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责任看发展：多元视阈的责任发展观研究成果

（一）合作发起行动攀升

多元伙伴关系开始成为21世纪公共机构创新的标志。它们致力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开发基础设施项目、提供各种服务。但是对它们治理的关注却没有跟上节奏，它们的责任机制伴随着许多局限，比如垂直性、官僚性、合法性、对有效合作的不当支持等。

从世界范围来看，当公私合作伙伴接手传统上被认为是公共的领域，比如水与卫生方面，它们就能够模糊责任界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们能够背离良好的治理，使公民更难理解与处理责任与利益的关系。公民社会组织和诸多社会运动也发现传统的公共机构责任有待进一步提高。

合作发起行动，范围包括从非正式对话与联盟到更加正式的伙伴关系。三类合作发起机构，按照责任被区分为不同类型：服务为基础的是那些直接提供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机构；资源型的是那些提供日益增长的私人与公共资源转化和跨国发展的金融机构；规则制定的，是那些致力于为市场与非市场的参与方联合设计、推广新规则和标准的机构。这些与众不同的领域，正在集聚并创造着联合伙伴关系，它们将服务提供，资源转化和规则制定糅合在一起。这些联合发起行动的表现取决于它们如何作出良好的决策以及它们对于关键利益相关方的正当性。相应地，也取决于它们治理与责任构建的程序与规范。这对于有些发起者尤为真实，这些发起者是公共资源分配的渠道、拓展方与仲裁者。

联合伙伴关系的治理与责任引起许多具体挑战，相应地，那些在企业与公共领域熟知传统与运作实践的参与方也面临许多挑战，最突出的就是它们需要塑造与那些具有不同经营哲学、规范与运作实践的组织之间的关系。它们在联合治理与责任方面的不足降低了效率，扭曲了预期的设想，也逐步削弱了环境与社会标准的执行。上述不足也降低了公共服务与设施的质量及获得上述服务的途径，从而成为一个主要问题。世界经济论坛一份总结报告指出：尽管有国际组织的推动，有效伙伴关系仍然是个问题，主要是因为对下述良好治理概念的模糊不清：包括责任、透明性、合法性、揭露、参与、决策、抱怨及责任表现报告。

当前的关注不断上升，至少那些基金会应该对纳税人负责。英国政府倡导减贫基金参与方采用新的评估条件，该政策建议强调必须要有标准衡量以责任为基础的受惠行为，同时呼吁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他捐赠方采用上述同样的方式实现联合治理。

发展中国家责任行动发起者的观点丰富了这场辩论。南非一个非政府责任发起者约翰·泰勒提到“伙伴的贫困”，根据他的经验，发达国家的责任发起者多年来一直把发展中国家的同行称为“伙伴”，但是使用“伙伴”这个词并不意味着在实践中有一个互惠的工作方式。上述状况系统地削弱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至关重要的流程，而这些流程都是保障和促进构建公平关系必不可少的。在实践中，现有的责任体系反映了捐赠者与受助者之间的讨价还价能力，并不能真正促进伙伴合作关系。

从公民社会的观点来看，伙伴、联盟还有其他各种形式的跨部门合作，为非政府组织介入提供了新的平台，同时也要求非政府组织自身做出相应的调整，也就是说，获得新的技巧和能力来协调这些复杂的关系，采用一种更加互惠的方式来践行责任。从纵向上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非政府组织的伙伴关系经常看起来不像伙伴，而更像典型的捐助者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调查发现，捐助压力、市场竞争、组织文化及监督与评估系统妨碍了发达国家非政府组织对其发展中国家同行应负的责任，也影响了最终的受惠者。

发展中国家关于发展的非政府组织面临着这样的挑战，它们必须对其服务的社会公众的兴趣与诉求更加准确地作出反应。当许多贫困国家的大多数全国与地方性非政府组织严重依赖外来基金，并时刻承受遵从并反馈捐赠体系的压力，它们运作起来其实并不轻松。关于发展的非政府组织的责任创新实践正在打破捐赠者驱动方法，优先把责任与其使命一体化，并且展示其责任给那些它们致力于救助的贫困者。

在多元伙伴与多元利益相关发起者模式下的联合治理意味着，当责任成为坐上谈判桌的一个必要条件，非政府组织将不得不变得更加透明和开放。在一些紧张关系中，水资源开始成为热点话题。例如在印尼，在水域卫生方面的公私关系和伙伴中，处理利益冲突是一个关键问题，在讨论合作目标与义务时尤其如此。在伙伴关系中有许多不平衡的地方，因为私营伙伴对其股东比对公众更加负责任。伙伴之间的利益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在尼泊尔、印度、埃塞俄比亚，水资源促进组织已经表明提高了治理水平，与此同时，责任行为也提高了取水点的分布及对穷人服务的整体水平。研究表明，对贫困人口的送水失败与决策程序不平等、忽视穷人的制度相关联。水帮助组织指出，人们不仅要问水和卫生设施在哪儿，也要了解谁该负责任。社区需要提供与服务提供商和政府的对话平台，以便人们成功地参与进来，这意味着保证本地人充分了解他们对水和卫生设施的权利，当前水与卫生设施状况，以及现存的政策与服务的责任与角色范围。

