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旅游发展与中国经济增长
一、旅游活动的经济性质
（一）旅游活动的经济性质
现代社会是商业性社会，人类的任何活动或多或少都带有商业色彩。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认为：“经济分析为理解全部人类行为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1]旅游活动也不例外，从经济的角度看，旅游是人类的一种消费活动，旅游者的旅游需要会转化成消费需求。相应的，用旅游供给来满足旅游需求，旅游发展过程要表现为价格、供给、需求等因素的变化。旅游在社会生活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其经济性质，对社会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对旅游进行研究时，最受关注的也是其经济方面的影响。
一般认为，旅游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是一种经济现象。产业革命之后，人类生产效率的提高使社会财富和个人的闲暇时间大为增加，为现代旅游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托马斯·库克旅行社的成立标志着旅游业的正式诞生，社会化的旅游服务将旅游需求与旅游供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类的旅游活动与现代产业联系在了一起。因此，可以说：“旅游，首先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而存在，由旅游活动而产生的诸多的社会关系首先也是经济关系。”[2]
作为经济现象，与其他的经济活动相比，旅游有很明显的特征。首先，旅游产品的综合性使旅游业成为一个不整合的产业，它的很多部分存在于其他经济部门之中。[3]因而，对其他经济部门也就有着广泛的影响。其次，旅游的消费过程与产品生产过程存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同一性。旅游者是到旅游目的地来消费各种服务与产品的，在旅游者进行消费之前，绝大多数服务与产品是无法进行生产与储存的。最后，现代旅游经济的脆弱性与增长的持久性并存。现代旅游极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剧烈波动，其中有的因素是可预见的常规性因素，如季节变化引起的旅游的淡旺季之分；而有的则是突发性因素，如“9·11”事件对美国旅游业的沉重打击等。不过，现代旅游增长的持久性又与一般的经济现象大相径庭。一般情况下，在发生波动时，旅游可以迅速恢复并增长，如中国入境旅游于1989年的波动及后来的快速增长。从世界范围来看，世界经济整体增长缓慢，而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旅游的增长速度却明显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
由于旅游活动的综合性，许多研究者都非常注意旅游业性质的复杂性，认为在旅游业的发展过程中应该强调旅游的社会文化性等因素。但旅游及旅游业的基本性质应该说还是经济性的，孙尚清指出，“旅游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经济—文化事业，到了发达阶段有可能成为文化—经济事业。一方面，从产业性质来看，旅游业是经济性的，这一点应该没有疑问，但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旅游消费主要是一种文化性消费或者说是消费文化，这是旅游的一个突出特点，由此而形成经济—文化事业。另一方面，即从发展阶段来看，也可能会发生变化，即随着国民经济发展进入更高阶段，国家对旅游业的要求重心发生转移，主要不是经济要求，而是文化要求，产业性质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例如，现在一些发达国家就已经有所变化。但在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我们必须明确，必须强调旅游的经济性，不能因为其消费的文化性的特点而混淆了产业的经济性的基本性质。”[4]确定旅游业的经济性质对于充分认识旅游发展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及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发展旅游业是有积极作用的。
（二）旅游经济影响的研究
旅游研究始于旅游活动经济影响的研究。1899年，意大利政府官员波狄奥发表了《关于意大利外国旅游者的流动及其花费》的论文，从经济收益方面对本国的入境旅游进行了分析。1927年，意大利罗马大学的马里奥蒂出版了《旅游经济讲义》一书，第一次对国际、国内旅游状况、旅游统计、旅游代理商、旅游中心点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20世纪30年代，欧洲的旅游研究出现了一次高潮，发表了大量著作，主要从经济方面对旅游进行了阐述，如德国学者博尔曼的《旅游论》以及英国学者奥格威尔的《旅游活动》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旅游经济的研究进一步走向繁荣和深入。1954年，德国的克拉普特出版了《旅游消费》；1955年，意大利的特罗伊西出版了《旅游及旅游收入的经济理论》，对旅游经济的概念、旅游消费、旅游收入、旅游经济效益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后，旅游经济方面的研究更加活跃，主要着眼于旅游对接待地社会经济的影响。研究的范围包括国际旅游分工理论与差别需求、旅游市场问题、旅游企业经营与管理、区域经济发展与旅游（包括乘数效应研究）、资源开发与旅游地建设（包括土地利用）、旅游投资、旅游经济政策、旅游国际合作、发展中国家旅游经济等。其中，最受关注的是旅游发展的乘数效应［乘数理论以边际消费倾向（MPC）为基础，来说明投入与收益的数量关系和一系列的连锁影响关系。可用公式计算乘数K的数值：
研究，因为旅游乘数理论是评价旅游对促进接待地经济发展最有效、最有说服力的手段。[5]
在旅游乘数效应的指标中，常用的有旅游消费乘数、旅游投资乘数、就业乘数、旅游个人收入乘数等。世界旅游理事会（WTTC）在1990年进行过一次全球旅游收入与总产出及旅游就业的乘数效应测算，结果如下：
表5－1 旅游收入与总产出的增值关系 单位：10亿美元
资料来源：WTTC Report（1992）．引自王大悟，魏小安．新编旅游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6页．
根据世界旅游理事会上述测算，全球旅游总收入对国民经济总产出的乘数为2．5，即每100万美元的旅游收入可为其他行业带来250万美元的增加值。
表5－2 旅游就业乘数效应 单位：万人
续表
资料来源：WTTC Report（1992）．引自王大悟，魏小安．新编旅游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9页．
世界旅游总体的情况是：直接就业与间接、诱发就业的关系是1∶2．49，即旅游业每增加一个就业机会，就会为相关行业带来2．49个就业岗位。美国肯塔基州还就旅游者人数与就业机会的具体关系进行过测算，认为每增加一名州外旅游者，就能提供0．58个就业机会。据我国北京地区的调查，旅游直接就业与间接就业之比为1∶2．352，就业总数与旅游者之比为1∶3．4。也就是说，每增加一位旅游者，可以新增加0．295个就业机会。[6]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在不同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及经济结构的差异，就业乘数效应的大小并不相同。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对生活方式、社会经济的认识的逐步深入，旅游等休闲活动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作用正受到肯定。普遍的观点认为，只有物质生产才能发展经济，才能积累社会财富。其实马克思早就论述过消费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消费的能力是消费的条件，因而是消费的首要手段，而这种能力是一种个人才能的发展，一种生产力的发展。”[7]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发展生产力主要有两条基本思路：一是以社会的方式发展生产力，其途径主要是高速和变革生产关系，发展生产技术，加强管理，完善劳动方式；二是以人的方式发展生产力，即把重心放在个人能力全面而充分的发展上。消费能力的增长是生产力迅速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因为消费能力的提高可以更好地提高生产者的素质。[8]旅游活动在提高人的综合素质方面的作用向来受到社会各方面、各个阶层的承认，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必将成为社会的共识。
生产与消费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没有充分的消费，生产过程也难以顺利实现。尤其是在消费普遍不足的情况下，如何实现货币回笼和资本增值是一个难题。不少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非生产消费主要是有闲阶层的消费，可以促进货币回笼，完成资本的增值过程：“一批非生产性消费者的特殊作用在于保持产品与消费的平衡，使全国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获得最大的交换价值，从而促进财富的增长。”[9]旅游消费是属于可支配收入的部分，增加旅游消费明显可以减少储蓄，使社会资本的流动性增加，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
曾有观点认为旅游是非必要的高消费，在中国现实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并不高、还存在大量贫困人员的状况下，是不值得提倡的。实际上，包括旅游消费在内的非物质消费必定能促进各种服务业的发展，为社会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社会财富在二次分配中，可以使更多的人受益，同时缓解了社会矛盾。[10]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旅游消费日益成为社会消费的必要组成部分，鼓励高收入者的旅游消费不仅不妨碍而且有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
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有目共睹的，这可以通过计算各种乘数来进行衡量。但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旅游发展的经济意义各不相同。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来说，旅游的影响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四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旅游业自身增长及结构的变化；二是国际旅游对外汇收支的影响；三是旅游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四是旅游发展与地区经济平衡。
二、中国旅游业的增长与结构变化
