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实证研究

一、外资对东道国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

外资进入东道国不仅带来了大量资金，更重要的是外资还带来了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当今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关键作用，科学技术一旦加入生产过程，就可以转化为物质生产力，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创新被熊彼特称为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其中包括：采用一种新方法；引进一种新产品；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开辟一个新市场；实行一种新组织形式，如建立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企业家创新者利用新技术、新方法，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而获利。创新总是由个别人先进行的，但创新活动所得到的利润鼓励其他企业家进行模仿，并形成创新浪潮，这时整个社会生产率提高，社会就进步了。外资的进入往往会提高东道国的技术水平，这种技术提高通常是通过技术外溢效应在东道国表现出来。

（一）技术溢出效应的特点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是指由外资带来的人力资本、技术创新等因素通过投资渠道导致技术在东道国的非自愿扩散，由此提高了当地生产率，进而对东道国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而跨国公司及其子公司又无法获取所有收益的情形，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一种外部效应。这里的技术既包括硬技术如生产技术、加工技术等，又包括软技术如生产组织技能和企业家精神及管理技能等。技术溢出效应表现出以下特点。

1.外部性

技术溢出效应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外部性。从经济学角度来讲，技术具有“公共品”的外部经济特征，即追加服务并不增加成本。技术溢出是技术的非自愿扩散，表现出市场机制之外的特征。任何一项知识技术，它的内部结构中总有一部分是由公共知识构成的，随着技术的广泛运用，其内部结构中会有越来越多的专有知识转化成为公共知识。而公共知识的使用不受使用人数、使用次数的影响。因此，技术溢出效应被认为是具有正向外部性的经济活动。

2.互动性

在技术溢出的过程中所说的互动性是指，外溢效果是由外商投资企业（技术的所有者）、东道国企业（技术的接受者）以及东道国的市场环境共同决定的。从微观的角度看，虽然是由外资企业决定在东道国投资的技术水平，但东道国的许多自身因素决定技术吸收程度。这也是技术溢出效果在不同国家会产生不同表现的原因。从宏观角度来看，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市场结构、产业关联度、聚集度、金融市场效率、经济开放度等因素也影响东道国对技术溢出的吸收。

3.不确定性

技术溢出的效果具有不确定性。其不确定性来源于两个方面。首先来源于外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使用技术的方式是典型的“内部化”方式。即技术内部化转移，这样可以减少技术向外扩散，有助于维护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和保持市场竞争力。这种技术内部转移阻碍了技术溢出。其次源于东道国自身，如东道国和投资国企业的技术差距、东道国企业的人力资本等，都会影响到技术吸收能力，而技术吸收能力又是影响技术外溢效应的重要因素。另外，前一点提到的宏观因素，也会决定技术溢出的效果。

4.不易测度性

由于技术溢出的互动性和不确定性，势必带来其不易测度的特点。在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衡量时，很难用微观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方法来测算。

（二）技术溢出效应的表现

1.技术传播

东道国通过吸引外商投资，以促进国内某项产业的技术升级，从而带动与该产业有关联的一系列相关产业的技术水平的提高，提高相关联产业的技术水平。

2.示范效应

即通过外资企业的示范作用，推动东道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具有较高技术水平和管理经验的外资企业，其研发投资占产品销售额的比例较高，高的研发投入也为其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利润。外资企业为东道国企业提供了学习的榜样，当地企业通过学习模仿，不断吸收、消化外资带来的先进技术，并通过自身加大研发投入，最终带来东道国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管理能力的提高。

3.竞争刺激技术进步

外资企业往往拥有技术上的绝对优势，外资的进入使内资企业同外资企业的竞争越来越多，为了能维持原有的市场份额，东道国不得不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提高自身的技术实力。

4.对员工的培训作用

技术含量高的外资企业对人员的素质和业务能力水平要求同样较高，外资企业经常对员工进行培训，以保证其用人的需求。他们培养了一大批高技术水平的高级人才。随着这批人才在各行业的流动，也推动了国内相关产业的技术提高。

