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与可持续的发展观，侧重于从外部视角来探讨人类社会福利的增加，但对人类自身发展与社会福利等问题重视不足。经济学家丹尼斯·古雷特认为，发展包括三种基本要素或核心价值：生存、自尊、自由。就群体及社会而言，发展不仅包括了经济发展的所有内容，而且还包括了文化的良性融合与交流、社会成员工作机会的增加、人们能够在系统制度框架下享有更大自由等。相对来说，后者可能更接近于人类发展所追求的终极意义。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后福利主义者认为，每个社会个体或群体均享有发展权益，包括社会、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权益。换言之，发展的状况不仅是一种用经济指标衡量的物质状况，而且更是一种基于权益扩展而形成的精神状态。戴斯盖普特进一步将人们所享有的发展权益分为基本性需求（维系基本生存所需的生物性需求）和享受型需求（政治和民事权利）两个方面。不难看出，上述两个方面的发展权益都可以归结为个体或群体自由度的扩张。因此，后福利主义的发展观实质上就是所谓的自由的发展观。
自由发展观的代表性人物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森在其著作《以自由看待发展》中，论述了一种特定的发展观：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自由也是促进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显然自由不仅具有目的性作用，而且也具有工具性作用。就目的性作用而言，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绿色革命、社会现代化等固然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但它们都属于工具性的范畴，发展应该以人为中心，其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是自由。就工具性作用而言，应该特别重视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直接作用的基本自由。例如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经济设施、社会机会、社会透明度和安全性防御等。
以上分析表明，自由的发展观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增长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观的认识范围，特别是与以往发展观注重人类所处外部条件的思路不同，自由的发展观更加关注个体和群体自身所享权益的扩展。[5]
自由发展观看来，“即使是一个很富裕的人，如果她被禁止自由地发表言论，或不得参与公共辩论与决策，也是被剥夺了她有理由珍视的东西”。“即使她对行使言论或参与的自由缺乏直接的兴趣，如不让她有行使这种自由的机会，仍然是一种剥夺。”[6]
森批驳了仅仅以GDP或人均GNP增长来衡量发展的狭隘观点，并提出了自己的发展观。森认为，衡量发展的指标不是国民收入而是可行能力（决定生活质量和幸福）；发展的本质不是经济发展而是人类发展。森的发展观具体可以表述为：
（1）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人类发展伴随着人们享有其所期望的生活的权利和自由地拓展提高生活质量的能力。人是发展的最终目的，社会上的一切都是为人服务的。发展要以人为中心，人的自由的扩展是判断发展的标准。聚集于自由的发展除了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等内容之外，还依赖于其他非经济因素，例如社会制度安排（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就业制度、保险制度等）、经济制度安排（企业制度、专利制度、金融体制、产权制度等）、政治制度安排（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决策、监督等权利）。
（2）可行能力发展观。森的发展观的关键是他主张用可行能力的扩展作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衡量指标。森认为，经济学关心的不应是商品，而是行为或能力。一方面，可行能力标志了个人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另一方面，可行能力体现的就是个人过某类生活或实现合理目标的自由，个人有实质自由去选择他认为有价值的生活，一个人的可行能力越大，他过某种生活的自由也就越大。(www.xing528.com)
（3）实质自由观。森认为，发展可以看做一个扩展人们所享有的实质自由的过程，发展要求清除那些限制人们自由的主要因素，即贫困、暴政、社会机会的缺乏与剥夺、公共物品的忽视等。对发展的评判必须以人们拥有的实质自由是否得到增进为首要标准。
从自由的视角来看待发展，表明发展并不能通过某个单一的纯经济指标加以测度，GDP、GNP甚至是SSNNP都不能揭示发展的多个维度，应该由发展的观念体系逐渐地形成相应的指标体系。同时，也正是因为自由的多个维度，所以发展问题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被解决，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不断发展的任务。
自由作为“工具——目的”的统一，本身具有建构性作用和工具性作用：自由作为发展的首要目的具有建构性作用。阿玛蒂亚·森的自由发展观所讲的自由是一种具有“实质意义”的自由，所突出的是享受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更具体地说，“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7]
由此可见，实质自由本身就是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所追求的重要目标，对发展具有建构性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本身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自由作为促进发展的重要手段，也发挥着工具性作用。通过实现这些工具性自由，能够帮助人们按自己的意愿过有价值的生活。上述以自由为中心的自由发展观思想，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自由既是人生活追求的目的，又是实现人自由的手段，或者说是工具。它集中体现了一个良性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协调发展的鲜明特征，而这也是一个社会所要追求的发展状态和发展方向。
森把对发展的重新理解用于构建政策框架。这种政策框架已被包含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中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中。可以说，森帮助形成《人类发展报告》的概念框架和测量工具，人类发展指数也成为森自由发展观的具体体现。从评估层面来说，人类发展分析路径强调评估发展的重点在于全民能力的拓展与提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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