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研究问题与展望分析

（一）研究中存在问题

1．“学科壁垒”依然明显

尽管当前理论界对于跨学科联合研究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学术自觉，并在具体研究工作中展示出了这一倾向。但从总体上来看，理论界关于科学发展观的研究学科壁垒依然森严，部分学者局限于狭窄的学科领域，从自身的学术框架中提出问题，依据自身的学科背景，自说自话，躲在小楼成一统，在狭小的领地“自得其乐”，满足于小圈子里“相濡以沫”，这种做法是有局限性的。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人类学、社会学、信息科学、生态与环境科学等各个学科之间应该加强联合攻关，这样才能推出建立在强力合作、协力攻关基础上的精品力作。

2．“体系情结”依然严重

长期以来，理论界一直存在着挥之不去的“体系情结”，热衷于建构理论体系。理论体系在一个学科、一个理论发展的初期是必要的，这是学科成立的前提要件，也是理论走向成熟的标志。但构建体系是最难的工作，要求对理论有深刻的研究、全面把握和准确理解，这不是一般理论工作者所能达到的要求，在国外只有大师级的学者才敢于承担建构理论体系的工作；在我国却相反，任何学者动辄构建体系，编写教科书就是最典型的表现。有关科学发展观的诸多著作，很多学者都试图构建宏大的、完备的理论体系，而真正关照现实的不多，这使得本来源于生活的科学发展观在这种“自言自语”、“孤芳自赏”的理论生态中潜伏着脱离生活、远离大众而被边缘化的危机。希望体系的构造者少点，少点，再少点。要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留下了很多的思想，却唯独没有留下体系。

3．世俗偏见依然存在

当前对科学发展观的研究是“喧嚣”与“沉默”并存。理论界一部分人热衷于写一些无甚创见的“应景”文章，众声喧哗；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外一部分人一方面看不起那种“应景式”的研究，斥之为“非学问”；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对科学发展观采取沉默的态度。既然断定人家的研究是“非学问”，那么他们就应该彰显学者的本色，从“学术”的角度对科学发展观做出深刻的、富有原创性、学理性的阐释和研究。但奇怪的是，他们似乎没有任何兴趣。其实，从这种沉默中，很容易解读出隐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某种普遍性的偏见，即对本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创新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仿佛真正的理论创造只属于国外的马克思主义者或国外的学者，而本国执政党在理论上的任何言说只不过是意识形态式的言说。在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当今中国的发展模式及其理论动向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理论研究者对此却采取沉默或回避的态度，确实是令人费解的。

4．批判精神依然欠缺

科学发展观研究在有的地方整齐划一为注解、考据和论证，说明当下的学术生态是有问题的。科学发展观本来就是直面当代中国问题的理论产物，是在批判与反思现实中“出场”的。然而，它一经“出场”，其“问题意识”与“批判精神”便在理论界不知不觉中失落了。其实，来自理性的批判是必要的，因为现实总不是想象般完美；这种批判也是重要的，因为它具有提示、监督的价值。从我国当下的实际情况来看，马克思主义的建构与辩护的功能发挥得比较好，而批判与反思现实问题的功能则发挥得不好。

学者们对科学发展观的注解和论证工作做得比较好，而运用科学发展观这一理论武器批判现实则尚有很大的施展空间。如果我们的理论研究长期对现实问题视而不见，避而不谈，错而不纠，纠而不力，明哲保身，苟且偷安，这是无益于理论本身的。现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理论不敢通达现实，学术不敢触碰政治，理论与现实之间、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相安无事”、“和平共处”似乎成为了学界的“潜规则”，这个“潜规则”宛如空悬于头领的“高压线”触摸不得^[25]。如果任由“和平共处”的“潜规则”大行其道，这既无益于理论的健康发展，也无益于现实的理性塑造。任何马克思主义理论，只要它还是“真正的”理论，就不能放弃批判的精神和怀疑的头脑；任何现实，只要它不是专制和霸权，就没有远离理性批判和反思的“豁免权”。

