凡城市所拥有的可以资产化的、资本化的资源，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不管是有形还是无形的。城市经营的手段是把资源进行市场化运营，使之变成资本，变管理为经营，实现增值。城市经营的目标很多，但是终极目标是提高城市竞争力。
（2）城市经营理论在旅游城市化研究中的应用
城市经营的理念在我国提出已有近20多年的历史，普遍流行则是近十年的事情。上世纪末，我国的大连、青岛等城市，首先引入了这一概念，总结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经营”新概念。国内用城市经营理念规划、建设城市最早的当属大连。大连用了八年左右的时间，从一个重化工城市发展成一个国内外知名的花园城市，是城市经营成功的一个典型范例。从1993年开始，大连就开始了整体的城市规划，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和拆迁使大连在城建方面很快就走在全国主要城市的前面，欧式建筑与现代建筑交相辉映，星罗棋布的城市广场、女骑警风采、花园式绿化、规范的城市管理、服装节、足球，这些新的形象和标识构成了大连的新名片。而青岛则以海尔、海信、青岛啤酒、澳柯玛为代表的明星企业成为青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巨大动力，成为青岛城市名片的重要标志。此外，苏州、武汉、成都等许多城市都纷纷从各自的特点出发，开始了城市经营热潮。城市经营理念正在被广大城市管理者所认识、接受并实践。后来，广州、上海、北京等一批大中城市，纷纷把“城市经营”理念作为本地的发展战略。近几年，这一理念已在我国普遍流行，成为各地城市化建设的基础理论。从经营效果来看，游客已感受到这些城市的魅力，纷纷到这些城市旅游观光，推动了旅游业的发展，同时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宣传了城市的形象与产业，推动了区域与城市的游客流、信息流的变化。
旅游城市化推进了城市的专业化分工发展，旅游城市的经营势必与以其他功能为主的城市在经营管理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别，这对旅游城市经营的理论提出了新的要求。旅游城市经营的概念国内还没有专门的提法，本文结合城市经营和旅游城市的概念，针对城市旅游化的经营问题提出以下概念，旅游城市经营是指城市在产业政策、发展方向、城市形象上将旅游定位在重要的位置，实施旅游产业导向的城市经营，通过对有形、无形的公共资产（城市土地、国有企业、基础设施、城市环境、城市形象、城市品牌）、公共资源（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企业外部经济进行资本化和产业化的整体策划、营销和评价的经济行为，在城市发展中充分发挥旅游产业的作用，把旅游产业与城市发展结合起来规划和运作，通过提高旅游吸引力、旅游发展力、旅游保障力、环境支持力，最终提升旅游城市的综合竞争力。
2．2．4 产业集聚理论
（1）集聚理论基本原理
产业集聚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种空间现象，由于这种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和影响的广泛性，马歇尔（Marshall，1890）从专业化工业区角度对产业集聚现象进行的分析，可以说是对产业集聚问题研究的起源，之后，学者们分别从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国际贸易等多学科对产业集聚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产业集聚理论也随之发展起来。德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Webber．A）第一个比较系统地构建了解释工业活动空间分布的理论体系。他认为，工业区位形成的基本动力在于经济利益——成本的节约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工业的吸引力，从成本的角度解释产业集聚的形成[86]。美国区域经济学家胡佛（E．M．Hoover，1948）指出产业集聚存在一个最佳的规模，如果集聚企业太少，则因集聚规模太小而达不到集聚能产生的最佳效果；如果集聚企业太多，则可能由于某些方面的原因使集聚区的整体效应反而下降[87]。而奥古斯特·勒施（August Losch，1995）主要贡献在于：①把区位的集聚分为点状集聚和平面集聚。②分析了同类企业集聚的主要原因。其中有：大量生产和联合生产能使利益增加；集聚容易促使市场规模的扩大；外部经济可以降低企业的生产费用；重要的供应源因素。③分析了不同企业集聚的主要原因。包括与企业数目有关的利益，便利的铁路运输、廉价的水电、劳动力市场以及街道等公共基础设施等[88]。
经济地理学家认为，产业集聚是一种地理现象，基于这种认识而提出的有关产业集聚理论主要有增长极理论、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以及新产业区理论。增长极理论的代表人物Perroux（1950）提出了“经济空间”的概念，并将“经济空间”界定为“各种不同经济关系的集合，是抽象关系的构成体”[89]。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是由前苏联学者在总结苏联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基础上提出来的。其核心观点是“在一个工业点或一个完整的地区内，根据地区的自然条件、运输和经济地理位置，给当地有计划地安置各企业，从而获得特定的经济效果”[90]。其结构表明它是一种产业集聚，集聚的核心是专门化企业，围绕着核心产业有关联类企业、依附类企业以及所有企业共同享用的基础设施。是一种典型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业集聚体。新产业区理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巴格那斯科（Bagnasco，1977）首次提出了“新产业区”的概念，并将“新产业区”界定为“具有共同社会背景的人们和企业在一定自然地域上形成的社会地域生产综合体”[91]。从实践来看，经济地理学的产业集聚理论为政府通过政策干预促进产业集聚提供了理论支持，但从理论上看，经济地理学对产业集聚问题的研究仍然缺乏系统性。