然而，众多学者的实证研究都表明了外资的技术外溢效应并非总是正向的，实证结果并不支持外资正向溢出的假设，如Blomstrom（1994），Haddad和Harrison（1993），Aitken和Helpman（1999）等的研究。因为外资技术溢出过程受多种因素影响和条件制约，尤其是东道国消化吸收能力和技术基础，技术溢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Balasubramanyan（1996）认为，只有在东道国具备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充足的人力资源时，外资才能推动经济强有力的发展。显然，要求存在一定程度的技术差距才会有技术溢出的出现，然而，这种差距又不能过大，如果本国厂商在现有的技术知识、教育水平的基础上无法对国外先进技术加以吸收时，溢出效应将不存在。这一转折点被称为“门槛”，东道国需要具备一定的基础设施水平和劳动技术能力才能跨过门槛，享受正向的技术溢出效应。此外，从吸收能力角度来说，增强东道国企业对外来技术的学习、模仿、吸收能力，使得企业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去吸收外部技术扩散。

从国际经验看，如果是单纯依赖外资的技术，则会陷入“技术依赖陷阱”，如拉美国家曾依靠大量吸入外资，获得了经济的繁荣，但由于没有吸收、消化外资带来的相关技术，国内的技术水平没有得到显著的提高，国家经济的繁荣不能长久；而战后的日本，则是在学习引进的基础上，大力开展自主创新，使得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得到了提高，成为技术强国。因此，不同地区间由于吸收外资规模不同以及原有技术基础和对技术的吸收能力不同，必然产生技术地区影响差异。

（三）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相关理论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加速发展，国际上的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技术转移的机制和政策提出了一些具体的理论，初步形成国际技术溢出的独立理论体系。(www.xing528.com)

麦克多加（MacDougall，1960）在分析直接投资的一般辐射效应时，首次指出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现象即技术溢出效应。同一时期博伦兹斯坦等人的研究认为国外投资者把该技术传播给东道国，产生了社会效益。研究基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国家的外资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根据69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检验，得出的结论是发展中国家较高的经济增长与来自经合组织各国的外资呈正相关的关系。这一检验的基本假设是：技术是国外直接投资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基本联系。

20世纪70年代卡维斯（Caves，1971）第一次将技术扩散的外在性分为3种：①原本有巨大进入壁垒的行业，由于外资企业的进入，遏制了垄断扭曲，改善了资源配置；②跨国公司不断增加的竞争压力，刺激当地厂商提高技术效率，更有效的使用资源；③跨国公司的进入由于竞争或者重复模仿加快了技术转移和扩散的速度。以此来解释技术扩散给不同企业带来的不同影响。

之后，芬德来（Findlay）等学者成为该领域的主要贡献者。他们以各种形式的外溢存在为前提条件，用局部均衡理论模型分析东道国有关的外溢效应和决定因素。芬德来（1978）的理论模型正式将外商直接投资与其他国际资本流动相区别开来，首次强调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技术进步的影响。

芬德来通过研究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投资，构建技术升级的动态模型，检验了技术差距、外资份额等因素对技术扩散率的影响。认为如果投资的两个国家之间技术缺口越大，则技术进步的可能性就越大，从而越有利于其经济发展。

1.芬德来（Findlay）模型的基本假设

模型中有两个关键变量：相对技术差距（X_t）与内、外资本比重（Y_t），其定义分别为：

X_t＝B（t）/A（t）；Y_t＝K_f（t）/K_d（t）

式中，B、A分别代表东道国与投资母国的技术水平，且A _t具有指数

行增长：＝n；K_f，K_d分别代表外商资本额与国内资本额。

模型的关键假设是国内技术水平同时取决于技术差距x与资本比y：＝f（x，y），且有a f/a x＜0、a f/a y＞0。其中a f/a x＜0反映了“技术差距论”，即某一时刻投资母国与东道国技术之间差距越大，则技术学习的空间越大；a f/a y＞0则表示技术传染效应，即外资企业所占的比重越高，则可供东道国企业技术模仿的机会也将增多。

