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旅游发展：非常规的进展

第三章　中国旅游的非常规性发展

一、旅游发展的自然时序过程

（一）旅游发展的条件

旅游活动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是由多方面原因促成的。由于旅游的异地性，人们在发生位置移动和进行各种活动的时候，必然需要一定的金钱、时间及相应的交通条件，这是旅游产生与发展的必要前提。在人类社会的不同阶段，生产力水平的差异导致旅游条件的差异，使旅游表现为不同的形式。

在追溯旅游活动历史的时候，许多学者都会提到人类古代的旅行，认为数千年来，人类一直在旅行。法国的朗卡尔提出，在欧洲，出于好奇心而外出旅行者，最早的记载是希罗多德和保萨尼亚斯。而以娱乐和增长学识为目的的旅游活动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1]麦金托什则认为，公元前4000年左右，巴比伦人发明了货币，贸易交往随之兴起，旅游的新时代就开始了。^[2]从有关的论述来看，古代的旅行与现代意义的旅游活动有某些相似之处。如都是离开居住地到目的地进行访问和短暂的停留，甚至于在出行的目的上，贸易、猎奇、修学、享乐等从古到今都是促成人们远赴异国他乡的原因。

近代以前，世界各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形式多样的旅行活动，对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古代的贸易需要人们必须进行旅行；旅行的过程通常会发生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在某些特殊领域，旅行的作用则显得更为重要，如中国古代的许多文人非常喜欢旅行，提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认为旅行能够陶冶情操、锻炼意志、增长才干。文人墨客通过“游山玩水”来触景生情、吟诗作赋，留下了无数世代流传的佳作。可以说，旅行在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难以替代的。

与现代旅游不同，受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古代旅行活动的参与者基本上都是上层社会的成员，人数有限，规模不大；旅行服务尚不发达，主要是靠旅行者的自我服务。这可能是人们区别古代旅行与现代旅游的主要依据。古代旅行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当然是巨大的，但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活动形态，旅行还处于不发达状态。从文字上说，旅行和旅游应为同义词。但由于人类社会各个时期旅游活动形式的差异，人们通常将近代以前的旅游活动称为旅行，认为从19世纪初开始，在欧洲才出现了大规模的旅游活动。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旅行是旅游的前期形式，而旅游是旅行活动发展演进的产物。各个国家或地区古代旅行发展的水平和成果还在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今天旅游活动的发展。

与古代的旅行相比，现代旅游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旅游发展的内涵当然也是非常广泛的。随着旅游理论研究的进展，人们对现代旅游发展所必须的条件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现代旅游需求的产生需要方方面面的条件，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生产力达到相当的水平，人们具有外出旅游的物质条件。

第二，随着社会进步，人们的生产时间逐渐缩短，而休闲时间日益增多。

第三，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旅游活动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方便，如交通设施的改善等。

第四，适宜旅游资源与服务。

第五，各国政府及其他组织对旅游的积极支持和引导。

第六，和平的国际国内环境。

由于旅游活动的综合性，其发展的依赖性也特别强，现代社会旅游活动的开展至少要具备“有钱”、“有闲”和“便利”这三方面的条件，就是在满足生活必需之外，还要有可自由支配的收入、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及交通、适宜的接待及景点服务等。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当然是旅游的物质条件，也就是人们的收入水平，一般用收入水平来研究或判断旅游的发展情况。旅游发展与收入水平直接相关，旅游的距离远近也由收入水平所决定。不少研究认为，人均GNP在300美元以上，产生旅游需求，形成近地旅游；1000美元以上，近国旅游；3000美元以上，远国旅游。^[3]在不同的收入水平下，人们外出旅游的能力不同，能够旅游的距离也不同。依据经济收入水平由低到高的发展，旅游活动先国内后国际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当然，不能把这种量化指标绝对化。本来各个国家或地区都有自身的特殊情况，全用美元指标未必能准确衡量其真实的经济发展水平，所以在实际运用中，除采用官方汇率外，还用购买力平价法来测算一个国家或地区的GNP或GDP。但即使是这样，所得出的结果也只是一个参考数据。况且，人均GNP或GDP指标也是一个相对的指标，相同的数据在不同的国家或人类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并不能完全说明人们的生活状况。受价格等因素的影响，用美元表示的同一收入水平所代表的发展水平是不同的，世界银行划定的发达指标如表3－1所示。

表3－1　不同时期发展水平标志值　单位：美元

资料来源：世界发展报告（1987、1992）．引自阎敏．旅游产业化研究．南开大学博士论文（1997）．第22页．

因此，要考察国内或国际旅游得以产生的条件，收入水平是非常重要的指标，但不能教条主义地看待，对具体的数据指标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说只有GNP到了300美元才能产生国内旅游或只有达到多少美元才能产生国际旅游，只能说是结合其他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和判断。