1998年，波特（M．E．Porter）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簇群与新竞争经济学》一文，系统地提出了新竞争经济学的企业集群理论，把企业集聚理论推向了新的高峰[92]。波特对产业集聚问题的研究视角主要是讨论产业集聚与企业竞争力之间的关系，揭示了集聚区域的综合环境比交通、资源等区位因素更为重要。因此，政府应该在产业政策制定、基础设施建设、人员培训和教育等方面发挥较大的作用，以促进产业集聚的形成与发展。克鲁格曼（Krugman，2000）认为产业集聚形成的原因主要有市场需求、外部经济、产业地方化三个方面[93]。Henderson（1974）认为，由于城市的规模受制于交通和运输成本，城市的发展就趋向于专业化，以提高相关产业的集聚收益[94]。Fujita（1999）等从城市经济学角度认为人口集聚使围绕城市的农业腹地得到扩张，扩张达到某个程度后就会出现新的分界，导致更多的城市形成并发展，这些城市锁定在特定的区位便形成城市集聚。
（2）产业集聚理论在旅游城市化研究中的应用
近年来，旅游产业集聚的趋势越来越明显。2003年，Porter分析了South Carolina的竞争力，指出旅游集群是对South Carolina有重要影响的四个集群之一[95]。在国内，一些省市已将打造“旅游产业集群”写入产业发展规划中，并投入巨资打造，政府通过对各种旅游步行街、旅游特色街区、中央商务区、城市旅游资源集聚区、城市新兴主题公园集聚区、城市新兴旅游开发区等的规划，形成不同性质、规模与等级的城市旅游产业集聚区，形成旅游增长极。旅游产业集聚必然会通过产业结构效应对城市地区资源配置、流向和产业结构升级、引起就业结构的变化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进而推动城市化的进程。而旅游产业在城市地区的集聚，不仅具有比较利益优势，而且具有竞争优势，城市化能更好地促进旅游产业的发展与集聚。另一方面，由于旅游产业的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的存在，通过技术外部性和市场外部性，会使城市区域劳动生产率提高，盈利能力增加，从而导致新的资本生成和区域经济增长，这种增长反过来又会进一步促进人口和经济向具有规模效应的城市集中。同时，对于那些在大城市周边的风景城市由于其资源的吸引力，吸引着大量的旅游者和旅游从业者，随着城市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升，各地政府也将城市周边风景优美的地区作为城市扩张的方向，从而对大城市造成分流的作用，促进城市间的人口平衡。由于旅游开发地区具有的环境优势，因此会带来旅游地产的介入，随着居住人口的扩张，相应的配套设施的建立，旅游区具有了城市的雏形，随即旅游产业链也会相应建立，旅游产业开发区本身成为城市在地域空间上新的资源集聚中心、信息中心、技术中心和创新（观念和体制）中心，成为城市经济新的增长点，并成为城市化的重要组成部分[96]。
2．2．5 旅游空间结构理论
（1）旅游空间结构理论基本原理
空间结构理论最早是由德国学者A．Schluter于1906年在关于人类地理的“景观论”思想中提出。空间结构理论的提出为旅游空间结构的创造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Pearce（1999）认为旅游空间结构是指旅游经济客体（旅游目的地、旅游客源市场、旅游交通等）在空间中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以及反映这种关系的客体和现象所形成的空间聚集程度及聚集状态，它体现了旅游活动的空间属性和相互关系，是旅游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投影，是区域旅游发展状态的重要“指示器”[97]。旅游空间结构的研究要把处于一定范围的各有关事物看成为具有一定功能的有机体来加以考察。旅游空间结构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①旅游中心地理论
旅游中心地就是指有一定的旅游吸引物，并具有一定的集散功能，能够面向区域外的旅游景点和旅游区或区域外旅游者提供一定强度的旅游交通、接待、信息、管理等对外旅游服务职能和客源的中心旅游地。旅游中心性是衡量旅游中心地等级高低的指标，反映其在区域旅游业发展中的相对重要性，根据旅游中心性的高低，可以划分出不同等级的旅游中心地，不同等级的旅游中心地的对外服务职能也不相同。高等级旅游中心地为区域内低等级的旅游中心地提供服务职能，形成等级网络的旅游中心地体系。目前，国内很多学者已注意旅游中心地理论的实地应用和讨论，如吴必虎（2001）[98]，柴彦威等（2003）[99]，马勇（1996）[100]，卞显红（2003）[101]都对旅游中心地理论进行了相关研究。
②环城游憩带（ReBAM）理论
