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观最早可以追溯到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斯密在《国富论》中不仅说明了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促进国民财富的自然增长,而且探讨了国民财富的来源——增加资本的数量、改善资本的用途以及提高分工的程度。其中,斯密将分工看做是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相应的政策措施就是坚持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正是因为如此,“亚当·斯密所谓的‘财富的自然增进’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发展经济学’”[1]。不难看出,亚当·斯密将经济发展理解为一个通过自由市场来有效配置资源进而实现财富增长的过程,这可以看做是发展观、特别是增长发展观形成的最初阶段。
由于亚当·斯密将财富增长看成是经济发展的基石,因此其后针对经济增长的理论探讨成为经济学界的一个核心论题。在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起始于哈罗德(Harrod)和多玛(Domar)提出的资本积累模型,此后对经济增长理论的探讨基本上是沿着两条线索进行的:一是以索罗(Solow)、阿罗(Arrow)、乌扎华(Uzawa)、罗默(Romer)、卢卡斯(Lucas)等人为代表,他们在反思哈罗德—多玛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能够满足一般均衡条件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二是以纳尔逊、温特、杨小凯、黄有光等人为代表,他们出于对新古典分析框架的系统性反思,以演化经济理论为基础提出了所谓的演化经济增长理论。在发展经济学的演变历程中,20世纪40—60年代,结构主义经济学家刘易斯、缪尔达尔、纳克斯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原因是经济系统中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市场力量难以迅速地调整二元经济结构,因此就要通过国家计划筹集资金以推进工业化,即所谓的“工业化”、“资本化”、“计划化”。20世纪60—70年代,鲍尔、迈英特、舒尔茨等人试图在新古典主义的框架内解释发展经济学,新古典发展经济学反对国家干预,指出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实行自由贸易、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
综上所述,增长的发展观认为:①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促进国民财富的持续性增长,经济发展过程就是一个财富不断增长的过程,在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难以跨越的鸿沟。②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可以采用不同的增长模式:例如可以采用国家干预主义以实现赶超型发展,也可以采用市场自由主义以促进演化型发展。③对于经济发展的度量可以使用经济增长的指标来直接加以测度,例如GDP、GNP或者人均GDP和人均GNP,而无须考虑其他的经济变量。客观地说,增长的发展观强调财富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这点对于促进整个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特别是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增加物质财富是维护人类生存的第一要义。但是它将经济发展的内涵局限于物质财富的增长,其结果就可能忽略掉经济发展的其他内容,激励人们为了增加物质财富而损害其他效用,例如环境的破坏和自由的丧失,从而导致出现了“有增长无发展”的情况。这实际上为其他发展观弥补增长的发展观提供了客观条件。(www.xing528.com)
实践证明,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对促进经济增长、迅速积累财富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实现预期的发展目标,没有给人们带来所期望的福祉,反而出现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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