尤其是通过考察近代以前的旅游或旅行活动，对旅游产生的主观因素会有更深刻的体会。旅游活动虽然可以开阔视野、增长知识，也可以带来美的享受，但毕竟要有很大的开销，要放弃居家安逸的生活，中国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旅途中不免担惊受累，染病、遇险的机会也很大。为什么人们从古至今还非常热衷于旅游或旅行活动呢？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旅游是人类的一种原始意象或称为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是来自古老的遗传，是不依赖于个人经验而独自存在的心理要素，这种要素因不断重复而被镂刻在我们的心理结构中，只要碰上相对应的典型情境，集体潜意识的内容就会被激发并显现出来，犹如本能的冲动，可以冲破一切理智的意志。^[4]从这一心理描述看，旅游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与生俱来的，是对未知世界的渴望和冲动。一旦有合适的外部条件，这种内在的需要就会导致心理紧张，形成行动的动力。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在物质条件并不充裕的情况下，也会有旅游活动产生，甚至成为社会时尚。当然，也应注意到，每个人的心理结构特征是不同的。旅游需要在每个人的心理结构中处于不同的地位，这就决定了在同样的外部环境条件下是否会进行旅游活动及进行怎样的旅游活动。

这也并不是要否定经济因素对旅游活动的影响，但经济因素只是说明什么样的人具备外出旅游的条件。当然，经济因素对于现代旅游研究来说是重要的。现代旅游活动经历了产业化过程，其经济影响日益显著，旅游活动本身的发展也受到经济条件的强烈制约。

对于中国旅游来说，不可忽视的重要的发展因素是制度因素。由于以改革开放为内容的制度创新导致了中国社会的长足进步。不仅是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社会价值观念及政治环境的逐步宽松，是社会各方面长期发展的根本保证，也包括旅游的长期发展。这样看来，时间、金钱、交通等条件固然是旅游发展的重要条件，但更应注意到制度因素更深远的影响，不同的制度可能导致不同的社会发展模式。一个国家或地区旅游发展的模式必然会受到其社会与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并成为总体模式的组成部分。

（二）旅游发展的自然时序

从人们旅游活动的范围及方向来看，一个国家的旅游可以分为两个组成部分：国内旅游与国际旅游。通常的认识是：国内旅游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在其领土范围内进行的旅游活动；国际旅游包括本国公民的出境旅游和外国公民的入境旅游（也有少部分国家采取不同的划分方法，如日本将本国公民和外国人在其领土内的旅游都称为国内旅游，只将日本人的出境旅游视为国际旅游）。根据两个部分发展的先后时序不同，旅游发展可分为两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是首先产生国内旅游，然后是出境旅游和入境旅游的发展；第二种是优先发展入境旅游，然后才有国内旅游和出境旅游的发展。

一般认为，在两者的关系中，国内旅游是基础，国内旅游的充分发展会为国际旅游的发展准备必要和充分的条件。从事物发展的一般逻辑来说，人们的旅游活动应该是先近后远，先国内后国际。相应的，按照正常的发展时序，应该是先发展近距离的国内旅游，再发展远距离的国际旅游，包括入境和出境旅游，其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处于较低的水平时，国民的收入较低，可自由支配的收入也比较少，能够用于旅游消费的资金很有限。同时，由于生产力水平不高，劳动者的工作时间较长，可自由支配的余暇时间较短。在这种状况下，旅游者通常会选择花费较少且需要时间短的国内旅游。假设所有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都处于较低的水平，那么，最初的时期就只会发生近距离的国内旅游。随着国民收入的逐渐增加，人们可自由支配的收入日益增长，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也越来越多，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进行花费较大和用时较长的出境旅游。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出境旅游当然就是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入境旅游，这样，国际旅游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因为各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现实社会中我们看不到国内旅游与国际旅游的先后继起。但如果我们观察人类社会旅游发展演进的长期历史，就会发现这并不是一种主观的猜测，而是旅游发展的必然过程。

第二，国内旅游培养的能力和经验是国际旅游需求产生的基础。从旅游需求的角度看，人们刚刚开始进行旅游活动中，无疑会首先选择近距离的旅游目的地。这不仅是由于费用和时间的问题，还有其他方方面面的因素，都影响着旅游者的消费需求。国内旅游一般不存在语言障碍，目的地与居住地的生活习惯及环境差异也不会太大，这样旅游者不需要有太强的适应能力就能顺利地进行旅游活动。换句话说，旅游活动不仅需要费用和时间，也需要旅游者有探新求奇的欲望，有学习新知识的能力，有适应陌生环境和文化的能力。旅游欲望和能力的培养需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比较可行的就是先进行相对容易的国内旅游，取得相应的旅游经验和能力，再进行国际旅游。通常情况下，旅游者先要有国内旅游的经验和能力，然后才会产生出境旅游的欲望。