国外学者对城市周边旅游的研究较早。19世纪30年代，欧洲就出现大量居民前往乡村开展休闲、野营等活动，在城郊形成了多种类型的旅游地以及各种临时性的休闲度假空间，这些临时性的周末出游活动空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正逐步转变为永久性或半永久性的度假游憩空间或度假社区，这一现象引起欧洲旅游学者的重视。前苏联学者普列奥拉曾斯基在研究莫斯科城市旅游时也观察到同样的现象，每逢周末，成千上万的莫斯科城市居民拥向市郊的娱乐带，促使莫斯科郊外形成环绕城市的带状休闲游憩空间[102]。Gunn（1988）提出的“都市旅游环带模式”可以说是关于市区和郊区休闲和旅游功能区位的较早研究成果，他以城市的核心都市区为空间上的旅游中心，用城市旅游带、近郊休闲与旅游带、乡村旅游带、偏远旅游带四个环型带来区分城市外围不同带状区域的旅游功能与特点。Gunn随后对这四个旅游带的功能及旅游吸引物和旅游设施及旅游活动在空间上的分布作了进一步的探索[103]。我国许多学者也将圈层结构理论用于旅游研究中，提出了一些有关旅游圈层的理论。阎友兵等（1999）对旅游圈进行了理论探讨，认为旅游圈是为了获得最佳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以旅游资源为核心组成的具有一定地理范围的协作区域，是一定区域内各种旅游经济要素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区域空间组织形式[104]。2001年，吴必虎在对上海市郊区旅游开发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环城游憩带理论：发生在大城市郊区，主要为城市居民光顾的游憩设施、场所和公共空间，特定情况下还包括位于城郊的外来旅游者经常光顾的各级旅游目的地一起形成环大都市游憩活动频发地带，简称“环城游憩带（ReBAM）”。ReBAM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城市郊区游憩活动空间，主要受游憩者的近距离游憩需求强度、旅游开发商投资偏好和政府的政策激励等方面力量的作用，其区位往往在旅行成本和土地租金获得平衡的那些地方[105]。
③旅游“点—轴”空间结构
“点—轴系统”理论是我国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1984年首次提出的，该理论以中心地理论、空间扩散理论和增长极理论为基础，从空间组织形式角度来研究区域开发战略模型。其中的“点”是指在一定地域的各级中心地，即各级中心城（镇），是各级区域的集聚点、“增长极”，而“轴”是由交通干线、通信干线、能源输送线和水源干线结合起来的“基础设施束”，对附近区域有很强的经济吸引力和凝聚力，而轴线上集中的社会经济设施通过物质流和信息流对附近区域有空间扩散作用。旅游“点—轴”空间结构模式的核心是：旅游经济客体大都在旅游节点上集聚，通过旅游交通线路与旅游线路而联成一个有机的旅游空间结构体系。旅游“点—轴”渐进扩散的结果，将形成旅游点—旅游轴—旅游集聚区（旅游圈）的空间结构。
④旅游“核心—边缘”空间结构
美国学者弗里德曼将增长极理论向动态化、系统化发展，提出了“核心—边缘”理论模式。该理论模式试图解释一个区域如何由互不关联、孤立发展，变成彼此联系，发展不平衡，又由极不平衡发展变为相互关联的平衡发展的区域系统。弗里德曼认为任何区域的空间系统都可以看作是由核心与外围两个空间子系统所组成。区域旅游基本上都具有核心和外围部分，而且旅游地域规模级别和层次越高就越明显，这是由旅游资源地域分异规律所决定的。现实旅游区域的旅游资源分布、自然条件、旅游市场与环境客观上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使某些地域的旅游资源得以优先开发，旅游基础设施优先建设，旅游客源基础比其他区域良好，这样，该区域往往形成旅游空间集聚态势。随着旅游空间集聚的累积发展，这类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会比其外围区域强大且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即形成一定旅游地域空间上的旅游中心。由于旅游中心的存在，外围地区的旅游集聚发展受到了抑制，其旅游发展相对滞后而不得不依赖于它的旅游中心。旅游中心之间空间竞争的存在形成了旅游外围腹地的空间层次，进而形成旅游核心——外围的空间结构。在城市旅游经济增长过程中，旅游空间子系统的边界将发生改变，并使旅游空间关系重新组合。这种过程将依照一定的秩序进行，直到实现城市旅游空间一体化。
（2）旅游空间结构理论在旅游城市化研究中的应用
旅游系统的空间结构主要有两种层次：旅游系统整体空间结构和单个旅游目的地的空间结构。旅游系统整体空间结构由点（目的地、客源地）、线（交通线）和面（旅游系统占据的地域）三类基本空间要素构成在空间上的复杂组合关系。单个旅游目的地指能够对一定规模的旅游者形成旅游吸引力，并能满足其特定旅游目的的各种旅游设施和服务体系的空间集合。旅游空间结构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旅游资源的分散性和不可移动性，决定了旅游活动只能在具有旅游资源的地方进行；二是相同的旅游资源对于不同消费者而言具有不同的价值，由于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文化背景，居民对旅游的需求偏好有所不同，旅游资源便有了不同的性质。[106]吴必虎（2001）认为旅游空间结构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其合理度极大地影响旅游业的健康发展，二者呈高度相关[107]。
旅游中心地理论将旅游中心地视为旅游活动的重要节点，并认为旅游中心地呈现“等级—规模”差异。不同等级的旅游中心在地域上呈现出一种有规律的有机组合，不但受资源条件、客源市场的控制，还受区位条件和区位特征的影响。而且不同等级旅游中心地引力范围大小是不一样的。需要注意的是：各旅游中心的地位和作用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处于一个动态变化过程之中，如三级旅游中心由于新的资源开发而吸引力增强，有可能会发展成为二级或一级旅游中心。