（一）率先变革的旅游饭店业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旅游饭店业都是开中国旅游业风气之先的行业。在大规模的入境旅游开展之初，旅游者最基本的需要，除了游览景点之外，当然是食宿需要。而当时的中国能接待入境旅游者的饭店奇缺，档次很低。因此，最先感受到压力的是饭店业。入境旅游者最尖锐的意见也是针对中国食宿服务的，有人说：“不具备条件，就不要让人来旅游，哪有让人家来了，又没有住的地方，真不近人情。”[11]特别是在一些旅游热点城市和口岸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杭州等，情况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在强大的压力下，中国的旅游饭店业率先走上变革之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开始给予旅游饭店行业以极大的关注和支持。1978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外交部党组《关于发展旅游事业的请示报告》中，大力建设旅游饭店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国务院决定在3年内拨给基建投资3．6亿元人民币，用于建造旅游饭店和购买交通工具。1979年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将中央机关和军委在北戴河的疗养区拨给旅游部门使用。随后又决定将毛主席纪念堂所属的向阳一所、向阳二所共1400个床位拨给旅游部门使用。国家旅游局、外贸部、北京市财贸办公室、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中国科学院等10个单位的代表在北京组成北京外宾用户统筹安排小组，专门协调用户紧张的矛盾。[12]在国家旅游局制定的旅游业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六五”期间由国家重点投资和地方筹资，在旅游热点城市和口岸城市先建第一批共27家旅游饭店。这批国有骨干饭店于1984年前后建成并投入使用，奠定了各地旅游饭店业发展的基础。
在国家总的政策指导下，各地都采取了相应措施，江苏、天津、陕西、贵州、广东等地的党委、政府将当地的国有宾馆拿出来，用于旅游接待，同时进行老饭店和招待所的改造。从1979 年2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旅游饭店会议起到1983年初，全国先后改造了200多家老饭店和招待所，净增客房8600间，仅北京一地就增加了400多间，[13]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入境旅游客房紧张的状况。
侨资及外资进入中国旅游饭店业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非常重要的现象。1979年5月，国务院办公会议批准，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4个城市利用侨资、外资建造6座旅游饭店，共计5000多间客房。[14]1980年10月中国第一家合资饭店——珠海石景山旅游中心建成开业，随后利用外资建设了北京建国饭店、长城饭店、昆仑饭店、广州白天鹅宾馆等。从此，旅游饭店业开始引进利用外资，走上了发展的快速路。可以说，旅游饭店业是旅游行业中最早对外资开放的，也是国民经济体系中最早对外资开放的行业之一。
由于旅游服务的要求及对外开放的现实环境，引领和促使旅游饭店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制度、经验和技术，经营管理迅速向现代饭店转型。1983年2月，国家旅游局下文，推广杭州饭店实行浮动工资制的做法，打破平均分配制度。同年8月，北京丽都假日酒店开业，聘请国际假日酒店管理集团管理，这是国内第一家由国际著名酒店管理集团进行管理的现代化饭店。在丽都、建国等饭店的运营过程中，现代酒店管理模式充分显示了其优越性，为国内饭店企业树立了榜样。1984年，国家旅游局组织了“学建国”活动，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北京建国饭店的管理模式。1984年和1985年，国内先后有两批共102家比较高档的旅游饭店开展了“学建国”活动。饭店的管理和经营都出现了相应的变化：基本确立了总经理负责制，建立岗位责任制，打破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管理队伍趋向专业化、年轻化，经营思想与理念开始重视服务质量与经济效益。在入境旅游活动迅猛发展的带动下，为了能满足入境旅游者的需要，中国旅游饭店业率先接受了现代企业管理模式的洗礼，取得了长足进步，很快从事业型转变为企业型。
旅游饭店星级制度是中国饭店行业管理的重大措施。1988 年8月，国务院批准颁布国家旅游局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涉外饭店星级标准和评定星级的规定》，正式推动星评工作。对旅游饭店进行星级评定或类似的等级管理制度，是国际上比较通行的做法，可以方便旅游者对饭店的选择。同时，可以促进中国旅游饭店业的规范化、专业化、科学化，从整体上提高服务水平的经营管理水平，满足旅游者的需要。在星级制度推动下，中国的旅游涉外饭店设施设备和对客服务水平都有了较大提高。可以认为，我国星级饭店的整体质量已接近国际水平，虽然距离国际先进水平还有差距，但并不大。[15]当然饭店的质量是一个综合概念，中国的旅游饭店硬件设施水平提高得更快一点，“软件”的差距可能更大一些，阻碍了饭店整体服务质量的提升。星级制度已具有很大的号召力，1993年1月，国家技术监督部门正式发布《旅游涉外饭店星级划分与评定》作为国家标准，星评工作纳入国家标准化行政工作轨道，饭店服务的规范化向更高的层次发展。
20多年来，中国旅游饭店的发展也体现了企业形态的变化，这就是饭店的集团化。20世纪初，饭店的集团化经营开始出现，像美国的西部饭店公司、希尔顿等其他企业，以出售特许经营权或直接投资的形式发展饭店联号。[16]国际饭店业集团化的快速发展始于60年代初的美国，以“假日”、“喜来登”、“希尔顿”、“凯悦”等为龙头的饭店集团在本土扩张的同时纷纷成立国际公司，大举进军海外市场，与此同时，欧洲和亚洲地区也相继出现饭店集团浪潮，从而使饭店集团数量迅速上升，占有世界饭店1／3的客房数、50%以上的旅游者市场以及2／3的国际旅游客源。[17]现在，集团化经营已经充分显示了其优越性，成为世界饭店业的主导模式。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国家，饭店集团占据着大部分市场和行业的绝大部分利润。
中国的饭店集团萌芽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1985年，上海新亚（集团）联营公司成立，拥有上海新亚、新城、东亚、中亚、南京等中小型饭店，这是中国比较早的具有集团化性质的饭店企业。之后，中国饭店联谊集团、北京饭店集团、中名酒店俱乐部等组织陆续成立。我国的饭店集团化已取得了初步成绩，一些比较规范且实力较强的饭店集团已有相当的规模，据美国《饭店》杂志公布的1999年全球饭店300强龙虎榜，上海锦江饭店集团列第51位，北京金东国际饭店管理公司列第84位，北京凯莱国际饭店集团列第219位。[18]但从总体上看，中国饭店企业集团化率和集团管理水平远远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下表所列的内容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不仅仅是集团的规模，更主要的是在企业运营机制及经营管理水平、经济效益等方面，中国的旅游饭店集团与国际大企业都无法相提并论。
表5－3 中外饭店集团化对比
资料来源：肖树青．中国饭店集团化——困难分析与战略选择．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
在旅游业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大背景下，国外主要的饭店集团都已进入中国市场，并有很大发展。到2000年，中国境内外商投资饭店达833家，其中大部分是以集团化形式经营的。其中，主要的外资饭店集团情况如表5－4所示：
表5－4 世纪末跨国饭店集团在华管理的饭店数量情况
资料来源：肖树青．中国饭店集团化——困难分析与战略选择．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
目前，国际饭店业巨头在中国的扩张势头依然强劲，许多企业正雄心勃勃地在中国跑马圈地。据介绍，新世界集团准备至2010年在中国管理50家酒店；升达特的“天天旅馆”将在中国开设30～40家分店。[19]由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国内市场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国内饭店企业必将面临国际饭店集团越来越强劲的竞争压力。因为受国内企业体制和经营管理水平的限制，集团化阻力和困难非常大，饭店的经营情况可能会更加困难。
（二）乱象丛生的旅行社行业
在旅游业总体规模不断扩张的过程中，旅行社行业的企业数量增加比较快，增长的幅度比较大。从1989～2002年的十几年间，旅行社企业数量增加了6倍多，具体情况见表5－5。
表5－5 中国旅行社企业数量变化情况（1989～2002年）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旅游局，中国旅游统计年鉴．
旅行社企业数量增长的特点是波动比较大，最高的在1992年达到了66．2%，振荡幅度明显高于旅游业整体的波动。除了市场变化的影响之外，政府对旅行社管制政策的波动是主要的原因。1992年由于中国政府采取了推进开放的一系列措施，反映在旅行社方面就是放宽审批限制，造成了企业数量大幅度增长。随之而来的是市场混乱，于是开始治理整顿，导致了1995年的负增长。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旅行社数量增长的速度渐趋平稳。
图5－1 中国旅行社数量增长率波动情况
在企业数量增长的过程中，市场秩序几经整顿却不尽如人意。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旅行社的行业管理还有比较浓厚的计划经济的色彩，三大旅行社处于垄断地位。1980年，三大旅行社在入境旅游市场上所占的市场份额高达79．6%，以后逐步降低，到1985年下降为43．2%，1990年下降为30．8%，1995年下降为20．5%。[20]此后，这种下降趋势并未扭转。到2000年底，据估计已不足15%。[21]2002年，虽无完整的传统三大旅行社的市场份额资料，但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的情况就可以体现出这种倾向。当年国旅总社外联组团及承办零星委托共53．37万人次，而这一年，全国国际旅行社共招徕入境旅游者934．22万人次，经旅行社接待的入境旅游者为1761．51万人次。[22]即使是与招徕人次数的比例，也只占5．7%；如果按接待人次数，就只占3%了。其他两家情况也大体如此。很明显，旅行社行业结构与其他行业有很大的不同，随着旅游市场的不断发展，旅行社行业的集中度不仅未见提高，反而在不断降低。在行业集中度下降的过程中，旅行社市场陷入无序竞争的混乱状态。
非常突出的现象是旅行社市场恶性价格竞争不断。20世纪80年代初期，旅行社的数量较少时，旅游线路的报价相对比较平稳，利润较高；进入80年代中期后，旅行社逐渐增多，竞争日趋激烈，线路的报价逐渐接近于产品线路的成本，其利润越来越低。根据统计，1985年以前，旅行社的平均利润率均达到50%以上；到了1993年，平均利润率只有11．2%。据《旅游调研》1992年3月份的不完全统计，削价所造成的损失一年达4亿～5亿美元。[23]在一段时间内出现所谓“零团费”和“负团费”。旅行社的正常的成本与利润不能通过正当的经营形式获得，便利用各种不正当手段获取利益，强制购物、回扣等成了行业潜规则，造成服务质量低下，旅游者满意度降低。
旅行社行业的另一重要特点是市场开放程度不高，包括对内及对外两方面。对于旅行社的申办，一直以来旅游主管部门的政策是抬高行业进入壁垒，实行较严格的管制。1985年颁布的《旅行社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开办一类旅行社，须由国家旅游局审批，二类旅行社须由省级旅游主管部门审批，三类旅行社由当地旅游主管部门审批。严格的审批制度将大批希望经营旅行社业务的企业挡在了行业之外。1996年颁布的《旅行社管理条例》基本上延续了以前的管理理念，规定开办国际旅行社由国家旅游局审批，开办国内旅行社由省级旅游主管部门审批。本来旅行社业务的特点是不需太多的固定资产投资，在审批条件里却规定国际旅行社注册资本不得少于150万元人民币，国内旅行社不得少于30万元人民币。另外，国际旅行社经营入境旅游业务要缴纳保证金60万元人民币，经营出境业务缴纳100万元人民币保证金，国内旅行社缴纳10万元人民币。旅行社如增设分社，应按经营业务类别增加注册资本和保证金。管制的结果是旅行社企业进入退出的成本都相当高，不利于完善企业治理机制，也不利于企业资源的市场配置。