第三，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设施建设需要循序渐进。开发旅游资源与建设旅游设施必然都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水平到高水平。旅游发展之初，旅游者对旅游资源开发的水平要求不高，大多是比较原始的自然或文化景观就可以，不必进行大规模的开发与建设；旅游者的支付能力有限，各种旅游服务设施只要能满足基本的旅游生活需要就可以。随着旅游活动的不断发展，旅游者的支付能力和对旅游资源的要求会不断提高。为满足旅游者的需要，对旅游资源就要进行精心的设计、组织与开发利用，旅游服务设施的档次也随之得以提高。在接待不断发展的国内旅游的过程中，旅游经济网络逐步建立和完善，旅游资源开发利用和旅游设施建设的水平会自然地与入境旅游需求水平实现对接。

第四，政府的管理水平、旅游服务业的接待水平与接待能力要逐步提高。在国内旅游活动开始的时候，旅游者对旅游服务的要求非常简单，一般的服务水平就可以让旅游者满意。由于旅游发展水平还较低，对政府的管理能力的要求也较低。涉及旅游的政府有关部门有充分的时间和条件改善工作，提高管理水平。如果经过了国内旅游的充分发展，服务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就可以得到很大提高，企业的服务就可以满足旅游各个方面和多层次的需要。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有关部门可以有效地积累管理经验，建立健全各种旅游法规，提高管理水平。这样，政府有关部门和旅游服务企业就完全有能力为有着更高要求的入境旅游者服务，也可以更好地为本国旅游者的出境旅游提供服务，保护旅游者的利益。

综上所述，按照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旅游发展应该先是国内旅游的发展，具备一定条件之后，才是国际旅游的发展。因此，先发展国内旅游，再发展国际旅游的旅游发展时序，可以称为旅游发展的一般时序或常规时序。与此相反，则称之为旅游发展的特殊时序或非常规时序。

从各国旅游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绝大多数的西方发达国家是自然时序，也就是常规发展；而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是特殊时序，即非常规发展。旅游及旅游业的常规发展基本上都是与本国经济和生产能力的逐步提高相适应的，经历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旅游压力不太大的情况下，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有充分的时间适应旅游发展的需求，逐步增加供给，达到供需均衡。以整个国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较高的政治、文化发展水平为背景，旅游及旅游业发展过程中与各方面的调适就相对比较容易，基本上不会因旅游业产生新的问题，旅游的发展也就很少有经济、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后顾之忧。非常规时序的旅游的发展实际上是一种被迫的选择，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在本身国内旅游还不发达的情况下，大量接待来自发达国家的入境旅游者。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水平与入境旅游者的需求水平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超前发展的国际旅游（入境旅游）会引起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结构性不适，造成许多发达国家旅游发展过程中不曾出现的问题与困难。

二、中国旅游的非常规性发展

（一）非常规性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正常情况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旅游发展应该是常规的时序。但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旅游发展所面对的客观外部环境已不允许中国按部就班地先发展国内旅游再发展入境及出境旅游了。因为从20世纪50年代起，世界国际旅游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中国的旅游发展实际上是被迫纳入到世界旅游总体发展的体系中的。20世纪50～70年代末世界国际旅游发展的情况如表3－2所示：

表3－2　20世纪50年代后国际旅游的增长

资料来源：张玉玑主编．旅游经济工作手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第457页．

从表中数字来看，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世界旅游业如果以10年作为分析单位，在速度与效益方面表现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50年代为起步阶段，高速低效；60年代为增长阶段，中速中效；70年代为腾飞阶段，高速高效。^[5]1978年，国际旅游人数是1950年的10倍多，国际旅游收入则达近33倍，国际旅游的发展速度的确惊人。在中国忙于政治运动的时候，世界范围内的国际旅游已蓬勃发展起来，旅游大潮汹涌澎湃。只是由于中国的封闭政策，才暂时把国际旅游者挡在了门外。一旦国门洞开，外国旅游者蜂拥而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中国的内部因素也适合旅游的非常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近30年的时间里，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中国的社会经济长期处于落后状态。改革开放以后，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和主要精力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制定各种政策的出发点都是为经济发展服务。要发展经济，就必然需要大量外汇。吸引入境旅游者，发展以入境旅游为主体的国际旅游，为国家建设赚取急需的外汇，就成为中国政府必然的选择。因此，不管中国旅游业的发育程度如何或者有没有接待能力，在改革开放之初，入境旅游的超前发展是历史的必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二）入境旅游成为中国旅游发展的先导

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旅游工作的情况来看，管理入境旅游一直是其最基本的职能，政府的注意力也都集中在如何接待入境旅游者方面。改革开放以后，入境旅游者的大量涌入促使中国以接待入境旅游者为主体的国际旅游迅速超前发展起来。入境旅游的超前发展并不仅仅表现在入境旅游人数的快速增长以及旅游外汇收入的增加，更为重要的是国家整体的旅游发展体制都围绕着入境旅游接待来运转。

