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励机制分析：委托—代理理论与目标函数

激励机制（motivated mechanism），是通过一套理性化的制度来反映激励主体与激励客体相互作用的方式^[77]，一般可分为外部激励机制和内部激励机制。激励机制受法律、行政效力及道德观的影响和制约，具有目的性、自发性、中介性、双重性等特征^[78]。

激励机制理论中最具影响的是“委托—代理理论（Principal－agent Theory）”框架下的激励理论。“委托—代理问题”源于信息不对称。在委托—代理关系中，代理人相对于委托人而言具有信息优势，能代表委托人行动。委托人作为机制设计的主体，根据观测到的信息来奖惩代理人，激励代理人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79]。米尔格罗姆和罗伯茨认为“激励和代理是互补的：一方的存在使另一方有意义”^[80]。

“委托—代理理论”是契约理论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它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当时的经济学家们不满足于阿罗—德布鲁体系中的企业“黑箱”理论，开始深入研究关于企业内部信息不对称和激励的问题。“委托—代理理论”的核心就是研究在利益相冲突及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委托人如何设计最优契约激励代理人。“委托—代理理论”的主要观点认为：委托—代理关系是随着生产力大发展和规模化大生产的出现而产生的，即委托—代理关系起源于“专业化”的存在。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使得分工得到进一步细化，权利所有者不再能行使所有的权利；另一方面，专业化分工的出现需要产生一大批具有专业知识的代理人。在委托—代理关系中，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的效用函数不一致，各自分别追求自身效益的最大化，这导致了两者的利益冲突。

“委托—代理理论”研究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激励机制设计，通过机制调节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目标函数，主要借助数学模型解决这一问题。“委托—代理理论”最早的数学模型是由威尔逊（Wilson，1969）、斯宾塞、泽克毫森（Spence and Zeckhauser，1971）和罗斯（Ross，1973）用“状态空间模型化方法”（State space formulation）给出的。其主要优点是每种技术关系都能很自然地体现，但此方法无法让我们得到经济上有信息的解（information solution）。随后，莫里斯（Mirrlees，1974，1976）用“分布函数的参数化法”（Parameterized distribution formulation）和“一阶化方法”（the first－order approach）建立了标准的委托代理数学模型，但该方法并不能保证解是全局最优的。鉴于此方法的局限性，格罗斯曼和哈特提出了“成本收益法”，避免了“一阶化方法”的困境，而“成本收益法”所要求的前提假定相对于“一阶化方法”而言要更为苛刻，所以该方法并不常用。之后，格罗斯曼和罗杰森推导出了保证“一阶化方法”有效的两个条件：分布函数必须满足单调似然率特征（Monotone Likelihood Ratio Property，MLRP）和凸性条件（convexity of distribution function condition，CDFC），对“一阶化方法”的条件进一步完善^[81]。

任何理论的构建都有自己的研究范式，这些范式都是建立在一些基本的假设前提之上的，“委托—代理理论”也不例外。“委托—代理理论”遵循以“经济人”假设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具体假设如下^[82]：

假设一：市场中存在着两个相互独立的个体，其中一方（代理人）必须在许多可供选择的行为中选择一种预定的行为，该行为既对自身效益有影响，也影响另外一方（委托人）的收益。

假设二：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都面临着市场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并且两者之间信息不对称。一方面，委托人不能直接观察到代理人的工作努力程度，代理人却十分清楚自身付出的努力水平；另一方面，代理人不能完全控制选择行为之后的最终结果。代理人选择行为的最终结果是一个随机变量，其分布状况取决于自然状况和代理人的行为。因此，委托人不能完全根据对代理行为的观察结果来判断代理人的努力水平，而必须设计某种机制，诱使代理人选择适合委托人利益的最优努力水平。

假设三：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有利益冲突。代理人的私人信息（隐瞒的知识或行为）影响委托人的利益（即收益），即委托人不得不为代理人的决策或行为承担一定的风险。由于利益冲突的存在，代理人便可能利用委托人委托的资源决策权谋取自己的利益，因此，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需要建立某种机制（契约）以协调两者之间相互冲突的利益。

与之相对应，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均衡契约也必须满足三个条件^[83]：

条件一：代理人选择具体的行动遵循效用最大化原则，即所谓的代理人激励相容约束条件。

条件二：在具有“自然”干预的情况下，代理人履行契约后的收益不能低于其期望收益，即代理人参与约束条件。

条件三：代理人执行这个契约将使得委托人的收益最大化，也就是说，采用其他契约都不能使委托人的收益超过或等于执行该契约所取得的效用，即委托人收益最大化条件。

“委托—代理理论”是建立在非对称信息博弈论的基础上的，非对称信息指的是某些参与人拥有但另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我们可以从非对称信息发生的时间和内容两个方面将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信息非对称性进行划分。从非对称发生的时间来看，非对称性可能发生在当事人签约之前（ex ante），也可能发生在签约之后（ex post），研究事前非对称信息博弈的模型称为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模型，研究事后非对称信息的模型称为道德风险（moral hazard）模型；从非对称信息的内容看，非对称信息可能是指某些参与人的行为（action），也可能是某些参与人的知识（knowledge），研究不可观察行为的模型，称为隐藏行为（hidden action）模型；研究不可观察知识的模型，称为隐藏知识（hidden knowledge）模型。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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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激励一词在中文中有两层含义，即激发与鼓励。管理理论的专业术语“激励”一词来自拉丁语，有两层含义：一是通过特别的设计来激发学习者的兴趣；二是提供一种行为的动机，即诱导、驱使之意。相应地，名词“motivation”有三个含义：一是指被激励的过程；二是指一种驱动力、诱因或外部的奖酬（incentive）；三是受激励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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