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乡二元体制阻碍依然存在
城乡二元结构，即在城乡各建立一套结构、功能不同的社会管理、保障体系，这些体系各自发挥着不同的功能，人为地加大了工农差别，造成了一种城乡壁垒分隔的局面。城乡之间的差异是一种客观存在，将会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存在，城市在产业体系、基础设施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向前推进，城市的物质基础日益雄厚，而在城市快速发展的同时，由于对城乡间的人口流动加以限制，就使得城市人均占有资源量快速增加，而农村人均占有资源量却很难增长。一方面是第二、三产业向城市聚集，各种物质和文化成果向城市聚集；而另一方面人口向城市的聚集被严格控制，我们的城市化走向了片面发展城市的城市化，而不是城市发展与农民城市化齐头并进的城市化，这样，城乡之间物质和文化成果的占有差距就不可避免地会扩大。[22]
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二元基本格局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社会资源配置不公与要素的不平等流动，使得农村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建设、农村居民获得的福利性体育服务远远落后于城市。因而，只有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体制，才能改变城乡资源分配的不公，使农村体育获得资金、人力资源。但目前“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基本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23]
二、农村社会群体的分化尚不彻底
社会阶层和结构的变迁紧跟着改革的步伐，开端于1978年的农村改革，引发了农村群体的分化，促使农村社会阶层产生了深刻的变化。[24]
根据陆学艺的调查，最初职业为农业劳动者的人当中，有73.4%的人现今仍然是农业劳动者，这一不流动比例是所有阶层当中最高的。最初职业为农业劳动者的人约25%流向了其他阶层。[25]农民职业结构由单一向多元的迅速变化表明农民的职业领域越来越宽广，且越来越突破某些传统的非农民领域。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5年末，我国常年进城务工人数约达1.4亿人，占全国9亿农民的15.5%。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05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显示，农民工以年轻人为主，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人数逐年增加，跨省务工所占比率越来越高。超过一半的农民工在加工制造业、建筑业、采掘业及环卫、家政、餐饮等服务业工作。[26](www.xing528.com)
在我国“马鞍型”体育人口分布中，中青年体育人口过低。而在外出务工人员中，多以青壮年为主。[27]由于户籍的限制，农民工、雇工、个体户等阶层在城市无法得到社区体育的关照，又脱离了农村体育的发展根基，在城乡体育之间徘徊。[28]
农民身份的农村社会新阶层，大部分还保留着老家的责任田，农忙时耕作，农闲时打工经商，徘徊于城乡之间，并未彻底脱离农业生产，表现出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不彻底性，这制约了他们参与体育的积极性。
我国农民群体的分化、阶层的流动、职业的分化，对农村体育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解决这一因社会流动产生的社会体育问题，不仅是城市社区体育，也是农村体育和国家城乡体育宏观规划的领导者必须面对的难题。
三、农村人口老龄化趋势愈演愈烈
老龄化是21世纪初我国人口的一个显著特征。1998～2000年为人口老龄化前期阶段，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从7.63%上升至9.81%。[29]2005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到1.34亿，超过总人口的10%，其中65岁以上人口为1.1亿，占总人口的8.5%，全国70%以上的老龄人口分布在农村。[30]2006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达1.49亿，占总人口的11.3%，其中65岁以上人口达1.04亿，占总人口的7.9%。[31]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比城市更快。随着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趋势的愈发严重，农村老年人平均预期带病期男性为9年，占余寿的57.1%，女性为11.46年，占余寿的62.4%。[32]
我国农村人口数量的减少、占总人口比例的下降等，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它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在人口领域的反映，但这种变动也使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更加严重。由于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尚未建立起一个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大部分农村地区的社会养老保障还是空白。随着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出务工，“空巢”家庭大量出现。对于许多农村老年人来说，由于子女远离身边，因而他们要继续田间劳动，没有“退休”可言。除此之外，农村老年人主要靠家庭养老，他们在经济上丧失独立性，且大多数老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要承担一定的家庭劳动，这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他们的闲暇活动时间。由于农村医疗卫生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农村居民体质状况普遍较差，特别是农村老年人口的平均带病期占余寿时间的比例较高，限制了老年人口体育锻炼的强度。
由于农村老年人体育思想、传统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及休闲方式向现代生活方式的转变较慢，老年体育的发展成为农村体育的难点。在农村人口老龄化趋势愈加严重的今天，农村体育的发展必须重视老年人的体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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