首先，如何规范超前发展的入境旅游成为政府旅游管理的核心。由于政治体制的影响，中国政府对于涉外工作的管理一向非常严格，与旅游有直接联系且与入境旅游者有关的问题，都由政府有关部门进行相应的控制，如旅游涉外景点、场所的审批、旅游服务企业的设立与管理甚至于旅游涉外价格的制定等。在旅游发展的初期阶段，旅游主管部门主要是对涉外部分的旅游接待活动进行控制，将旅行社、旅游饭店等涉外企业纳入管理范围。随着入境旅游的不断发展，涉外旅游管理的范围扩大到旅游涉外餐馆、车船公司、内河豪华游船、医疗机构、旅游商品等，有一些地方甚至对美容美发业也进行涉外旅游定点管理。^[6]对旅游涉外的所有事物进行专项管理是入境旅游超前发展时期中国旅游管理工作的重要特征。

其次，旅游服务业经营活动最突出的特征是以接待入境旅游者为中心。旅游服务企业中较为典型的是旅游饭店和旅行社。在入境旅游快速发展之前，中国的饭店企业基本上都是招待所性质，而且设备陈旧、条件简陋。围绕着为入境旅游者服务，旅游饭店企业量的扩张是非常明显的，更重要的是企业的经营管理和服务水平发生了质的飞跃，主要表现在中国的旅游饭店因大量接待入境旅游者而基本与国际惯例接轨。旅游主管部门之所以推行星级评定制度，其目的自然是为了适应发展入境旅游的需要。旅行社也基本上都是为入境旅游服务的，从1985年国务院颁布《旅行社管理暂行条例》起，从事国际旅游（入境旅游）的接待一直是大多数旅行社业务的主体，没有入境旅游接待业务，就没有现在旅行社发展的局面。

最后，入境旅游的超前发展引起了对旅游认识的转变。入境旅游的发展在为中国经济建设赚取了一定的外汇资金的同时，引起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旅游认识的转变，旅游发展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认同。在入境旅游发展的过程中，政府积累了规范和管理旅游及旅游业的一定经验，旅游服务业提高了经营管理水平，一般民众对旅游活动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为中国旅游的全面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可以说，入境旅游的快速发展既是中国旅游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又刺激了中国旅游的整体以更快的速度发展。

（三）国内旅游的体制外发展

关于各个国家的国内旅游情况的数据向来较为少见。据世界旅游组织（WTO）在20世纪80年代的推测，国内旅游人数大约是国际旅游人数的10倍。世界旅游理事会（WTTC）于90年代估计，国内旅游的人数大大超过上述比例。^[7]旅游经济收入方面也是国内旅游居主要地位，据世界旅游组织统计，国内旅游约占整个旅游总收入的90%。^[8]一般说来，发达国家的国内旅游都非常发达，而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旅游比较落后，而且不受重视。

严格说来，现代意义上有组织的中国的国内旅游活动始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旅行社等旅游服务企业为国人的国内旅游活动提供了各种方便，如组织春季游杭专列、秋季海宁观潮等，促进了国内旅游活动的发展。由于战争及政治制度的变动，中国国内旅游的发展在20世纪40年代末被迫中断。

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民经济进入发展阶段，人民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人们相应出现了旅游活动的需求。各地出现了一些旅游经营商，组织人们外出旅游。但这些旅游商的运作并不正规，欺诈行为屡屡出现，有的甚至以组织旅游为名行偷渡香港之实。^[9]为了加强对旅游活动的管理，规范旅游服务行为，各地陆续建立了一些为国内旅游者服务的旅行社，国内旅游活动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文化大革命”期间，国民经济受到了严重破坏，旅游服务机构受到冲击，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极左思潮”的盛行，把旅游活动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进行批判，人们正常的旅游需要受到抑制，国内旅游活动陷入停滞状态。

改革开放以后，国内旅游迅速进入了复苏阶段。旅游活动日趋活跃也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重视。1981年，国务院旅游工作领导小组在《关于加强旅游工作的决定》中指出：“国内旅游事关党和政府与群众的关系问题，要积极创造条件，并组织接待好旅游的群众。”为国内旅游者服务的旅行社也在一些地方，主要是沿海发达地区建立或恢复起来。但当时中国的旅游接待能力非常弱小，难以承受入境旅游与国内旅游的双重压力。一时间，在一些旅游热点城市出现了人满为患的局面。鉴于这种情况，国务院有关领导又指示：对国内旅游“不宣传、不提倡、不反对”。其目的是为了集中有限的旅游资源，优先接待入境旅游者，为国家建设赚取急需的外汇。