（二）深化科学发展观研究展望

深化科学发展观的研究，仍是今后理论界、学术界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要注意如下几个方面：

1．关于科学发展观与国外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www.xing528.com)

我们知道，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上经历了从经济增长观、经济发展观、综合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再到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的几次转变，那么我国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与它们是什么关系，理论界需要对此做出明确的回答。从现实情况来看，西方70年代的综合发展观强调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社会转型、文化变迁、自然协调、生态平衡；80年代的可持续发展观强调发展要满足当代的需要但又不能影响发展的可持续性；90年代以来的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强调人的主体地位。严格地说，西方这三个发展阶段上完成的任务在我国都没有完成，也就是说，科学发展观承载着综合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这三个阶段上的目标，任务不可谓不艰巨。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说科学发展观是对西方现代发展观的一种超越，那么这种超越在理论上是如何可能的，在现实上是如何实现的？这是下一阶段科学发展观研究不可回避的一个理论和实践问题。

2．深化科学发展观的基础理论研究

就目前学术界对科学发展观的研究而言，带有宣传性、阐释性的研究较多，真正学术性的基础理论研究仍比较薄弱，如何强化这方面的研究，是理论工作者应当思考的问题。一些已经论及的问题有待深入，一些没有论及的问题则有待拓展。如科学发展观为什么能够成为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待进一步说明；科学发展观的体系结构、内在逻辑究竟怎样，有待进一步揭示；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定位、国际反应如何，需要进一步阐释；科学发展观社会化方式、途径的选择，不利于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的观念、体制如何消解，都需要再思考、再回答。任何现实问题都有其历史发展，任何理论问题都有其历史渊源。对于科学发展观的研究，应进一步总结历史上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经验和教训，梳理历史上发展思想演进的脉络。

3．细化科学发展观的实践研究

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与诸多因素相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要求、支撑系统、保障机制是什么，需要进一步研究；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其中，政府责任、社会责任、企业责任、个人责任等分别是什么，有待进一步明确；科学发展观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建设的指导作用分别是什么，需要进一步厘定。同时，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也需要及时总结和升华。

4．在学术研究与理论宣传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

科学发展观的研究无疑具有理论宣传的意义和价值，否认这一点是不现实的。但是，学术界对科学发展观的探讨首先应当是一种学术研究，不能把它简单等同于理论宣传。要深化科学发展观的研究，必须正确处理学术研究与理论宣传的关系，逐渐强化科学发展观研究的学术品格，增加科学发展观研究的学术含量。为此，要依据学术研究的规范和要求，遵循学术研究的思路，来展开对科学发展观的研究。只有这样，科学发展观的研究才能真正走向深入。

5．关于科学发展观的世界意义及其限度的研究

在第一阶段的研究中，学术界偏重于“中国向度”对科学发展观展开了“单向度的研究”，关注仅仅是科学发展观的中国意义、中国价值与意识形态属性，突出强调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是社会主义的发展观”^[26]，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另一方面，科学发展观也强调和谐发展、和平发展，主张建设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从这个角度来说，科学发展观也承载着某种“普世价值”，具有世界意义、世界价值和非意识形态属性。况且，中国的改革成就早就得到了世界的认可，西方很多学者长期跟踪关注中国的理论动向，不少西方学者早已开始研究助推中国发展的“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北京共识”，科学发展观提出之后更是激发了广大西方学者的理论兴趣。中国的理论工作者更有责任开启科学发展观研究的“世界向度”^[27]，使中国经验突破地域知识的层次，提升到世界意义的高度，凸显这些成果对于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普遍问题所具有的理论创新价值，从而在国际舞台上获得我们自己的学术话语权，增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格局中的发言权和说服力。

6．关于破解阻滞科学发展的各种社会矛盾的理论与政策研究

王伟光指出，中国之所以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因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还充满着需要不断解决的矛盾。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出现了各种矛盾。这些矛盾具有其客观现实性和不可回避性，要敢于正视矛盾的存在，科学地分析和解决矛盾。^[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