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问题：可行能力视角及其意义

（一）可行能力视角更准确识别贫困现象

贫困者就是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能力（包括了创造收入的能力和机会），贫困生活是一种没有自由去从事一个人有理由选择的重要活动的生活，有着各种“不自由”的现象，饥饿、可预防或可治愈的疾病的流行、社会隔离、经济不安全和缺乏政治自由。“如果一个人没有可行能力避免可防御死亡率，不必要的疾病，或者可避免营养不足，那么几乎可以肯定他在重要方面受到了剥夺。也许还有更加高级其他类型的可行能力，也可能获得普遍同意的，比如因个人明显贫困而不能无害羞地出现在公共场合。”^[15]

由于可行能力及作为其本质的自由在个人发展过程中的中心地位，使得考察其决定性因素变得格外重要。必须充分关注个人有助于决定个人自由性质和作用范围的社会因素，特别是政府的行政行为。政府的社会安排对确保并扩展个人自由可以具有决定性意义。一方面，政府对于自由权利、宽容、交换和交易的可能性的社会保障，影响个人自由；另一方面，政府对于那些在人们可行能力的形成和使用上极端重要的那些条件，诸如教育和基本医疗保健等的实质性公共资助，也大大影响个人自由。政府行政需要同时注意影响个体可行能力和自由的这两类决定性因素。另外，阿玛蒂亚·森还认为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对市场机制同样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纯粹的市场机制是有严重的局限性的，必须通过适当地培育新的伦理观念和拓展新的体制性安排来超越它。阿玛蒂亚·森心情沉重地说：“在当代世界，资本主义所面临的那些重大挑战，包括不平等问题（特别是在前所未有的丰裕世界中都存在那种摧残人的弱势群体），以及‘公共物品’问题（即人们共同享受的物品，例如环境）。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几乎肯定需要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机构和制度。但是，在许多方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作用范围本身，也可以通过适当地培育对上述问题敏感的伦理观念来加以扩展。市场机制与多种多样价值观的相容性，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正视它，并同时探索体制性安排以超越纯粹的市场机制的局限性。”^[16]按照可行能力的观点，认识个人自由的意义可以从“个人享有的实质自由”和“个人拥有的工具性自由”两个维度进行，前者意味着个人“拥有去做一个人所珍视的事”的可行能力，后者则是实现个人实质自由的现实途径。而解决教育和医疗不公以及弱势群体被剥夺问题，显然是实现个人实质自由的现实途径。

有手段不挨饿而出于自愿禁食的人，不同于没有手段而不得不挨饿的人。两者虽然都最终挨饿和没有足够的营养，但没有手段避免饥饿的人是贫穷的，禁食者在这方面并不贫穷。假如某人有高收入，能买他需要的任何东西，可仍然浪费机会，并且最终生活悲惨，而称他为“穷人”就古怪了。他有手段去生活得好且不贫穷，可他还试图造成某些贫困，这不会使他处在穷人的行列中。

可行能力视角正视了人际差异的存在。由于收入和可行能力之间的工具性联系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在把收入转换成基本能力上就有着多样性。在收入剥夺与将收入转化为功能性活动的困难之间存在某种配对效应，转换过程中遇到的障碍会使将收入转变成可行能力变得更加困难。一个年龄老、残疾程度更严重、或者是病况更严重的人需要更多的收入（以便得到照料、矫正残疾、接受治疗）才能实现和别人相同的功能性活动。由此所显现出来的可行能力剥夺比从收入维度显现出来的贫困更加严重，在执行公共政策提供援助的时候考虑这一点特别重要。

（二）可行能力方法有助于澄清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概念

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本质上都是贫困常见理解的构成部分，如果人们行将饿死于饥荒，那么可以合法地把它理解为严重贫困的情况，甚至无需通过详细探究相对贫困来补充分析明确的绝对贫困。另一方面，即便没有人饥饿，可一些人与另一些人相比较，被严重剥夺了，并且把他们的相对贫困看成严重的，那么也可合法地断定贫困，就算这些标准完全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www.xing528.com)

以可行能力为中心的阿玛蒂亚·森更加重视绝对贫困的存在，他把相对贫困的分析方法当成是对绝对贫困分析方法的补充而不是替代，贫困概念中终究存在一个不可缩减的绝对贫困的内核，即把饥饿、营养不良以及其他可以看见的贫困，统统转换成关于贫困的判断，而不必事先确认收入分配的相对性。依据阿玛蒂亚·森的观点，存在一些基本的功能性活动，这些是社会必须实现的，如果某人无法实现，不管在商品和收入的拥有上如何，都是一种绝对贫困，所以，“对收入而言的相对剥夺，会产生对可行能力而言的绝对剥夺”。^[17]比如，在富裕国家的相对贫困的人，即使其绝对收入按世界标准是高的，也会在可行能力上处于非常不利的状态。因为，在较为富裕的国家，要花更多的收入购买足够的商品以实现同样的社会功能性活动。这构成了一种锐利的认识，“贫困在可行能力空间内是一个绝对概念，而它在商品或者特性空间内经常是一个相对概念。”^[18]这一点，完全可以借用斯密和马克思观点加以论证，在斯密那里，生活必需品如果没有，甚至对最下等人来说，也会被社会习俗认为有伤风化的；马克思也说过，当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进入最低生活标准概念中时，在一个给定国家、给定时期，一个劳动者所必需的、最低生活标准所意味着的平均生活质量是众所周知的。

传统的贫困概念指的是收入过低，即家庭收入低于某个标准。这种定义现在看来是不够的，其缺陷在于仅仅以收入作为标准衡量贫困，这只是对贫困的工具性而非实质性理解。按照这种理解，消除贫困的政策将主要是利用各种形式的现金收入的再分配，这会对消除贫困工作产生误导。事实上，按照阿玛蒂亚·森的提法，权利剥夺、能力缺失才是导致贫困的真正原因。阿玛蒂亚·森认为，贫困是一种能力被剥夺的贫困，是一种权利被剥夺的结果。他认为贫困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当我们离开极端的和原生的贫困时，对于贫困人口的识别、甚至对于贫困的判断都会变得模糊不清”^[19]。

（三）开拓了贫困问题研究的新视角

森是从能力的视角去定义贫困的，认为贫困意味着贫困人口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的可行能力，从而区别于传统的贫困定义，开创了贫困问题研究的新领域，是贫困理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公告中所说：森在经济科学的中心领域作出了一系列可贵的贡献，开拓了供后来好几代研究者进行研究的新领域。

森以能力贫困来区别于传统的贫困定义，将贫困的原因分析从经济因素扩展到政治、法学、文化、制度等领域，把贫困问题置于经济学、伦理学、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综合研究之中，为贫困问题的研究开阔了新视角。

根据我国的现实状况，完全可以运用调查研究的方法了解人民群众作为“主体”所向往的可行能力或自由，得出适合我国现状的“权数”空间，真正了解到我国民众所处的实际境遇，为政府提供决策基础，从更加实质的意义上做到由“先富”达到“共富”、改善贫困人口的处境。这样，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融入到具体社会发展过程之中，切实贯彻实施“以人为本”，对我国当前解决贫富不均、实现更加公平和谐的社会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这种视角和方法同样可以运用到其他类似问题之中，作为我们解决此类问题的可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