这种状态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开始发生变化。1986 年6月20日，《中央会议决定事项通知》指出：“国内旅游业将进一步发展，国家旅游局应对国内旅游业通盘考虑，做出规划。”^[10]1993年，国家旅游局发布《关于发展国内旅游业的意见》，将“搞活市场，正确引导，加强管理，提高质量”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国内旅游发展方针。^[11]有关部门从这一年开始进行国内旅游抽样调查，表明国内旅游的发展已开始引起社会各方面的注意。国内旅游在回笼货币、稳定市场、促进就业等方面的作用得到充分肯定。理论界也加强了对国内旅游的研究，认识到国内旅游的兴起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面临着新的挑战，其中很重要的问题是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刺激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旅游业是新兴的产业，旅游的发展对于优化经济结构有着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国内旅游有着无比广阔的发展空间，随着国内旅游的发展壮大，已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各级地方政府纷纷出台政策，促进本地区旅游的发展，国内旅游终于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从表3－3可以看出国内旅游迅速发展的情况，尤其是国内旅游收入或国民旅游支出的快速增长。

表3－3　1985～2000年中国国内旅游人数与收入

注：＊从1993年起开始进行国内旅游抽样调查，该年国内旅游收入与上年不可比。
资料来源：何光主编．中国旅游业五十年．中国旅游出版社1999年．第200页；中国旅游统计年鉴．

表3－3显示，从1992～1995年，国内旅游人数迅猛增长，国民出游率（出游率指国民外出旅游的人次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近50%，已经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国内旅游收入在国民经济中已具有了相当重要的地位。1996年以后旅游人次数增速放缓，但旅游收入依然保持着高速增长，旅游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突出，也说明旅游人均消费明显增加，国内旅游活动的内容和质量在发生着变化。

（四）严格控制出境旅游

从旅游统计的办法来看，出境旅游是指我国（大陆）公民因公或因私出境前往其他国家或地区观光、度假、探亲访友、就医疗养、购物、参加会议或从事经济、文化、体育、宗教活动。^[12]按照公安部门的出入境管理的有关规定，出境旅游包括赴港澳旅游、边境旅游和出国旅游三个部分。中国旅游主管部门认为，出境旅游主要是指公民自费到境外的旅游活动。^[13]但实际情况是，截至1999年底，因公出境一直占出境人员的大多数。如在1999年，中国公民出境人数为923．24万人次，其中因公出境496．63万人次，比上年下降5．1%；因私出境426．61万人次，比上年增长33．7%。^[14]因此，在分析研究中国出境旅游的时候，要考虑公费出境，不能仅把自费旅游作为出境旅游发展的主线。

出境旅游由于要耗费大量外汇，所以一直是中国政府严格控制的对象。在20世纪80年代的出境人员中，主要是因公出境人员。国家对出境事由进行严格的审批，中共中央与国务院曾三令五申，禁止公费出国旅游，当然是指禁止以旅游为目的的出境旅游，因为公务出境是不可避免的，公务活动引起的出境旅游也是无法禁止的，将公费出境列为旅游活动是国际通行的规则。只是由于中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在日常管理过程中，不能把公务出境作为一般的旅游活动来管理。如果公务出境作为出境旅游的组成部分，则新中国建立后出境旅游一直开展着，不过它的经济性质不明显，更多情况下是一种政治活动。80年代以前，公务出境人数比较少，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对外交流的扩大，公务出境的人数迅速增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因公外出引发的旅游消费成为我国出境旅游活动的主体。

中国公民的自费出境旅游最早的形式是内地居民赴港澳探亲旅游。1983年，广东省旅游公司报请有关部门批准，组织本省居民赴港澳探亲访友，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这是我国普通公民组团自费出境旅游的开始。1984年，经国务院批准，这一做法在全国推广，内地居民赴港澳旅游得到快速发展。东南亚地区华侨、华人聚集，随着国内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赴东南亚地区探亲旅游的响声日高。1990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旅游局发布实施《关于组织我国公民赴东南亚三国旅游的暂行管理办法》，规定由海外亲友付费、担保，允许我国公民赴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探亲旅游，后又增加菲律宾为探亲旅游目的地国家。

20世纪80年代后期，边境地区的贸易及其他形式的交往日益活跃，人员来往频繁。1987年，国家首先开放辽宁丹东—朝鲜新义州一日游，边境旅游开始发展。后又陆续开放了与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缅甸、越南、老挝等国家的边境旅游。旅游形式从“一日游”到“八日游”不等。边境旅游方便了两国边境地区的人员往来，对促进旅游发展和边境贸易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边境旅游虽有一定的特殊性，但从其本质来看，无疑是出境旅游的一种具体形式。

随着探亲旅游、边境旅游等出境旅游的迅猛发展，满足了内地居民的出境旅游需求，也出现了不少的问题，原先的一些规定渐渐失去了约束力，造成了一定的混乱。为了规范出境旅游活动，1997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旅游局与公安部共同制定颁布了《中国公民自费出国旅游管理暂行办法》，将出境探亲旅游正式改变为中国公民自费出国旅游，明确了出国旅游的方式、管理原则及旅行社的特许经营问题。这个办法的出台标志着中国的自费出境改变了若明若暗的方式，正式进入了规范发展的新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国家对出境旅游有较严格的控制，但由于需求旺盛，出境旅游的增长还是非常迅速的。