国内旅行社市场对于外资的开放程度一直不高。1992年，国务院下发文件，允许在12个国家的旅游度假区内试办合资旅行社，但实际操作比较缓慢。直到1998年4月，首家中外合资旅行社——云南力天旅游有限责任公司成立。1998年年底，国家旅游局发布《中外合资旅行社试点暂行办法》，并在之后陆续慎重地审批多家中外合资旅行社。[24]旅行社行业比较迟缓的对外开放政策有效地保护了国内市场，但对于国内企业培养竞争能力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
一般来说，无论是旅游业界还是旅游学术界，大家都认为旅行社是旅游业的龙头。改革开放初期，旅行社行业曾有快速发展的短暂的黄金时期，但很快整个行业就陷入无序发展的困境。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旅游业发展的悲哀，一个处于“先锋”位置的行业，方向不明，定位不清；一个原本开放的行业，目前的所作所为仍寄希望于保护，几乎成为改革的“角落”。[25]“入世”以来，根据承诺，市场将逐步开放，旅行社也面临着更大的竞争压力。但市场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主要是行业管理政策及企业运营制度都不适应目前的市场，需要在政府宏观管理和企业微观体制方面都做出更大的努力。
（三）旅游景区的市场化
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旅游是事业管理体制，对公众开放的景区基本是公益性质，收费很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旅游开始了产业化发展的阶段，景区的产品与服务迅速市场化。中国的各种自然与文化资源从所有权来讲无疑是属于全国人民，但其管理使用是采取条块分割、部门垄断的体制。旅游资源和景区的开发建设和管理就依景区的不同归属而分属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资源的国家所有事实上就像工业企业一样变为了“部门所有”。随着旅游业经济效益的显现，各级政府及各种组织开发建设景区的热情空前高涨。
景区的开发建设与管理需要各种要素的投入，在国家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各级地方政府及其他社会组织为了自身利益利用掌握的资源并谋求一定的经济利益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具体的形式多种多样，主要的转变管理模式是由事业管理转变为企业经营或者转让经营权。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2年，全国至少已有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计300多个大小不一的景点加入出让经营权的行列。[26]虽然建设部于2002年9月在《关于对四川省风景名胜区出让、转让经营权问题的复函》中明确表明，任何地区、部门都没有“将风景名胜区的经营权向社会公开整体或部分出让、转让给企业经营管理”的权利。其他与风景名胜资源相关的部委也都在公共场合和媒体上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但仍不能阻止这股转让经营权的风潮。比较典型的是曲阜市政府向华侨城转让曲阜“三孔”的经营权，希望借华侨城的经营运作能力获得更大的收益。由于此举明显违反了有关法规，华侨城最后退出。但在许多景区，门票是当地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及景区收益模式问题却是无法在短期内解决的，关于“两权分离”的争论也将长期存在。
也有的景区实现了上市融资，深沪两市旅游类上市公司目前已达30多家。其中，约有1／3是景点类企业。景点类企业所依据的旅游资源通常品位很高，在国内甚至世界范围内有很大的吸引力，垄断性非常强，旅游业务突出，在中国旅游业处于上升阶段的背景下，经济收益稳定增长，在资本市场上前景广阔。
历史地看，旅游景区的市场化经营对旅游资源的开发和保护、旅游景区的建设和管理以及旅游产业的开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和不可磨灭的贡献。[27]全国有很多人文及自然资源被开辟为旅游景区，因为管理体制的原因，分属不同的部门，也由于旅游景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难以有准确的统计，据称全国有18000多个旅游区（点），涵盖了自然景观、历史古迹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28]一些旅游业较为发达的地区的情况有一定代表性。以云南省为例，1997年年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丽江古城为世界文化遗产，还有1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6处省级旅游度假区、5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10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48处省级风景名胜区。到2001年初，省级风景名胜区增加为63处，省级历史文化名城达6座。全省风景名胜区的面积占全省面积的3．3%左右。[29]旅游景区在中国旅游业发展中的地位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有研究者认为，旅游景区应是旅游业的四大支柱行业之一。[30]这种观点是否正确是值得商榷的，但也反映出旅游景区对于旅游地经济收益和旅游业发展的巨大作用。
随着旅游景区市场经营的发展，其明显的后果就是景区价格不断上涨。开发建设景区最不能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单纯依靠政府投资难以满足景区建设与发展的需要，必须引入企业或私人资本，而企业、私人资本理所当然地会要求投资收益，旧体制下的景区公益性管理制度已经不再适用。而且，当地政府大都争取通过景区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景区管理部门、景区经营者、景区所在地政府获取利益最简单、最直接的手段就是门票涨价。门票价格在较高水平上不断上涨，而且越是知名度高的景区，涨价幅度越大。始于2004年的景区涨价风，涨价幅度大多接近或超过50%，已远远超过同期物价涨幅和居民收入增长，门票在人均国民收入中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
我国景区门票的价格已令一些发达国家望尘莫及（因门票价格都以本国货币体现，不同国家的门票价格可以按一定的汇率进行比较。但各个国家的居民收入有很大差距，简单地比较绝对价格是无法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景区门票价格的高低的。比较适当的方法是用相对方法，即把门票的价格与当地的收入水平相比较。尤其是中国的门票价格，大多数景区主要是针对国内旅游者的，相对水平的高低应是判断价格高低的主要依据）。在西方发达国家，景区门票价格与当地居民月平均收入的比例都保持在0．5%～1%；而在我国，景区门票价格与当地居民月平均收入的比例少则3．5%，多则达到25%。[31]统计数字表明，当前一张景点门票的平均价格接近我国年人均GDP的1%，这一比例至少是其他国家的10倍以上。[32]
表5－6 部分国家和地区景区门票与人均GDP之比（2003年）
资料来源：2003～2005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No．4．第202页．
门票支出在旅游消费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当前我国旅行社提供的主要产品是“包价旅游”。在一些热门线路中，如九寨沟、张家界等，门票所占的比重已超过1／3，甚至接近一半。[33]门票价格的高涨是一把“双刃剑”，在增加景区收入的同时，加大了旅游活动的成本，增加了旅游者的经济负担，特别是收入较低的旅游者，可能会减少甚至取消一些旅游消费，体现了中国旅游发展过程中效率与公平的矛盾。[34]对于景区市场化的作用，有的研究者是充分肯定的，认为市场化能促进人文与自然遗产的保护工作，“遗产资源的市场化开发是经济发展环境代价最小的一种现实选择”。[35]但从长远看，中国景区的市场化经营模式及由此带来的高价格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因为这种模式可能是旅游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因素。
（四）中国旅游业的结构变化
旅游业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其功能与结构有一个逐步发育的过程。在旅游业规模不断扩张的同时，产业的功能与结构也趋于完善。在旅游业发展的起步阶段，旅游企业的功能比较简单，能提供的服务产品非常少，为旅游服务提供完整服务的相关系统还没有发展起来。人们对旅游业所包含的内容的认识也比较粗浅，通常认为典型的旅游企业主要是旅行社、交通客运部门和以旅馆为代表的住宿业部门。虽然也提出了旅游业是一个综合性的产业，[36]但由于认识上和管理体制方面的原因，旅游主管部门界定的旅游业是一个比较狭窄的范畴。1991年的《中国旅游年鉴》中所统计的旅游企业只包含了两大类：旅游业和旅馆业。旅游业是指经营国际国内旅游业务的旅行社、旅游服务公司、旅游车船公司、旅游商店等旅游企业；旅馆业指涉外饭店、社会旅馆、招待所及其他住宿设施。到1990年底，全国旅游企业户数共128384家，其中旅游业33434家，旅馆业94950家。[37]旅馆业居主体地位，占企业总数的73．96%，旅行社占1．25%，其他企业占24．79%。
图5－2 1990年旅游业构成图
随着旅游的发展，旅游业规模迅速扩张，相关行业企业的旅游服务水平也逐步提高。旅游业对社会经济的广泛影响得到承认，一些地方开始使用卫星账户方法计算旅游带来的收益。但旅游主管部门大体还以传统的方法统计旅游企业的情况。即使如此，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旅游业结构的变化。2001年末，全国共有旅游企事业单位29．11万个，其中旅游住宿设施27．47万个，占94．37%；旅行社10532个，占3．62%；主要旅游景点和旅游车船公司等其他旅游企业5870个，占2．01%。[38]
图5－3 2001年中国旅游业结构图
上述数据的变化说明了旅游饭店业和旅行社企业在20多年时间里取得的巨大发展，但这只是旅游主管部门的统计，无法反映出与旅游服务相关的其他行业的情况，比如饮食业、交通业、商品零售业等，这是与旅游业的特殊性分不开的。由于社会经济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其他行业的增长速度可能也并不逊色于住宿业及旅行社业。
旅游行业结构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所有制结构的改变，其中旅游涉外饭店业的情况比较典型。1990年，全国共有旅游涉外饭店1987家，其中国营饭店1420家，占71．46%；外资饭店（外方独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372家，占18．72%；其他所有制形式有195家，占9．82%。[39]
图5－4 1990年旅游涉外饭店所有制构成图
到2000年，旅游涉外饭店的所有制构成发生了较大变化。全国共有旅游涉外饭店10481家，其中国有饭店6646家，占63．41%；外资饭店833家，数量虽有增长，但比重下降，只占7．95%；而股份制、集体、私有等企业类型比重有较大增长，占28．64%。