由于居民游憩活动空间在ReBAM内呈距离衰减式扩散，并沿交通干线延展，这一作用使ReBAM空间总体上呈近似同心圆状圈层结构，在某些资源或游憩服务集中的地方及交通干道沿线及投资集中地段有明显的偏离。ReBAM理论在旅游城市化旅游空间结构具有重要应用理论价值。
旅游“点—轴系统”中的“点”指旅游节点，包括旅游景区（点）等旅游吸引物聚集体、旅游饭店等旅游接待设施、旅游城镇等旅游实体要素。旅游节点是各级旅游区域的集聚点，也是带动各级区域旅游发展的旅游中心地。“点—轴系统”中的“轴”，是在一定方向上联结若干不同级别的旅游中心节点而形成的旅游资源开发较为密集、旅游基础设施较为完善、旅游接待设施分布较为集中的旅游产业密集带，由于旅游轴线及其附近地区已经具有较强的旅游经济实力，并且还有较大的旅游发展潜力，又可以称作“旅游开发轴线”或“旅游发展轴线”。旅游发展轴线是区域旅游设施、旅游景区（点）等旅游节点分布的集中地带。汪德根等（2005）运用“点—轴”理论构建了“板块旅游”的空间结构模式[108]。这种旅游设施、基础设施、旅游景区（点）高度集聚，形成旅游城市化驱动力。
地域旅游核心的规模有大有小，低层次的旅游经济核心可能是县级旅游城市、旅游城镇、大的旅游区（如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旅游度假区等），旅游核心地区的旅游产业要素的集聚及其旅游业的发展，促进了该地区的旅游城市化。旅游核心城市在旅游空间结构中起着组织作用、集聚作用、辐射扩散作用和传输作用。
【注释】
[1]陆林，等．旅游城市化研究进展及启示［J］．地理研究，2006（4）：493－501．
[2]Mullins P．Tourism urbaniza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1991，15（3）：326－342．
[3]Gladstone D L．Tourism urban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Urban Affairs Review，1998，33（1）：3－27．
[4]黄震方，等．关于旅游城市化问题的初步探讨——以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为例［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0，9（2）：160－165．
[5]王冬萍，阎顺．旅游城市化现象初探——以新疆吐鲁番市为例［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3，17（5）：118－122．(www.xing528.com)
[6]李鹏．旅游城市化的模式及其规制研究［J］．社会科学家，2004（4）：97－100．
[7]陆林．旅游城市化：旅游研究的重要课题［J］．旅游学刊，2005，20（4）：10．
[8]邱云志．少数民族区域旅游城镇化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10）：26－29．
[9]朱竑，贾莲莲．基于旅游“城市化”背景下的城市“旅游化”［J］．经济地理，2006（1）：150－155．
[10]周年兴，俞孔坚．风景区的城市化及其对策研究——以武陵源为例［J］．城市规划汇刊，2004（1）：57－62．
[11]徐红罡．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的动态模式探讨［J］．人文地理，2005，20（1）：6－9．
[12]Mullins P．Tourism urbaniza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1991，15 （3）：326－342．
[13]Gladstone D L．Tourism urban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Urban Affairs Review，1998，33（1）：3－27．
[14]Judd D R，Fainstein S S．The Tourist City．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9．
[15]Chang T C，Simon M．Urban heritage tourism：the global－local nexus．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6，23（2）：284－305．
[16]周年兴，俞孔坚．风景区的城市化及其对策研究——以武陵源为例［J］．城市规划汇刊，2004（1）：57－62．
[17]陆林，等．旅游城市化研究进展及启示［J］．地理研究，2006（7）：493－501．
[18]丁少平．关注城郊型旅游区的城市化现象［J］．生态经济，2007（2）：274－277．
[19]姚丽芬，李庆辰．山区小城镇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究——以河北省太行山区为例［J］．河北省科学院学报，2004（2）：60－64．
[20]王红，宋颖聪．旅游城镇化的分析［J］．经济问题，2009（10）：126－128．
[21]乔秋敏，杨杰．发展乡村旅游谨防城市化倾向［J］．九江学院学报，2008（2）：76－78．
[22]Thorns D C．The global meets the local tourism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New Zealand city．Urban Affairs Re－view，1997，33（2）：189－208．
[23]Oigenblick L，Kirschenbaum A．Tourism and immigration：alternative approaches．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2，29（4）：1086－1100．