表3－4　1993～2000年出境旅游情况(www.xing528.com)

注：＊1998年的因公出境增加了员工项目，出境人数与往年不可比。
资料来源：何光主编．中国旅游业五十年．中国旅游出版社1999年．第229～230页；中国旅游统计年鉴。

虽然中国（大陆）出境旅游人数占全国人口数的比例并不高，但出境旅游的绝对人数非常大，已成为许多国家或地区的重要客源地。

从中国旅游发展的历程来看，按照有关旅游统计的定义，20世纪50年代以来，入境旅游、出境旅游和国内旅游三种形式或多或少都存在，而政府发展旅游的工作重心一直放在入境旅游上。入境旅游超前发展是一种受重视的显性发展；国内旅游是一种不受重视的隐性发展；出境旅游是一种灰色发展。从国家对旅游发展的规划与管理及三种形式达到一定规模的次序看，中国旅游发展的时序是：入境旅游—国内旅游—出境旅游，表现为一种非常规的发展时序。

三、旅游非常规发展的特征

（一）国际旅游与国内旅游的二元结构

一般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即传统的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15]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这种二元经济结构是由于高水平专业分工的出现引起的，造成了城乡分离的状况。^[16]二元经济结构在发展中国家是普遍现象，而由于国家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原因在中国显得特别突出。^[17]二元经济结构是国家总体社会经济状况的描述，通常产业内部分割并不明显。但旅游业属于特殊情况，组成的行业成分复杂、旅游需求差异明显、国家的管制措施较严，也表现出二元结构的特色。

从本质上说，国内旅游者与国际旅游者在旅游需求上应该是没有根本区别的。在旅游常规发展的国家或地区，国际旅游与国内旅游需求的种类及水平层次就没有太大的差距，可以相互替代，市场的供求关系比较稳定。^[18]无论是旅游景点还是旅游服务企业，面对的是一个统一的市场。也就是说，无须对国内与国际市场实行差别化策略。

中国的旅游服务业面临着不同的情况，主要是入境旅游与国内旅游在消费水平上有较大的差距。据统计，1999年，入境旅游者来华旅游一次每人平均花费约1012美元，国内旅游出游人均花费394元，其中城镇居民国内旅游花费614．8元，农村居民人均花费249．5元，差距是巨大的。^[19]即使入境旅游者的花费中扣除33．1%的长途交通费用，其花费仍然是国内旅游者的十几倍。如此大的差距对于政府的管理及企业的经营都是极大的挑战。

这样，中国的国内旅游与国际旅游（主要是入境旅游）形成了两个相互独立的市场，形成了二元经济结构。加上政府对国际旅游与国内旅游采取不同的政策，就在体制上强化了这种二元结构。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由于入境旅游者的消费水平高，能够带来非常大的外汇收入，发展入境旅游的诱惑力是相当大的。随着国家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公民进行国内旅游的要求自然也日益强烈，且国内旅游的经济与社会效益也是非常显著的。但国内旅游的蓬勃兴起导致了国内旅游与国际入境旅游在旅游景区选择上的重合，增大了旅游景区的承载压力，造成入境旅游与国内旅游发展上的矛盾，使政府对旅游发展的管理陷入两难境地。由于入境旅游者与国内旅游者巨大的消费水平差异，两者需要的旅游服务是不可替代的，这无疑缩小了旅游企业的市场容量，增大了企业经营的风险。比如，中国的高档旅游饭店和国际旅行社基本都是以为入境旅游者提供服务为主。当入境旅游出现波动时，虽然存在大量的国内旅游者，但由于两者消费水平差异，国内旅游者并不能填补入境旅游者留下的市场缺口，造成饭店的闲置和旅行社的经营困难。

有研究认为，二元经济体制向一元体制的转化应从两方面入手，从技术与制度层面推进服务业的兴起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促进分工自然演化。^[20]由于旅游业的构成特点，消除其二元结构需要相关行业的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也需要政府有关政策的调整。

（二）对海外旅游市场的严重依赖

入境旅游的先期发展成就了中国旅游业，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中国旅游发展的初期，入境旅游即中国旅游业，旅游企业对海外旅游市场是一种绝对依赖。一旦发生市场波动，必将产生严重的后果。

有人曾对1989年的大滑坡进行反思：“海外客源市场多年来逐步形成了以日本、美国、西欧为主要客源的市场格局，但近一两年来国内外出现的许多新情况，尤其是政治风波之后的客源大滑坡，引起了人们的思考。大多数研究市场专家们认为，需要从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和评估我国现有的客源市场，需要对现有的市场格局来一个大的突破，才能开拓出一个新的局面。文章指出了现有市场格局的两大弱点：一是狭隘性。一方面，对市场地域和客户的固守不前，大家竞争；另一方面，无论从世界范围还是从某些重点客源国家看，存在许多空白。二是脆弱性。这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暴露无遗。如果不是过于依赖日、美和西欧市场，1989年的滑坡不至于那么严重。1990年客源总量逐渐恢复，客源结构已发生变化，台湾客源起了填补的作用。”^[21]但这种看法有一相情愿之嫌。实际上，世界国际旅游的客源地主要就是西欧、美国等西方国家。从1990年的情况看，主要的客源国在欧美。