旅行社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变化也很大。最初，中国的旅行社企业几乎是清一色的国有企业，尤其是从事国际旅游业务的旅行社。国家旅游局审批由二类社升为一类社，须是“全民所有制”。[40]现在，国有旅行社的比例已大幅度降低。2002年，全国旅行社中国有企业占36．48%，股份制企业约为42．01%。2003年，全国旅行社中国有独资企业占30．25%，股份制企业约为59．74%。旅行社的改制工作已有相当进展。
图5－5 2000年旅游涉外饭店所有制构成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旅游饭店发展蓝皮书（1979～2000）资料整理。
图5－6 2003年旅行社所有制类型构成图
企业的所有制形式对经营效果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反映饭店经营情况的指标有很多，包括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客房出租率、固定资产等，其中客房出租率是体现饭店经营情况的一项重要指标，基本可以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近十几年来的出租率变化可以比较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经营变动的趋势。
表5－7 国有饭店与合资（外资）饭店客房出租率比较
资料来源：1989～2000年数据来自张广瑞，魏小安，刘德谦．2001～2003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第144页；2001年、2002年两年的数据根据中国旅游统计年鉴整理，因港澳台投资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数据接近，系取两者简单平均数。
从资料显示的情况看，不同所有制旅游饭店企业的经营情况有着明显的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国有饭店的情况好于一般饭店和合资饭店。从1995年至今，情况发生了变化，合资饭店的出租率已明显高于一般水平，而国有饭店则低于平均水平，形成了一种稳定状态。可能是随着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不同所有制的企业运行机制有所差异，与市场机制的契合程度有所不同，造成了经营效果的差别。
图5－7 国有饭店与合资饭店客房出租率比较
注：系列1为旅游饭店平均出租率；系列2为合资饭店出租率；系列3为国有饭店出租率。
在旅游企业的服务构成中，提供的入境旅游服务、国内旅游服务和出境旅游服务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几种旅游服务的构成在旅行社业务的统计中体现得较为明显，到2002年，全国旅行社入境外联934．22万人次，业务收入171．13亿元，占总业务收入的25．23%；国内旅游组团3830．32万人次，业务收入402．99亿元，占总收入的59．42%；组织出境旅游372．16万人次，业务收入104．13亿元，占总收入的15．35%。[41]从总体上看，中国旅游业服务产品构成已比较均衡，在入境服务稳步增长的基础上，国内旅游服务业务逐渐成为企业产品的主体，出境服务已成为重要的收入来源。
图5－8 2002年旅行社业务收入构成图
三、国际旅游与国家外汇收支平衡
（一）国际旅游与国际收支
国际旅游对国民经济发生影响主要是通过国际旅游收入体现出来，最直接的作用是影响国家的外汇收支平衡。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外汇收支平衡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关系到社会经济及政治生活的稳定。外汇收支的巨额逆差或顺差都会严重影响外汇市场的稳定，阻碍国家经济政策的实施。国际旅游属于服务贸易的组成部分，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国际旅游在服务贸易中所占的地位日益重要，对保持外汇收支平衡的作用也逐渐突出。
按照通常对国际旅游的定义，其中的入境旅游是服务贸易出口，产生外汇收入；而出境旅游则是服务贸易进口，要支出外汇。国际旅游之所以受到各个国家的广泛重视，主要是因为发展入境旅游所获得的外汇收入提高了国家的外汇支付能力，可以弥补贸易逆差。国际旅游收入在世界出口贸易中一直占有稳定的比例，并呈现出稳健上升的趋势。
表5－8 20世纪80年代旅游外汇收入与出口贸易
资料来源：楚义芳．旅游的空间经济分析．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56页。
尤其是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来说，旅游外汇收入的作用就显得更为重要。这些国家通常依靠出口原材料和初级工业制成品来换取国家建设所需的外汇，但国际原材料及初级产品的价格比较低、竞争激烈，市场波动很大，外汇收入有限且极不稳定。而入境旅游则不同，它属于服务贸易出口，旅游者要在生产地消费，接待地可以运用各种手段，稳定旅游产品的价格或吸引更多的旅游者来不断提高旅游外汇收入。一些入境旅游开展比较好的国家，旅游外汇收入已在国家的外汇收支平衡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97年，国际旅游收入占出口15%以上的国家有：加纳、柬埔寨、哥斯达黎加、巴拉圭、阿根廷、乌拉圭、西班牙、毛里求斯、突尼斯、约旦、波兰、叙利亚、埃及、希腊、克罗地亚、坦桑尼亚、多米尼加、牙买加、海地、厄立特立亚、黎巴嫩共21个国家。[42]由于一些国家的示范作用，不少发展中国家纷纷采取措施，大力发展入境旅游，以获取急需的外汇收入。
（二）中国旅游创汇功能的强化
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入境旅游的规模很小，产生的外汇收入自然微不足道。虽然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等人也已认识到旅游的创汇作用，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所起的作用必然十分有限。
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家建设需要大量外汇，而中国贸易出口换汇以初级产品为主，容易受到以关税壁垒为主要障碍的贸易保护主义的阻碍，出口创汇难度很大。况且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从总体上讲还处于短缺状态，国内物质产品并不丰富，通货膨胀压力很大。在这种情况下，靠压缩国内需求，挤出一些物资出口换汇，显然对国内市场有很大的不利影响，会引起物价上涨，加剧市场波动。在创汇方面，旅游业被认为有三个特点：一是无形贸易，国际上称“无烟工业”，旅游业提供的是服务产品，不需要付出很多的物质产品，不消耗很多能源即可创汇；二是现汇收入，资金马上可以投入周转使用；三是换汇成本低，获利高。[43]虽然这样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旅游创汇的优势。
与商品贸易创汇相比，旅游创汇在成本与收益方面是有一定优势的。外贸经营体制改革以前，中国的对外贸易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最初，外贸公司的收购价格及出口价格都由政府统一制定，盈利上缴国家，亏损由财政补贴。改革开放以后，出口产品以市场价格收购，而国内产品的市场价格在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初是上涨的趋势，而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变化相对滞后，造成商品出口换汇成本（换取单位美元所需要的出口商品的人民币价格）持续上升，出口企业普遍亏损，再由国家财政进行补贴。从1978～1990年的12年间，除1981年、1982年和1984年外，其他年份都需要国家财政对出口商品进行巨额补贴。[44]由于入境旅游是“风景出口”，不必消耗过多的物质财富，因此，计算换汇成本时，入境旅游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从20世纪80年代的有关数据来看，旅游换汇成本相当于商品出口成本的2／3左右。
现在看来，单纯比较换汇成本有其片面性。旅游服务除了要付出一定的物质产品之外，尚要提供无形的服务，还要付出一些代价，仅用换汇成本指标并不能完全反映旅游产品的全部成本，如自然环境的成本及社会影响的成本等。但旅游换汇不需要财政补贴，仅凭这一点就足以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使入境旅游的创汇功能被日益强化。
表5－9 旅游换汇成本与商品出口换汇成本比较
资料来源：张玉玑主编．旅游经济工作手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第264页．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旅游外汇收支一直处于顺差，即旅游出口获得的外汇收入大于旅游进口所支出的外汇数额，也称其为净旅游外汇收入。虽然中国缺乏关于国际旅游进口方面的完整数据，但也有研究者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对中国的净旅游外汇收入进行了测算，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净旅游外汇收入平均弥补了当年进出口贸易逆差的约15%，[45]对实现国家外汇收支平衡还是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而且在2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旅游创汇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商品贸易创汇的增长速度，旅游外汇收入在国家外汇收入中所占份额逐年提高。1982年，中国国际旅游收入占当年出口贸易总额的3．86%，1985年为4．82%，1988年为5．53%，[46]1996年这一比例上升到5．9%，1997年为6．6%，1999年达到了7．2%。[47]所以，认为“旅游业是最优秀的出口产业”[48]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三）国际旅游对外汇收支影响的再认识
在大力发展入境旅游的过程中，人们通常强调的是其创汇作用，是对国家外汇收入的贡献。但实际上，发展旅游的创汇作用也许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明显。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在旅游创汇的同时，存在旅游外汇漏损；二是入境旅游增长的同时，出境旅游的规模也在迅速膨胀，需要消耗大量外汇。
所谓旅游外汇漏损，是指旅游接待国由于需要进口商品、劳务或贷款等原因而导致的外汇收入的减少。[49]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旅游业在发展过程中因漏损等原因发生旅游外汇赤字，比较典型的是拉丁美洲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拉丁美洲国家的国际旅游业开始入不敷出。拉丁美洲18个非石油输出国的旅游外汇赤字占外汇赤字的比重，1960年为5．6%，1970年为14．6%，1976年降为0．5%，1980年又升为7．1%。国际旅游业在6个石油出口国中曾起过很大作用，1960年其旅游外汇盈余占总外汇盈余的20．6%，1965年占51．3%，但到1980年，国际旅游外汇赤字反而吃掉14．6%的外汇盈余。[50]这种结果可以说与发展中国家发展国际旅游业的目的背道而驰。虽然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采取各种政策与措施，增加旅游外汇收入，减少支出，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仍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旅游外汇发生赤字。如南美的巴西，1997年旅游外汇收入为26亿美元，支出则近66亿美元，逆差达40美元。[51]可见，一个国家在国际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并不必然会产生净旅游外汇收入。不同国家的旅游漏损情况也有所差异，有关研究显示：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小国的旅游漏损几乎占其旅游总收入的40%～50%；而在较为发达并具备多样化经济类型的发展中国家，其漏损占旅游总收入的10%～20%。[52]其原因主要是由不同的经济体制及产业结构所造成的。
