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乡分治、一国两策”
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城乡分治、一国两策”，形成了二元经济社会格局，致使城乡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在群众体育领域，政府同样实行的是“城乡两策”，例如，为了促进城市社区体育的发展，1997年4月国家体委、国家教委、民政部、建设部、文化部颁布了《关于加强城市先进体育社区评定办法（试行）》（注:该法规已于2006年4月废止），从此两年一次的全国城市体育先进社区评选活动全面展开。2002年1月中央文明办、中央综治办、文化部、卫生部、国家体育总局、，祖国科协、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联合颁布了《关于开展科教、文体、法律、卫生“四进社区”活动》的通知，把体育作为“繁荣社区文化”的重要内容来抓。《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意见》（2006年5月）中，把“培养群众性的体育组织，落实《全面建设计划纲要》，配置相应的健身器材”，作为“推进社区文化、教育、体育服务”的得力手段。这些抓住城市体育重点——“社区”的系列法规的出台与实施，使我国城市全民健身事业确实优先发展起来。
当然，在发展农村体育方面，国家也采取过一些措施，如国家体委1985年颁布了《全国体育先进县评选办法》，以此为标志开始了全国体育先进县的评选活动。但由于这项活动，没有真正抓住农村体育的重点，在增强农民体质、促进农民健康方面，并没有取得实际性的效果。在加上其他原因，这项活动于1998年就取消了。实际上，农村体育应该以服务基层农民为向导，实现“重心下移”，“农村体育以乡镇为重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2002年7月）。2002年12月颁布的《农村体育工作暂行条例》充分体现了这点精神。如今“随着国家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我国农村体育工作的重点已从县逐步转移到乡镇，现在已经具备延伸到村庄的条件。”（《关于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意见》2006年3月）因此，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把“推进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作为建设农村全面健身服务体系，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新举措。
从上面制定的政策法规的比较可以看出，政府在群众体育方面的政策也存在着城乡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别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政策法规的不断完善、政府执政水平的不断提高，正逐渐缩小。至少从政策层面来看，农村体育逐渐被重视。
二、农民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有待提高
调查表明，1996年我国城镇有51.23%的人口参加过体育活动，而农村人口参加过体育活动者仅占28.97%。[3]1996年和2000年的调查同样发现，不同职业人群体育人口结构比的排序，农民都是排在最后一位。农村居民中体育参与者在不同年龄段的比例均明显低于城镇人口，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差距不断加大。各个地方农村体育人口的调查情况也不容乐观，如陕西省农村体育人口为4.83%（2004）、[4]武陵山贫困地区（湘、鄂、渝、黔4省市边区）农村体育人口为3.87%（2003）[5]等。这说明目前我国农民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还有待进一步提高。(www.xing528.com)
三、农民体育意识错位
长期以来，农民对体育的目的、作用、意义认识不清，部分农民甚至认为“劳动即体育”、“体育是有钱人的事”、“体育与自己无关”。柳若松的调查表明，有40.2%的农民认为“没有必要锻炼身体”，有32.7%的人认为“生产劳动能代替体育锻炼”，有37%的人认为“体育锻炼影响生产劳动”。[6]黄静珊等的研究发现，竟有44.27%的农民认为“求神拜佛能保佑身体健康”。这充分说明文化素质偏低、封建思想意识较为浓厚等是严重阻碍农民参与健康体育生活的重要原因。
四、农村体育场馆设施建设滞后
第五次全国体育场馆普查结果显示，我国现有各类体育场地850080个，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6.58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1.03平方米。同第四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截至1995年12月31日）数据相比，全国体育场地占地面积增加了11.8亿平方米，场地面积增加了5.5亿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增加了0.38平方米，增长58.46%，年平均增长率为5.92%；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数增加了1.58个，增长31.6%。但是，乡（镇）村体育场馆只有69537个，仅占总数的8.18%。[7]而镇（乡）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一半以上。可见，农村基层体育资源严重不足。
五、农民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现阶段，“我国农村体育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广大农民的身体素质不尽如人意。1998年公布的中国成年人体质测定结果表明，农民的身体形态、素质、机能等大部分指标低于科技人员、行政管理人员、工人等人群，部分地区的农民仍然是癌症、心血管疾病和各种传染病的高发人群。在我国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尚不发达和完善的今天，农民的身体素质不高而发病率高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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