[24]蔡建明．中国城市化发展动力及发展战略研究［J］．地理科学进展，1997，16（2）：9－14．
[25]刘锋．西部旅游腾飞之路［N］．中国经济导报，2000－1－17，第11版．
[26]刘嘉纬，蒙睿．关于旅游业对西部城市化动力驱动的研究［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29（S1）：156－160．
[27]谷凯，杰夫瑞·沃．海南快速城市化过程分析［J］．国外城市规划，2002（2）：41－43．
[28]支军．武夷山与国际旅游城市［J］．城市问题，2004（5）：40－42．
[29]余凤龙，等．行政区划调整的旅游效应研究——兼论江西井冈山市与安徽黄山市的比较［J］．地理科学，2006（1）：20－25．
[30]Mullins P．Class relations and tourism urbanization：The regeneration of the petite bourgeoisie and the emergence of a new urban form．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1994，18：591－608．
[31]Page S．Urban tourism．London and NewYork：Routledge，1995：1－18．
[32]Williams A，Hall C．Guest editorial：tourism and migration．Tourism Geographies，2000，2（1）：2－4．
[33]Williams A，Hall C．Tourism and migration：new relationships between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Tourism Geographies，2000，2（1）：5－27．
[34]Szivas E，Riley M．Tourism employment during economic transition．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3，30（1）：64－76．
[35]King R．Tourism，labour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In：Montanari A，Williams A M．European Tourism：Re－gions，Spaces and Restructuring．Chichester：Wiley，1995：177－190．
[36]Burak S．Impact of urbanization and tourism on coastal environment Ocean ＆Coastal Management，2004（47）：515－527．
[37]段汉明，张刚．西安城市地域空间结构发展框架和发展机制［J］．地理研究，2002，21（5）：627－634．
[38]高维忠．西部大开发中的城市化与城市旅游［J］．红河学院学报，2002，4（6）：21－25．
[39]谷凯，杰夫瑞·沃．海南快速城市化过程分析［J］．国外城市规划，2002（2）：41－43．
[40]李鹏．旅游城市化的模式及其规制研究［J］．社会科学家，2004（4）：97－100．
[41]杨钊，陆林．国外旅游移民研究综述［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5（4）：84－89．
[42]葛敬炳，陆林．丽江市旅游城市化特征及机理分析［J］．地理科学，2009（1）：134－140．
[43]Mullins P．Tourism urbaniza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1991，15 （3）：326－342．
[44]Truly D．International retirement migration and tourism along the Lake Chapala Riviera：developing a matrix of retirement migration behaviour．Tourism Geographies，2002，4（3）：899－918．
[45]Hannigan J A．Tourism urbanization．Current Sociology，1995，43（1）：192－200．
[46]Allen J S，Kang Shou Lu，Thomas D Potts．A GIS－based analysis and prediction of parcel land－use change in a coastal tourism destination area．Presented at the 1999World Congress on Coastal and Marine Tourism Vancou－ver，British Columbia，Canada．
[47]黄震方．发达地区旅游城市化现象与旅游资源环境保护问题探析——以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为例［J］．人文地理，2001，16（5）：53－57．
[48]李芸．旅游城市化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J］．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1（3）：22－25．
[49]杨京波，何佳梅．城市化对中国环城市旅游度假带的影响［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18（2）：54－57．