有效的责任依赖于在公民社会与国家中有足够的能力进行建设，而不是社区群众简单地批评缺乏责任就可以实现的。责任建设取得进步可以通过一些有价值的工具，比如公民报告卡、社会审计及公共支出跟踪等。根据世界银行的观点，上述方法在有些地区能够提升公共服务的水平，比如在印尼、巴西、阿根廷、乌干达等地的实践就印证了这一点。(www.xing528.com)

2006年底一份“伙伴宣言”敦促构建更加强有力的体系与框架，以便这些参与方都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该宣言鼓励公共机构、私人组织以及政策制定者采纳有利于促进而不是阻碍创新型伙伴关系的程序。严肃对待多元利益相关方伙伴的治理，就像对待其他许多重要承诺一样，通过真正地尊重其他人的贡献，创造一种优质伙伴行为文化。联合治理中的创新包括权利、风险和责任。

（二）走向共同责任

发展中的责任体系倾向于反映利益相关方权力与资源的不平衡。通过草根非政府组织或贫困社区使捐助者或公司高效作为常常收效甚微，结果往往是导致低效的发展成果与潜在的社会与政治不安定。

谈到共同责任，现在通常表现为政府对政府的帮助。英国海外发展机构通过评估方面的努力提升政府开发援助效率。共同责任要求分享捐助方与受惠方的目标，这种观点受到互惠承诺及提高回馈度的监督观点的支持。这里同样需要来自受助者的巨大呼声，提升其行动空间与能力来应对捐助方的挑战。

在捐助者与非政府组织关系中，研究发现，强调纵向、顺从为基础的责任行为会造成专门针对贫困的发展工作受阻。关键问题在于，责任发起者该如何更加敏感地应对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以及经常检查一个人的行为究竟是增强还是削弱了贫困者与无权者的声音。

许多学术研究正开始挑战“更多的责任必然更好”的假设。有学者指出女性工作者的劳动权利只有远离“顺从文化”与“责任文化”时才会被意识到。哈佛大学一位访问学者Alnoor警告说责任“近视”通常在下面情况下会出现：①责任仅仅被看做发展参与方彼此隔离的关系。②把责任实践当做短期、循规蹈矩的行为。它窒息创新，而不是责任实践作为一种通过学习、适应及联合协商等手段使其实现长期社会变化的途径。这蕴藏着真正的危险，2004年非洲撒哈拉地区的调查表明，提升农民利益的地位对确保互惠责任至关重要。评估固然是重要的，但我们还应该思考超越评估标准的东西，它会有助于建立利益相关方彼此负责的责任体系，这种安排可以称为“责任契约”。

一个成功的例子是MFA（Multi-Fiber Arrangement）论坛，这是AA1000召集公共机构、企业、公民及劳动组织共同参加的一个国际联盟，致力于创造纺织行业的责任供应链，同时遵从MFA的目标。公共机构把资源与政策同审慎的商业决策联系在一起来考虑，非政府组织与劳动组织投入了供应链的设计之中，该供应链符合关键的社会与环境条件，该条件有利于产生企业、其他各参与方及社区的责任竞争力。

共同责任存在的理由是因为，理解参与方彼此的独立，理解彼此不同利益牵挂，理解他们需要在一种信任环境中工作，理解彼此授权以便发挥自身最大优势，这就需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强有力的共同责任形式。

该论坛成功的关键是其联合治理架构，2006年5月，一项研究计划（由克林顿全球行动）致力于了解全球发展援助的效率问题，该计划审视了全球供应链中在健康、基础设施与微观金融领域的组织与资源。作为该计划的成员，AA1000在壳牌基金的资助下参与了这方面的研究。

它重点研究决定这些发展伙伴参与方效率的责任究竟是什么？AA1000得出结论，责任的缺失与不合作的激励是发展中供应链效率低下的原因。表现为：①发展成果不可能通过单独行动的参与方（比如，企业、政府和公民社会）来高效产生，尤其在这样一个复杂、动态交织的世界中。②这些参与方之间的协作。该协作以其各自的利益（兴趣）与能力为中心，要求他们了解彼此相互独立性。③创造某些超越这种相互独立的东西需要一种合作的方法，该方法使彼此理解并接受彼此的角色，以便支持他人的利益就如同维护自身利益一样。④积极的合作也要求对“共同责任”或“责任契约”的本质有着一致的认同。

上述建议，将使我们超越了对自我规范与法律的毫无新意的争论。确实有这样的需求，在发展过程中更深入地参与全球公民社会，责任参与方一起确定问题及最想实现的结果，从而顺理成章地确定责任行动、成功参数与目标及资源需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