在中国，发生旅游外汇漏损的途径主要有四个：一是进口发展入境旅游必需的高档消费品；二是进口必需的劳务，如支付外方管理人员的工资等；三是引进外资需支付的利息；四是黑市漏损，即由于非法的外汇交易使一部分旅游外汇收入流失。其中以黑市漏损最为严重。中国政府一直未就旅游外汇漏损问题发布有关数据，但从世界发展中国家发展旅游的经验看，漏损情况并不乐观。楚义芳在其论文中估计，从1978～1990年，中国旅游外汇的总漏损率在70%～90%。[53]当然也有人持怀疑态度，认为中国旅游外汇漏损率并没有如此高。据阎敏的估算，1992年中国国际旅游业的进口外汇漏损为39．8%，黑市漏损为外汇收入的1／3左右，总漏损在70%左右，而且认为这是偏高的估计。[54]但无论如何，国家名义上收入的旅游外汇绝大部分并不能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情况还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国际旅游发展过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出境旅游的迅猛增长，旅游外汇支出大大增加，国际旅游的创汇作用会有所减弱。《中国对外贸易白皮书（1999）》认为，中国旅游外汇收入顺差将是减少的趋势：从进口看，1997年，旅游在中国商业服务进口中的比重达到1／3强，是第二大项目，旅游总支出101．7亿美元，排名世界第11位，占世界旅游总进口的比重由1990年的0．2%增加到2．6%，这充分反映了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以及公民出境费用的增加，显示了中国客源市场的巨大潜力。从进出口差额看，1997年中国旅游服务出现了19．1亿美元的顺差，是除其他商务外唯一出现顺差的部门，但是这个数字远小于1996年旅游服务的顺差数。今后，随着国民日益富裕，出境旅游势必越来越多，旅游顺差有继续减少的可能。[55]由于中国出境旅游缺乏完整的统计数据，有人经过认真测算，提出了中国是否已经是旅游创汇的赤字国家的疑问。[56]从现在的出境旅游消费情况看，有人经过综合各方面数据，认为中国出境旅游实际支出已达到超高水平，按照保守的估计，2003年我国国际旅游业也已经成为花汇产业，逆差达50亿～100亿美元，2004年我国国际旅游业非贸易外汇逆差将在100亿美元左右的水平上。如不采取有力措施将导致严重的旅游外汇漏损。[57]
从世界范围看，随着国际旅游的普遍开展，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旅游外汇收支出现顺差或逆差都是非常自然的事情，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认识国际旅游在外汇收支平衡中的作用。中国正处于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经济发达国家国际旅游收支情况或许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资料，西方几个主要发达国家1980年与1997年国际旅游收支情况如表5－10所示。
表5－10 主要发达国家的国际旅游收支情况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99年世界发展指标．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第380～382页．
数字显示，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主要发达国家的旅游收支额都有大幅度增长，但在进出口额中所占的比例都控制在10%以内，说明在经济发达国家，国际旅游收入所占的比例都比较适中。在上述7个国家中，德国、日本、加拿大及英国国际旅游在1997年均为赤字，其中德国、日本是巨额赤字，这可能与这些国家的旅游资源条件及经济结构有关。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发生巨额旅游外汇赤字，后果当然是不可想象的。但也不能单纯强调其创汇作用，从国际旅游健康发展的角度出发，中国应尽最大努力发展入境旅游，增加外汇收入，达到国际旅游外汇收支的平衡。从国家经济整体的角度看，国际旅游毕竟只是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所占比例过高，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脆弱性，对国民经济会产生消极影响。
四、旅游促进中国经济增长
（一）旅游经济作用的逐步增强
1977年以前，国际旅游主要是为了完成政治任务，经济作用几乎可以忽略，按现在的旅游概念，国内旅游活动已有相当的规模，但由于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不高及人们思想观念的落后，并不能认识和利用旅游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1978年以后，人们首先感受到的是入境旅游的巨大冲击。大量的入境旅游者既为中国带来了可观的外汇收入，也对国内的旅游接待服务业形成了很大的压力。为了接待好旅游者，为国家增加外汇收入，中国的旅游服务业率先引进国外的服务方式、经营管理模式和资金，出现了快速增长。当然，旅游发展的经济作用主要还是体现在其创汇作用上。
随着旅游的发展，旅游作为一种经济现象的影响和作用日益增强。中国旅游业在改革开放以来，除个别年份外，均保持了每年两位数的高增长，在国民经济的整体构成中所占的比重逐年提高。
表5－11 中国旅游业总收入在当年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
注：由于从1993年开始进行国内旅游抽样调查，当年国内旅游收入与上年不可比。
资料来源：何光
主编．新世纪新产业新发展——旅游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研究．中国旅游出版社1999年．第8、11页。
由于特殊原因，中国旅游业在1989年出现负增长，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也有较大下降。这充分体现了旅游业的脆弱性，但也以更快的速度恢复增长，显示了巨大的潜力。按照经济学理论中比较通行的观点，一个产业的收入占国民经济总收入的比重达到5%时，该产业即可称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当一个产业的收入占国民经济比重超过5%又具有较高的增长速度时，则称其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到20世纪末，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已非常接近5%，加之其快速增长的势头，其重要性可想而知。虽然旅游业的内涵还存在争议，但围绕旅游活动而引发的经济现象不断壮大也是不争的事实。
旅游业中的某些种类的企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可以吸收大量的劳动力就业。因此，旅游的发展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生活来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可以提供大量就业岗位，减轻社会就业压力。随着中国旅游业的快速增长，旅游业的从业人数大量增加。由于旅游业的特殊性，关于旅游业全部从业人数缺乏完整的统计数据，但从中国国际旅游从业人数（指接待国际旅游者的涉外饭店、旅行社、旅游服务公司、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等旅游企事业单位的直接就业人数。见中国旅游年鉴1990第489页）的变化中就可见一斑。1985年，国际旅游从业人数约为16．84万人，1990年达到61．97万人，1996年达到119．67万人，到1999年末，全国旅游业直接从业人员（1999年全国旅游业的产业规模及从业人员的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新增加了国内旅游住宿设施的单位数、固定资产数和从业人员数，故与以前有关数据不可直接对比）512．13万人，间接从业人员约为2500万人。[58]在就业方面，旅游业已经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社会经济在继续高速增长的同时，一系列的困难也日益突出。其中比较主要的有两点：一是经济结构调整方面的问题，经济增长面临着结构失衡与效益低下；二是告别了短缺，出现了商品过剩，需求增长乏力。也就是说，在新时期要实现国民经济平稳、持续和快速的增长，必须要调整经济结构和刺激市场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提出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所谓新的经济增长点，当然是指能够成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产业如果要成为新时期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必须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符合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发展的方向；二是市场需求广阔，有良好的发展前景。这样，产业的发展才能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表5－12 20世纪60～90年代美日等国服务业的发展情况
资料来源：黄少军．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页．
在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革命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世界发达工业国家的经济又经历着新的变革，在工业经济继续发展的同时，服务经济发展得更为迅速，在许多发达国家，服务开始悄然超越传统的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
不仅如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变化也表现出同样的趋势。据世界银行的资料，1980年，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服务业产值占GDP的百分比为41%，到1997年，则上升到了51%。[59]