[50]柴海燕．旅游风景名胜区城市化的经济学分析［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2）：58－61．
[51]丁娟．山岳型旅游地旅游城镇化初步研究——以九华山为例［D］．安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52]徐红罡．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的动态模式探讨［J］．人文地理，2005，20（1）：6－9．
[53]苏长高．坎昆和巴拉德罗旅游业成功的启迪［J］．旅游调研，2003（7）：35－39．
[54]卞显红．旅游者目的地选择影响因素分析［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3，19（6）：83－88．
[55]高维忠．西部大开发中的城市化与城市旅游［J］．蒙自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4（6）：21－25．
[56]Marshall A．Principles of Economics．London：Macmillan，1920：226．
[57]庇古．福利经济学［M］．陆民仁译．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71：111．
[58]科斯．社会成本问题［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59]赵宇鸣，康凯．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政府行为外部性研究［J］．西北大学学报，2009（1）：36－40．
[60]李郁芳．政府公共产品供给行为外部性的形成机理［J］．暨南学报，2008（1）：26－29．
[61]周年兴，俞孔坚．风景区的城市化及其对策研究——以武陵源为例［J］．城市规划汇刊，2004（1）：57－62．
[62]保继刚，苏晓波．历史城镇的旅游商业化研究［J］．地理学报，2004（3）：427－436．
[63]殷红卫，黄震方．基于利益主体理论的旅游商业化研究［J］．生产力研究，2009（17）：91－93．
[64]殷红卫，黄震方．基于外部性视角的旅游商业化研究［J］．生产力研究，2010（1）：207－209．
[65]Clark T．The stakeholder corporation：a business philosophy for the information age．Long Range Planning，1998，31（2）：182－194．
[66]Freeman R E．Strategic management：a stakeholder approach．Boston：Pitman／Ballinger，1984：46．
[67]Carrollab，Buchholtzak．Business ＆society：ethics and stakeholder management（4th edition）．Thomson：South－western College Publishing，2000：64．
[68]Robson J．From shareholders to stakeholders：critical issues for tourism marketers．Tourism Management，1996，17（7）：533－540．
[69]Ryan C．“Equity，management，power sharing and sustainability：issues of the‘new tourism’”．Tourism Management，2002，23（1）：17－26．
[70]冈恩．观光规划——基本原理、概念与案例［M］．李英弘，李昌勋译，台北：田园城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
[71]Hunter C，Green H．Tourism and environment：a sustainable relationship．London ＆New York：Routledge，1995．
[72]罗明义．旅游经济学原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9－11．
[73]石美玉．旅游规划失灵与利益主体分析［J］．思想战线，2004（2）：88－93．
[74]殷红卫，黄震方．基于利益主体理论的旅游商业化研究［J］．生产力研究，2009（17）：91－93．
[75]吴泓，周章．基于利益主体理论的旅游利益主体融合探讨［J］．学海，2006（5）：150－154．
[76]王宁．旅游、现代性与“好恶交织”［J］．社会学研究，1999（6）：93－102．
[77]Williams P．Urban managerialism：a concept of relevance．Area10，1978：236－240．
[78]Leonard S．Urban managerialism：aperiod of transition．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1982：190－215．
[79]Churchill A．Forward．In Lea，J and Courtney，J（Eds）．Cities in Conflict：Planning and Management of Asian Cities．World Bank，Washington DC，1985．
[80]Sharma S K．Municipal management．Urban Affairs Quarterly India，1989：47－53．