表3－5　1990年主要旅游客源国

续表

注：这不是完整的名单，如缺少德国的统计数字，估计德国出境旅游人数在1992年约达7500万人次。
资料来源：［法］罗贝尔·朗卡尔．旅游和旅行社会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18页．

对于中国来说，除了港台地区及海外侨胞外，无疑要将日、美和西欧等国作为主要的客源市场，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至于吸引其他周边国家的旅游者，开发新的客源市场，既要做好宣传促销工作，又依赖于这些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入境旅游市场的多元化是不能够一蹴而就的。

（三）国际旅游承担着过重的政治与经济责任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起，国际旅游活动就成了国家政治工作的一部分，其目的就是为了对外政治交流的需要。入境旅游就是外事接待，提倡“友谊第一”，认为“外事无小事”。在入境旅游接待过程中，主要是注意国家的政治影响，注意从各个方面宣传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出境旅游的政治色彩就更为浓厚了。派出的人员要层层把关，出访的地点要认真选择，在境外的活动过程要进行严密的控制，主要是完成某些政治任务。在这样沉重的政治任务的压力下，国际旅游活动显然已经偏离了它存在的本来意义。

改革开放以后，除了一些较为特殊的活动外，国际旅游的政治色彩渐渐淡化，一般不再担负政治接待及宣传任务，但政治因素在国际旅游发展中的影响仍是至关重要的。无论是入境旅游还是出境旅游，国家之间良好的政治关系始终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条件，因为国家旅游需要政府间的合作与推动。从对应的角度看，人们又对旅游的政治影响寄予了很高的希望，认为世界旅游能产生三个层次的国际关系。“第一，在非政府层次上，不同国家的居民个人相互接触并体验不同于自己的文化，这是一种私人国际关系的发展。第二，有一种国际关系的公共层次，这关系到政府与政府之间对事关产业重大事项的处理，例如有关航空运输、移民、海关手续和双重征税条约的协定。第三，有一种企业—政府层次的国际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旅游涉及政府与国外私人投资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一些研究承认“旅游作为建立与改善和其他国家政治关系途径的重要性”，“旅游能够促进国家完整与国际间的了解、友好和平”，“世界旅行就是国际合作的一种根本性表述”，并认为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向西方世界的开放和国际旅游发展就是很好的见证。^[22]由于认识到了国际旅游在政治方面的作用，在发展国际旅游时，通常都会强调国家及地方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影响，发展国际旅游的举措不仅要考虑旅游的需要，还要照顾到政治方面的需要。

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开发国际旅游业的初衷无一例外都是赚取急需的外汇，以弥补对外收支中的逆差。国际旅游中的创汇功能被视为对国家经济做出贡献的重要方面”。中国发展入境旅游的目标不用说是为了给国家建设赚取急需而又短缺的外汇资金，国际旅游不得不承担起重要的经济责任。创汇成为中国国际旅游发展的首要和核心的目的，如何取得更多的外汇收入是政府旅游管理工作的着眼点。为完成创汇任务，大力发展入境旅游和严格控制出境旅游成为旅游发展政策的主要内容。由于比较严格的控制，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国际旅游业仍属于净创汇的经济部门，即出口特化的部门。^[23]

现在，中国已有非常巨大的外汇储备，2004年底达到6099亿美元，并还有继续增长的趋势。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及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出境旅游迅速增长。有研究者提出，对出境旅游宜“疏”不宜“堵”，要正确认识出境旅游的意义，国家有必要重新审视旅游业发展的大政方针。^[24]但同时，也有人认为出境旅游发展太快了，如果不进行有效干预，积极贯彻国家旅游局早先提出的“大力发展入境旅游，适度发展出境旅游”的方针，根据趋势分析，今后5～10年内，我国每年出境旅游支出的增长速度将超过入境旅游收入增长速度10个百分点左右。按此趋势发展，到2010年，我国国际旅游业非贸易逆差将达到500亿美元左右的超高水平，将对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产生重大影响。巨大的内需“漏出”也将对我国的最终消费产生明显影响。对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25]从这种观点看，旅游创汇的思想还是深入人心的。

中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及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决定了国际旅游不可能超然物外，在完成所承担的政治、经济任务的过程中，其自身的发展必然会受到某些微妙的影响，这是不可避免的。