芬德来进一步考察了资本积累过程。假设国内资本积累来自两部分：一是国内投资收益；二是对外商投资利润的征税。因此具有下述积累式：

式中，s表示利润中用于积累的固定比重，ρ_d、ρ_f分别代表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利润率，τ则是向外资企业征税比率。显然上述国内资本积累方程中有两个变量需要确定：ρ_d和ρ_f。芬德来进一步假设由于国内工资政策的作用，国内企业工资率的变化总是与其生产效率B保持一致，因此任一时刻：

ρd（t）＝ρd（0）＝ρd

为了计算出外资企业利润率，假设：ρ_f＝R（B_t/A_t）；且R′＜0，即外资企业盈利能力取决于外资企业相对技术优势。同时，外资企业资本积累方程式为：

2.芬德来模型的均衡分析

基于上述关于模型中4个核心变量B、A、K _f和Kd各自变化方程式的基本假设，芬德来集中考察了由 所构造的微分方程系统：

显然，的运动完全由以及决定。为了分析模型的均衡解，首先由＝0这一条件解出外资企业利润率：

即对于每一给定的技术差距x，都有对应的ρ_f与y值。芬德来分析的重点在于考察模型中参数的变化对稳定时（x^＊，y^＊）的影响。①当投资母国的技术提高，即＝n变大，其结果是x^＊变小，同时y^＊变大。这一研究表明，如果外商直接投资母国的技术进步加速，会加剧东道国与母国的技术差距，同时外商资本所占比重也将增加。②对外资企业征税税率τ变大，其结果是外商资本所占比重下降（y^＊变小），然而同时会出现x^＊变小，即技术差距进一步拉大。③特别强调东道国企业劳动效率提高所带来的积极影响。比如，如果当地企业加强对员工的培训，使得当地企业劳动生产效率上升，其结果是不仅技术差距将缩小（x^＊变大），同时东道国对外资的依赖程度也会相应减小（y^＊变小）。

芬德来的模型突出强调了外资流入对东道国带来的经济效益，尤其是外资企业对东道国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正是由于外资的进入，为东道国企业带来了更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的学习机会。

该模型的结论是：在FDI存量一定的条件下，国内外企业之间的技术缺口越大，则对东道国的潜在溢出效应也将越大。当技术缺口不变时，溢出效应与FDI存量成正比，随着FDI存量的增加溢出效应会变大。同时，FDI投资母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跨国公司效益、东道国实际受教育水平和边际储蓄倾向等其他因素也有可能通过影响技术差距或外资份额这两个变量，间接地影响外溢效应。

20世纪80年代达斯（Das）发现，溢出已成为跨国公司子公司的一种潜在成本，因为搭便车的当地企业迟早会变得足以与其子公司相抗衡。该模型承认了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存在，而且认为是一种竞争型的溢出效应，但该理论忽略了对当地企业决策和行为的探讨。

20世纪90年代，旺和布洛姆斯特罗姆（Wang＆Blomstrom）建立了关于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相互竞争的经济模型，结果表明技术外溢是由于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之间相互竞争而不可避免产生的。研究基于两点假设：第一，东道国企业积极的吸收技术外溢效应；第二，跨国公司能计算出技术溢出的成本。根据对方的约束，各自可以得出最有利的结果。理论上来讲，跨国公司和东道国企业都可能通过其投资决策影响外溢效果：跨国公司对创新的投资越多，外溢效果越明显；当地企业对新技术学习的投入越多，表现出吸收外溢的能力就越强。事实上，由于技术外溢效应使得投资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技术差距缩小，跨国公司为了保持其市场份额和利润，维护其产品的比较优势，不得不引进或开发新技术，结果又导致新一轮的技术外溢，即所谓的外溢正反馈。同样，东道国企业的学习行为也存在这种正反馈效果。

综上所述，在芬德来等学者看来，外溢效应源于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的技术差距，技术差距的大小和外资在行业中的份额决定了外溢效应的大小。同时各种外部变量，如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速度、外资企业利润率等也会影响到外溢效应。但之前的学者没有考虑到跨国公司和东道国企业的行为对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而旺和布洛姆斯特罗姆则考虑到跨国公司和东道国企业的决策两者共同作用带来的影响，并提出了“外溢正反馈效应”，认为除了一般的外溢效应外还存在正反馈效应，即这种外溢效应具有累积性，它取决于跨国公司和东道国企业共同的投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