[81]Rakodi C．Cities and people：towards a gender－aware urban planning process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ment，1991：541－559．
[82]Richardson．H．Problems of metropolitan management in Asia．In Shabbir Cheema，G（Ed），Urban Management：Policies and Innovation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Greenwood Praeger Press，Westport，1993：51－75．
[83]UNDP．Urban transi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policy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echnical co－operation in the 1990s．Programme Advisory Note，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New York，1989．
[84]陈岩松．城市经营——理论．运作．制度创新［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7．
[85]张京祥，等．城市竞争力、城市经营与城市规划［J］．城市规划，2002（8）：64－66．
[86]［德］阿尔弗雷德·韦伯．工业区位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87]［美］Hoover E M．区域经济学导论［M］．万翼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88]［德］奥古斯特·勒施．经济空间秩序［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89]Francis Perroux．Economic Space：Theory and Application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Feb，1950．
[90]周起业．区域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91]Bagnasco A，Tre Italie．La Problematica Territoriale Dello Sviluppo Italiano，1977．
[92]迈克尔·E·波特，等．簇群与新竞争经济学［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2）．
[93]［美］保罗·克鲁格曼．地理与贸易［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94]Henderson J V．The size and types of citi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4，64：640－656．
[95]South Carolina Council on Competitiveness，Monitor Group，Dr．Michael Porter，South Carolina Competitiveness Initiative：A Strategic Plan for South Carolina．2005．
[96]石龙．旅游产业集聚与城市化互动机制研究［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4）：493－497．
[97]Pearce D G．Tourism in Paris studies at the Microscale．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9，26（1）：77－97．
[98]吴必虎．大城市环城游憩带（ReBAM）研究——以上海市为例［J］．地理科学，2001（4）：354－358．
[99]柴彦威，等．旅游中心地研究及其规划应用［J］．地理科学，2003（5）：547－552．
[100]马勇，董观志．武汉大旅游圈的构建与发展模式研究［J］．经济地理，1996（2）：99－104．
[101]卞显红．城市旅游空间结构研究［J］．地理信息与地理科学，2003，19（1）：105－108．
[102]普列奥布拉曾斯基，等．苏联游憩系统地理［M］．吴必虎，等，译．广州：华东师范大学旅游教育专业印行，1982．
[103]Gunn C A．Vaeatlonscape：designing Tourist Regions．New York：Van Nestrand Reinhold，1988．
[104]阎友兵，李辉恒．关于旅游圈的理论探讨［J］．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6）：136－137．
[105]吴必虎．大城市环城游憩带（ReBAM）研究——以上海市为例［J］．地理科学，2001（4）：354－358．
[106]靳诚．长江三角洲旅游景点空间格局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107]吴必虎．大城市环城游憩带（ReBAM）研究——以上海市为例［J］．地理科学，2001（4）：354－358．
[108]汪德根，等．基于点—轴理论的旅游地系统空间结构演变研究——以呼伦贝尔－阿尔山旅游区为例［J］．经济地理，2005，25（6）：904－909．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