对于这种现象，1968年，福克斯在其《服务经济》一书中提出，美国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已率先进入“服务经济”社会。其后，贝尔发展出了“后工业社会”理论，认为人类社会基本遵循着传统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服务社会）这样的规律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中国在经济统计中使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概念，第三产业的含义与国外服务业的含义基本相同）所占比例一直处于稳步上升的趋势。据有关统计资料，我国三大产业就业结构由1978年的70．5／17．4／12．1转变为1996年的50．5／23．5／26．0；GDP结构由1980年的30．1／48．5／21．4变为1996的20．2／49．0／30．8。但即使以1996年的水平来看，我国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与相应的发展中国家水平差距仍然相当大，基本在15个百分点左右。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况，如统计口径、户籍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实际的差距可能并没有那么大。[60]但是中国第三产业快于经济整体增长速度的情况是确定的，也是符合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的。很明显，第三产业是中国经济新增长点的最佳选择。
在中国第三产业的组成内容中，旅游业是一个重要的部分，而且是发展迅速的产业。旅游业产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在20世纪80年代还不足5%，而到1998年则超过了13%。
表5－13 中国旅游总收入相当于当年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
(www.xing528.com)
资料来源：何光
主编．新世纪新产业新增长——旅游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研究．中国旅游出版社1999年．第88页。
从中国旅游业发展的过程和趋势看，其前景是非常广阔的。据世界旅游组织1996年度报告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旅游目的地，接待旅游者人数将达1．3亿多人次，占世界旅游市场份额的8．6%，1995～2020年的年均增长率可达8．0%。并成为世界十大客源国之一，出境旅游者将达1亿人次，名列世界第四。[61]综合各方面的情况看，将旅游业作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是适宜的。
五、区域旅游合作与地区经济平衡
（一）中国旅游发展的地区差异
从旅游发展的空间结构来看，旅游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现象在世界范围内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尤其是能够成为旅游胜地的地方必然是少数。也就是说，旅游者的活动在空间上存在聚集效应，大多数旅游者会聚集于少数的旅游目的地。经过20世纪后半期的大发展，许多国家或地区成为世界性的旅游接待胜地，如西班牙、意大利、瑞士、奥地利、法国、东南亚地区、太平洋岛国、加勒比海地区等，形成了一个从低纬度的东南亚、太平洋岛国到加勒比海地区再到地中海沿岸的一个狭长的所谓“旅游地带”。这一地带每年接待世界80%以上的国际旅游者，取得的外汇收入占世界旅游外汇收入的90%。在旅游发达国家内部，旅游业的发展也表现出明显的地域集中性。如在西班牙，全国共有17个省，但旅游业主要集中在马德里、安达卢西来省、巴莱拉省、加纳利地区、加泰罗尼亚省和瓦伦西亚省6个地区，其旅游产品各有特色，分别是海滨和海岛度假旅游、城市旅游、文化和观光旅游。这些地区的面积不到全国的30%，但接待的旅游者人数占全国接待人数的2／3左右，接待的入境旅游者更占到75%以上。在法国主要是文化观光旅游和度假旅游，80%以上的旅游者集中在地中海沿岸、阿尔卑斯山脉和巴黎。[62]
在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地区间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在所难免的。作为社会经济整体的构成内容，旅游发展的地区差异非常明显，旅游者的地区聚集效应也非常明显。1988年，全国旅游外汇收入居前10位的城市是：北京、广州、上海、深圳、桂林、西安、杭州、南京、苏州、无锡，共获得旅游外汇收入达16．19亿美元，占全国旅游外汇总收入的72%，被称为旅游的“热点城市”或“热点地区”。由于各地发展旅游业的积极性非常高涨，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一些地区的旅游业在20世纪90年代有了长足进步，旅游热点地区有所扩展，云南、辽宁、山东等地发展较为迅速，旅游外汇收入进入全国前10名。
表5－14 全国旅游外汇收入前10位的省、市
续表
资料来源：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00）．第4～5页。
上述省市的旅游外汇收入及接待入境旅游者的人数分别占全国的71．5%和71．63%。其中，粤、京、沪三省市的外汇收入和接待人数就占全国的50．59%和47．85%。与广大的国土面积相比，集中度依然很高，地区差异显著。说明在空间结构上，中国旅游业也存在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问题。
也有研究认为，国内不同地区旅游经济实力的评价不能仅仅依据旅游收入和接待的旅游者人次数，而是要考虑其综合情况。按旅游业的情况，主要选取旅游收入与消费、旅游涉外饭店基本情况、星级饭店经营状况、旅行社发展概况、旅游院校概况等指标进行分解，设计评价指标体系，经计算，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综合得分排序是：广东、江苏、北京、浙江、四川、山东、湖北、上海、辽宁、云南、安徽、福建、广西、湖南、河南、黑龙江、河北、重庆、新疆、贵州、江西、甘肃、海南、山西、内蒙古、吉林、天津、陕西、宁夏、青海、西藏。这与仅以旅游外汇收入为依据的排名有很大差异，如陕西省旅游资源极为丰富，1999年旅游外汇收入居全国第9位，但按该综合实力指标的评价因子计算，陕西旅游经济实力仅排在28位。其原因是陕西的5个公因子只有第3个公因子得分大于0，其余4个公因子得分均小于0。其中两项重要指标旅游涉外饭店利润总额和星级饭店人均实现利润分居全国倒数第4位和倒数第1位。[63]的确，评价一个地区的旅游发展水平和旅游经济实力需要全面而系统的观点。评价指标必须反映旅游企业的经营能力和企业素质，只有旅游企业具有较强的经营能力，才能说明该地区旅游经济的系统能力提高了，具备了较高的总体水平，这也符合旅游业综合性和高依赖性的特点。
关于地区差异形成的原因，有人认为国际旅游业是一种明显的资源导向型产业，[64]主要是由于资源禀赋差异导致了旅游发展的聚集效应。如在欧洲，西班牙、意大利、瑞士、奥地利、法国因具有独特而丰富的旅游资源而成为旅游接待大国。德国由于缺乏高质量的自然旅游资源，成为旅游客源大国，旅游外汇赤字巨大。当然旅游发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现象，不是由单纯的资源因素所决定的。但无论如何，适宜的资源是旅游发展的基础，不同类型的旅游资源决定着旅游发展的不同形式。一个地区如果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那么就具有成为旅游胜地的潜在可能。还应该注意的是，对旅游资源的理解要全面，而且要持发展的观点。如现在中国的旅游发达地区基本都是经济发达的东部，看起来有些地方好像并没有多少有特色的旅游资源，但其经济较发达本身就是有吸引力的旅游资源。
（二）中国旅游区域合作的进程
中国的区域旅游合作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由于旅游活动需要空间移动的特征，自然推动了不同地域间进行合作，以更好地为旅游者服务，取得更好的旅游发展效益的问题。由此开始出现了进行旅游合作、建立区域旅游组织、发展区域旅游的设想。全国各地出现了旅游联合的潮流，东北、西南、西北和环渤海地区都在尝试旅游合作。1987年召开了西南五省区六方经济协作会议，初议建立西南旅游协作区；1990年5月，在秦皇岛召开了环渤海地区七城市参加的“第五届环渤海旅游协作理事会”，就旅游协作开发达成一些合作意向。[65]初期的旅游合作多集中于利用资源的互补性进行旅游产品组合、旅游市场的联合开发等领域。由于受到行政体制的制约，区域旅游合作的实际效果难以测量。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旅游业进一步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区域间的旅游合作越发活跃，合作领域日趋广泛。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区域旅游合作项目进展迅速，区域旅游合作已超越了国内地区间合作的范畴，开始与周边国家与地区进行密切协作。据有关研究的部分统计，2000年以来的合作项目可以大体分为两种：一是中外之间的区域合作；二是国内各地区间的区域合作。
表5－15 跨国区域旅游合作项目一览表
资料来源：张建．重视区域旅游合作开发中的行政区划因素．科学·经济·社会2005（1）．
表5－16 跨省区域旅游合作项目一览表
续表
续表
资料来源：张建．重视区域旅游合作开发中的行政区划因素．科学·经济·社会2005（1）．
以上两表列举的区域旅游合作项目当然不能是国内及与周边国家或地区旅游合作的全部内容及项目。因为不同的区域合作采取的形式千差万别，如线路设计合作、资源开发、市场推广、人力资源培训、市场准入等；实现的途径也各不相同，有会议协商、合作协议、旅游联合规划、旅游博览会等。区域旅游合作的行为可能发生在各种不同的组织机构、社会层次、行为场合，所以对旅游合作项目也没有统一而完整的统计。
现在，中国最重大的区域旅游合作项目无疑是由于CEPA的实施而进行的香港与祖国内地的区域旅游合作。CEPA协议于2004年1月1日启动，允许港澳公司以独资形式在内地建设、改造和经营饭店、公寓楼和餐馆设施；对港澳旅行社在内地设立合资旅行社不设置地域限制；内地将逐渐开放居民个人赴港澳游；支持内地港澳加强旅游宣传和推广方面的合作，包括促进相互旅游以及开展对外推广活动；致力于促进内地港澳旅游行业服务水平的提高，保障游客的合法权益；鼓励专业人员资格的相互承认，推动彼此之间的专业技术人才交流。以上CEPA协议中有关旅游业的制度安排除了暂时没有许可港澳公司在内地独资设立旅行社之外，基本上已经没有制度上的障碍。这为内地与港澳旅游一体化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政策和制度条件，搭建了旅游合作的平台。
区域旅游合作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有利用旅游资源的共生互补，开发系统而有竞争性的旅游产品；有旅游市场开放与开发方面的合作；有旅游规划与发展方面的合作；有人力资源方面的合作等。旅游合作的层次越来越深入，从企业、民间组织、政府直至中央政府的参与，区域旅游合作已成为中国旅游发展的重要内容和主要途径。
一般认为，区域旅游合作对于应付激烈的市场竞争，提升本地区旅游品牌的影响力，扩大旅游市场，提高区域发展能力，都有积极的影响。合作方可以通过优势互补，提高本地区的竞争力，达到“共赢”的结果。CEPA协议实施的情况即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表现。CEPA协议要点是开放市场，对于内地与港澳都有极重要的影响，可以产生区域经济一体化效应、市场开放效应及发挥香港的中介效应。在区域合作中，香港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已达85%，处于强势地位，旅游业非常发达，因此，合作给香港带来的旅游经济收益要大于内地。[66]为落实CEPA协议，内地各省市陆续开放大陆居民赴港澳的“个人游”。到2004年7 月1日，共有32个华南及华东城市的居民可申请个人赴港签证，大大便利了内地居民赴港旅游。香港旅游发展局称，2004年香港旅游之所以取得骄人成绩，主要受惠于内地“个人游”在2004年上半年的稳步扩展。至2004年年底，访港人次数首次突破2000万大关，达到2181万人次，较2003年增长40．4%。其中内地旅客12245862人次，占56．1%，比上年增长44．6%，个人游共426万人次，占总数的34．8%。旅游消费大大活跃，旅游企业业绩大幅增长，饭店业客房出租率达到88%，是1996年以来的最好水平。[67]更应注意的是，CEPA协议的实施对香港旅游业的影响将是长远的，并不仅仅是带来2004年的“惊喜”，而是迈向新纪元的开始。