（四）旅游的超前发展造成产业结构失衡

无论是旅游还是旅游业都具有综合性的特点。旅游的产生与发展是与一定的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现代旅游发展的条件是现代市场经济高度发展。旅游发展的非常规时序在一个国家或社会还不具备现代国际旅游发展的基础时超前发展入境旅游，必然造成社会各个方面的不协调。“由于旅游是一种经济发达背景下产生的社会经济活动，对于那些经济发达程度低于旅游者来源地的国家来说，国际旅游业是人为强制性的叠加，而不是自然地生长于其既有的社会经济结构之上的，这种叠加必然会给整个经济系统造成新的正面和负面的冲击。”^[26]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超前发展入境旅游对经济结构的消极影响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从产业的角度看，旅游业的超前发展会引起产业结构失衡。旅游业不是传统的产业部门，它的生产要素涉及多个领域，包括食、住、行、游、购、娱等方面。一般认为，旅游业是一个带动作用明显的产业，旅游业的发展可以促进相关产业的进步。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旅游业属于后生的产业，必须在其他产业发育到一定程度时，旅游业才能具有正常发展的条件。有研究者认为：“只有在工业化后期开始重化工工业化后，才为旅游业的产业化提供了可能。”^[27]现代旅游是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对交通、住宿、基础设施等有很高的要求，这些部门必须具有扩大供给的可能，并且在保持产业结构协调的情况下，才能最大限度地扩大旅游业的产业规模。在中国旅游业发展之初，就有人提出旅游业与交通运输的协调问题：在中国搞旅游业要估计到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是很高；二是中国幅员广大，距离主要客源国较远，中国旅游发展的速度要和航空业的发展速度差不多，超过就是失衡。^[28]旅游业与其他产业的协调发展实质性的问题就是旅游业的发展需要其他产业的大量投入。在其他产业无力为旅游业发展进行大量投入时，旅游的超前发展必然会引起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失衡。旅游业的发展过程会因此遇到一个又一个的发展“瓶颈”。

虽然在理论研究中可以强调入境旅游超前发展是适度的，^[29]但实际的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非常复杂的问题。旅游业的依托性非常强，其生产要素依赖于其他产业的供给。旅游业的超前与所依赖产业的滞后必然影响旅游服务的整体质量，无法很好地适应旅游者的需要。同时，由于旅游业的超前发展，其发展的效率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尤其“国际旅游对于目的地国家与旅游相关的基础设施和专用设施有较高的要求，这种要求一般要比发展中国家已有的相关设施水平高出很多。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开发国际旅游之初都必须投入相当大的资本，而国内资金有限又常常导致引入数量可观的外国投资”。如果掌握不好有可能成为一个经济包袱。^[30]而且旅游业的超前发展也会造成资源利用效率降低，导致整体社会福利的损失。

【注释】

[1]［法］罗贝尔·朗卡尔．旅游和旅行社会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页．

[2]罗伯特·麦金托什，夏希肯特·格波特．旅游学——要素·实践·基本原理．上海文化出版社1985年．第3页．

[3]中国旅游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纲要．中国旅游年鉴（1991）．第105～116页．

[4]龚鹏程．旅游的精神文化史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49页．

[5]中国旅游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纲要．中国旅游年鉴（1991）．第105～116页．

[6]魏小安．旅游行业管理工作纲要．旅游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13页．

[7]阎敏．旅游产业化研究．南开大学博士论文（1997）．第13～14页．

[8]魏小安．旅游行业管理工作纲要．旅游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51页．

[9]魏小安．旅游行业管理工作纲要．旅游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50页．

[10]中国旅游大事记（1949．10～1994．12）．中国旅游出版社1995年．第61页．

[11]何光主编．中国旅游业五十年．中国旅游出版社1999年．第12页．

[12]根据《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00）第135页关于“出境游客”的解释而得出。

[13]何光主编．中国旅游业五十年．中国旅游出版社1999年．第225页．

[14]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00）．中国旅游出版社2000年．第9页．

[15]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63页．

[16]杨小凯，张水生．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11～112页．

[17]张军果，秦松寿．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固化与转化．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5（4）．

[18]王大悟，魏小安．新编旅游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57页．

[19]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00）．中国旅游出版社2000年．第1～3页、第50页．

[20]高帆．论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趋向．经济研究2005（9）．

[21]转折和开拓中探索——1990年旅游经济理论研究工作简述．中国旅游年鉴（1991）．第99～101页．

[22]威廉·瑟厄波德主编．全球旅游新论．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年．第48页．

[23]楚义芳．旅游的空间经济分析．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55、168页．

[24]张广瑞．中国出境旅游热的冷静思考——关于中国出境旅游发展政策的辨析．财贸经济2005（7）．

[25]戴学锋．出境游支出被低估国际游变花汇游．中国统计2005（2）．

[26]楚义芳．旅游的空间经济分析．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52～153页．

[27]阎敏．旅游产业化研究．南开大学博士论文1997年．第125页．

[28]陈纲．旅游概论．经济环境与旅游业发展——全国旅游局长研讨班授课材料汇编．旅游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18页．

[29]王大悟，魏小安．新编旅游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75页．

[30]楚义芳．旅游的空间经济分析．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54～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