香港旅游业强势进入内地市场将推进内地旅游业的发展，主要是推动内地旅游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促进完善旅游业的市场体制，从而实现内地旅游业更加快速和健康发展。也就是说，内地旅游业体现的是“制度创新效应”，[68]对于中国旅游业的长远发展是有非常大的积极影响。
（三）旅游的扶贫作用分析
由于人们回归自然的需要日益强烈，乡村旅游发展迅速，这无疑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从国际经验看，英国约90%的农场都提供旅游住宿服务，25%的假期是在乡村度过的；在意大利，农业旅游被作为乡村农民的生计的补充甚至是主要来源；塞浦路斯在1991年开始推行与此相关的一项专门发展计划；在法国（1997），乡村度假地拥有76715家饭店、度假村的55000张床位、237558个露营地住所、41868家可出租乡民居所、1500个徒步旅行住所。1998年，有33%的法国人选择了乡村度假，该比例仅次于海滨度假（44%）。近年来法国乡村旅游接待的人次维持在200万左右（其中国际游客约占1／4），有50%为稳定的中高级雇员或自由职业者。据法国小旅店联合会的统计，近7年来一直采用乡村度假的旅游者占44%，主要采用这种度假方式的旅游者占72%，更有15%的旅游者一直到同一个乡村度假。[69]中国的乡村旅游、农业旅游等虽然还不太发达，但发展前景是十分广阔的。尤其对于广大落后地区，旅游业更具有特殊的意义。
由于历史的原因或特殊的自然条件的原因，我国一些地区还处于贫困状态，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为了尽快消除贫困，中国政府于1994年制定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决心用7年左右的时间，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在20世纪末基本解决全国592个贫困县的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各级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进行扶贫，如“科技扶贫”、“信贷扶贫”、“教育扶贫”等，所谓“旅游扶贫”也是国家扶贫攻坚措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经过旅游主管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努力，旅游扶贫取得了很大成果，依托旅游资源开展的旅游扶贫工作已使400多万老少边穷地区的人民脱贫致富。[70]
其中，河北省涞水县野三坡及赞皇县嶂石岩景区的旅游扶贫开发就非常典型。涞水县野三坡位于太行山与燕山交汇处，经济非常落后。1983年，全县农村人均收入为153元，山区人均收入只有70元。但当地生态环境好、地貌景观独特、民俗风情别具一格，具有发展旅游业的良好条件。该景区从1984年开始进行开发，到1995年，已接待旅游者400万人次，创经济效益1．2亿元。景区人民的人均收入由开发前的70元上升到1500元。赞皇县嶂石岩位于河北、山西交界处，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1987年，景区中心的嶂石岩村人均收入只有270元。1988年，景区进行开发，旅馆、旅游商品销售、交通运输等经营企业迅速发展，到1995年，景区年收入达3000余万元，嶂石岩村人均收入突破3000元。人民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1995年冬天，仅嶂石岩一个村就有14户盖新房，全村60%的人家有彩电、洗衣机，25%的人家用上液化气。[71]
当然，在中国旅游发展的过程中，也并不是所有的农户或贫困人口都可以从中获益。据太白山国家森林公园周边社区的调查，在该地区，有41．5%的家庭完全没有从事与旅游业相关的任何工作。在从事旅游业的就业类型中，开商店的家庭最多，占所调查总家庭数目的17．5%。其次是饮食摊点，占12%，最少的是导游和照相，占3．3%。[72]从就业情况看，当地居民能够直接受益的通常是不需要太高的文化基础的职业和太多投资的项目，尤其是适合家庭经营的项目。这些项目投资少、见效快，确实能使经营者很快得到实惠。但项目的发展潜力不大，一旦旅游业发展的程度较高，这些项目就面临着被淘汰的危险。
调查显示，42．8%的家庭无来自旅游业的收入，旅游业的收入占总收入5%～20%的家庭有12%，占25%～40%的家庭有12%，有13．8%的家庭来自旅游业的收入占其总收入的50%，15．8%的家庭其总收入的60%～80%来自旅游业，38%的家庭其90%以上的收入来自旅游业。虽然项目研究者认为该地旅游收入基尼系数值大，收入分配不均等，但这种情况仍值得注意。[73]旅游地的发展应该是一个综合演进的过程，居民的收入大体也应该是多元化的，单纯依靠旅游收入是不现实的，也是危险的。即使是旅游业占主导地位的地区，也不能指望依靠旅游业解决所有的问题。
促进就业是旅游扶贫的重要途径。西部地区的就业形势是比较严峻的，本来经济发展水平就比较低下，而且就业弹性系数也远远低于全国水平。1999年，西部地区的就业弹性系数仅为0．00116，而同期全国、东部、中部的就业弹性系数为0．11098、0．01908和0．05450。在2000年、2001年，西部地区的就业弹性系数虽然提高为0．08052和0．07895，但仍低于全国的0．11661和0．18629。尤其要突出旅游经济在带动就业方面的突出功能，从旅游经济带动社会就业的实践中丰富就业的内涵和指标体系，这其中包括暂时性就业、季节性就业、交替性就业等新的就业方式，而不一定要着眼于全职就业、全年就业。[74]灵活的就业形式可能更适合西部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因为正规的就业形势通常需要较大的投资和就业者比较高的文化素质、工作技能，但落后地区的贫困人口通常正是缺乏这些就业所需的条件。暂时性就业、季节性就业、交替性就业等岗位一般不需多大投资，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相对较低，在增加贫困人口的收入方面更容易发挥实际作用。
通过旅游扶贫实践和对一些典型例证的讨论分析，有研究者认为，“旅游业对扶助老少边穷地区脱贫功能显著，乘数效应大。它不仅能直接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繁荣，提供广泛的就业机会，加速人民脱贫致富，而且还能带动其他产业发展，带来一系列经济上的连锁反应，促进社会进步，促使观念更新”。[75]不过，从中国旅游扶贫实践及世界旅游发展的现实情况来看，也不是所有的贫困地区都可以进行旅游扶贫开发，而是要有一些必备的条件。
首先，要有独特的旅游资源。旅游资源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落后地区通常是资源的富集区域。因此，有人认为，落后地区在发展旅游业时存在资源优势。“发展中国家的许多高档次旅游资源存在于国内的不发达地区。这样一来，旅游开发对于提升不发达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缩小国内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状况起着积极的作用。”[76]实际上，旅游资源具有综合性、不确定性的特点，任何一种自然或社会因素在适当的条件下都可能成为吸引旅游者的因素。因而，不能简单地说一些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相比旅游资源更丰富、更高档，只能说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特色。这种特色一旦发挥出来，就会形成非常好的旅游资源，许多发达地区成为旅游热点就能充分说明这一点。而对于落后地区来说，通常因自然条件等原因与外界交往较少，自然环境与社会生活状况的特色更为鲜明和突出，比较容易作为旅游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在进行扶贫旅游开发时，就要分析当地的旅游资源现状，寻找比较优势，突出自身特色。
其次，临近客源市场。发展旅游业离不开旅游者，没有旅游客源，旅游开发就不会有经济效益，更谈不上旅游扶贫。现阶段，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中国的旅游者绝大部分来自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这样一来，旅游扶贫开发要有城市客源市场依托，才会有理想的效果。以河北的野三坡与嶂石岩景区为例，嶂石岩靠近省会石家庄市，且离北京、天津、太原等中心城市都不远。野三坡则与京郊的门头沟区、房山区相连，离北京市中心仅100公里，非常便于招徕京津两市的旅游者，区位优势明显。
最后，有较好的可进入性。旅游活动是旅游者的空间移动，需要便利的交通条件。贫困地区要发展旅游业，必须要解决交通问题，让旅游者进得来、出得去，并在景区内能够顺畅地进行游览。这是旅游发展过程中所谓的“可进入性”，就是能让旅游者方便地进入旅游地。实践证明，只有解决交通问题，旅游扶贫开发才会成功。如嶂石岩景区开发过程中修路60余公里，还修建了长达1200米的客运索道。[77]
在一些落后国家或地区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许多项目给当地人带来的收益甚少。如尼泊尔的皇家赤特万国家公园，1994年的游客总数达到了60000人次，但当地人获益的仅限于公园入口处的几个村落。调查显示，只有6%的家庭从旅游业中直接或间接受益，而这些家庭的年收入也只有600美元。对87000名公园周边的劳动人口而言，只有不到1100人直接受雇于旅游经济。[78]旅游地不能从旅游业发展过程中获得预期的收益在世界范围内绝不是个别现象，这是值得注意和研究的问题。国内也有著名景区的原居民，因旅游发展的环境要求和无法承受物价上涨的压力而被不情愿地“赶出”景区。[79]这也提醒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旅游扶贫开发工作，正视旅游扶贫开发过程中的一些困难和问题。
国内一些地方的旅游扶贫工作效果也难尽如人意。山东省旅游主管部门在总结本省旅游扶贫开发工作时，认为存在如下问题：“一是一部分地区的领导还没有像重视工业、农业那样重视旅游业，没把旅游资源开发和6大要素建设列入议事日程；二是贫困地区交通不便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三是由于贫困地区经济基础薄弱，旅游开发项目缺少启动资金；四是贫困地区起步晚，旅游从业人员素质低，服务质量不高，软件建设跟不上。”[80]也就是说，旅游扶贫开发的效果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要有一定的实施条件。旅游扶贫开发并不能解决贫困地区的所有问题，更不能过高估计旅游业对贫困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旅游扶贫的效应也与旅游发展的阶段密切相关。贫困地区从旅游中获益的关键在于当地居民能够参与提供旅游服务并取得收益。通常在旅游发展的初期，旅游者较少，规模经济的效益不明显，所以旅游服务项目较少，企业规模小，很多是以家庭为单位，旅游服务不需要大量投资，不需要较高的服务技能。在这种情况下，旅游服务供给的来源主要是当地居民，当然他们可以获得收益，旅游扶贫的效果比较显著。当旅游发展水平较高时，当地居民的财力及素质都难以满足旅游服务扩大规模和提高档次的需要，外来资金和外来人员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时要正视扶贫目标与经济运作之间的矛盾，其中的关键是贫困地区与区外开发者之间的合作和利益权衡的问题，发展有利于贫困人口的旅游。[81]也就是说，旅游带来的经济收益较少，当地人相对容易受益，而旅游的经济收益增大以后，当地居民从中获益的难度却增大了。这就需要通过适宜的制度设计，兼顾各方面的利益，避免被一些特殊组织独占旅游收益，应当使当地居民能从旅游经济中得到适当的利益，而不仅仅是旅游发展成本的承担者。
（四）旅游与中国西部开发
为了促进地区经济平衡发展，国家“七五”计划按照经济发展水平与地理位置相结合的原则，将全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其中西部包括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9个省、自治区，后由于重庆设立直辖市，西部便包含10个省、区、市。也有人认为，西部应是一个弹性的概念，除上述10个省、区、市外，内蒙古、广西也应划入西部范围。事实上，国家也已经将内蒙与广西纳入了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范围。[82]
中国西部地域广大，资源丰富，对于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具有长远而重大的战略意义。由于历史及自然条件的制约，西部经济长期处于落后状态。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东西部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过于悬殊的差距已经成为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桎梏。适时开发西部，发展西部经济，缩小东西部差距，是事关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全局的战略问题，是国家整体利益的需要。应该注意的是，西部开发与扶贫工作还是有区别的。从地域范围上看，贫困地区散布于全国绝大多数省区，基本上是以县为单位的点状分布，而西部指西南、西北等经济欠发达省、区市，是一个广大的地域；从目标上看，扶贫开发主要是为了解决当地群众的温饱问题，西部开发则是从战略高度来实现地区经济的平衡发展；从时间上看，我国的大部分贫困人口已于20世纪末脱贫，扶贫开发工作的主要任务基本完成，而西部则从20世纪末开始，用30～50年的时间，使西部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基本与全国平均水平同步；从开发手段看，扶贫开发基本是单纯的财政投入，而西部开发则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系统工程。有鉴于此，西部地区旅游发展应与西部大开发紧密结合起来，与促进西部经济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以旅游业来带动落后地区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有的地方已取得一定的效果，如欧盟的旅游业就在促进区域内落后国家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一，推动相对落后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欧盟内部存在一些相对落后的区域，工业基础薄弱，资金缺乏，收入水平较低，失业率高，劳动力外流，但这些地区通常又具有较好的自然或人文景观资源。所以，欧盟拨款在这些地区兴建旅游设施，发展旅游业，带动经济发展，提高当地居民的收入。其二，促进成员国之间经济的平衡发展。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差距也比较明显，既有德、法、意、瑞典、荷兰等较富裕的国家，也有如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爱尔兰等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从国际旅游的收支情况看，上述4个低收入国家恰恰是旅游外汇收入盈余国，其中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国际旅游收入是欧盟平均收入的两倍。而在较富裕的国家，除法国、意大利和奥地利外，其他均为旅游外汇收入赤字国家。“旅游业成为欧盟强势国家向弱势国家转移资金的特殊渠道。”[83]
现在，东西部地区间差距是逐步扩大的趋势。西部地区要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加快发展，缩小差距，就必须实现跨越式发展。除了国家施行各种优惠政策外，关键是广大西部地区要利用自身优势，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以实现经济与社会的超常发展。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西部地区旅游资源丰富，且有独特的魅力。西部各省区有34处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全国列入世界人文及自然遗产目录的项目中，有47%存在于西部[84]（也有研究者认为目前我国世界遗产项目的分布，东部密集，西部稀少。约有9／10的世界遗产项目分布在东部和中部，而西部仅占1／10。见陶伟：中国“世界遗产”的可持续旅游发展研究，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第51页。但根据我国政府主管部门对西部的划定，西部的世界遗产占全国的四成多是可信的）。有人在经过对中国东、中、西部的比较研究后认为，西部的旅游资源具有强烈的可贸易倾向。[85]西部的自然条件和社会风貌特色鲜明，有些甚至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影响力和吸引力，西部发展旅游业的资源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加之中国旅游及世界旅游广阔的发展前景，西部旅游可获得充足的客源保证。因此，发展旅游业是西部调整产业结构、实现经济超常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过程中，各级政府都已把发展旅游业放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上。西部各省、市、区提出的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中，有10个省、区包含“旅游景区（点）的配套设施的开发、建设及经营”项目。[86]2001年中国第四次西藏工作会议强调，“必须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快发展旅游业”，“一定要把旅游业作为西藏的支柱产业”。[87]实际上，西部大多数省、区的旅游业已出现了快速发展的趋势。1999年，宁夏旅游外汇收入比上年增长22．7%，青海为42%，甘肃为23．8%，云南为34．2%，贵州为13．9%，四川为16．2%，陕西为10%，重庆为10．1%，只有新疆、西藏低于10%。[88]可以说，旅游发展已在西部开发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但对于旅游业在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理论界也有不同观点。对于旅游能促进地区间平衡发展的观点，有研究者是持怀疑态度的。南开大学的申葆嘉教授曾就经济相对弱势地区的旅游发展问题发表看法：“经济弱势地区应该怎么发展旅游？国外在20世纪70年代有一种旅游理论，即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旅游发展绝对不能超越发达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到底如何发展？打个比喻：苏州与上海比，苏州的资源强，而上海的经济强。苏州旅游越发达，上海越挣钱，苏州无法保护自己。”[89]也就是说，旅游发展的过程中，地区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各种经济资源会向经济发达地区集中，旅游业的发展弥补不了弱势地区在其他方面的损失，造成了经济弱势地区对强势地区的依赖，进一步扩大了地区差距。还有研究者借助投入产出法来分析旅游业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认为“只有在工业化后期阶段开始重工业化后，才为旅游业的产业化提供了可能”。[90]因此，“旅游业的确可以在落后地区优先发展，但这种发展只能是局限规模的发展，不可能形成很大的产业规模”，“发展旅游不可能摆到非常显著的位置，这是不以旅游业发展决策者和旅游业从业者的意志为转移的”。[91]上述观点正确与否还不能妄下结论，还需要经过实践与理论的检验。但至少提醒人们，在评价旅游发展的作用时，应保持清醒的头脑。
如何借助先进地区发展本地经济是一个问题，不能指望用发展旅游从经济上超越发达地区。一般来说，旅游产生的经济效果是促进财富由发达地区向相对落后地区转移，那么从逻辑上讲，只有发达地区保持经济优势，落后地区才能有充足的客源。那么，旅游接待地将一直处于经济上的弱势地位。实际上，旅游只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因素而不是全部。而且旅游也是强化区域经济地位的因素，如上海、广东，既是国内重要的客源地，又是重要的旅游接待地，发达的旅游业支持着经济发达地区向更高的层次发展。总而言之，旅游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性质和作用是复杂的，实际发生的作用有赖于旅游政策及经营管理的水平。无论如何，由于西部区域自然及人文资源的特殊性，旅游业作为西部开发的先导产业甚至于成为某些地区的支柱产业都是毫无疑问的。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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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大悟，魏小安．新编旅游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40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25页．
[8]马惠娣．休闲：人类美丽的精神家园．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第158、159页．
[9]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337页．
[10]马惠娣．休闲．人类美丽的精神家园．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第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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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中国旅游饭店协会，上海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中国旅游饭店发展蓝皮书（1979～2000）．中国旅游出版社2002年．第5、23页．
[13]袁宗棠．中国旅游饭店发展之路．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年．第2～3页．
[14]中国旅游饭店协会，上海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中国旅游饭店发展蓝皮书（1979～2000）．中国旅游出版社2002年．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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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003～2005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35]张广瑞，魏小安，刘德谦主编．2001～2003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248～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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