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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研究现状:信息资源配置制度研究及激励机制分析

时间:2023-11-2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李特尔将帕累托的这一研究结论称之为“帕累托最优”准则,并认为“帕累托最优”状态必定是有效的资源配置。阿罗、森、黄有光[5]等人在“帕累托最优”准则的基础上对社会福利最大化及其实现研究作了进一步深化。此外,还有诸多学者对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配置进行了研究。

国外研究现状:信息资源配置制度研究及激励机制分析

国外对于信息资源的研究最早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哈佛大学的奥廷格(Oettinger)在其主持的“信息资源政策项目”(Program on Information Resources Policy,1978)研究报告中,首次提到了信息资源[2],由此开始了对信息资源的研究和探讨,而信息资源配置作为信息资源管理领域一个重要分支,也日益引起了学者和专家的重视。

国外对信息资源配置的研究大多是在传统资源配置研究之上的拓展,倾向于从经济学角度出发,探讨信息福利带来的社会福利优化,并格外重视以政府为代表的非市场组织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在研究对象方面,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和政府信息资源是其研究的主要目标,此外信息技术的发展、革新和应用,以及信息不对称环境,也是国外研究信息资源配置问题时所关注的。

(1)传统资源配置理论

在研究一般资源配置时,市场配置是一种最为重要的手段和方式。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很早就提出了“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这一命题。他指出,在市场体系中存在着一只作为资源配置内在动力的“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各种追求私利的组织或个人趋向经济和谐[3]。之后,瓦尔拉斯(L.Walras)提出了一般均衡理论,开始探讨市场能否实现资源配置的均衡[4]。帕累托(V.Pareto)从瓦尔拉斯的静态均衡方程体系出发,探讨了各种经济环境下资源配置均衡的存在性,运用序数效用代替旧福利经济学中常用的基数效用,推导出完全竞争市场的均衡状态,即当经济运行达到有效时,如果不使至少一个人的满足水平下降,便不可能使其他任何人的满足水平提高。李特尔(Ian M.D.Little)将帕累托的这一研究结论称之为“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um)”准则,并认为“帕累托最优”状态必定是有效的资源配置。阿罗(K.J.Arrow)、森(A.K.Sen)、黄有光(Yew-kwang N.)[5]等人在“帕累托最优”准则的基础上对社会福利最大化及其实现研究作了进一步深化。此外麦肯齐(W.J.M.McKenzie)[6]、阿罗和德布鲁(G.Debreu)[7]从不同侧面证明了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和有效性;格林(Green)在一般均衡框架下引入了理性预期,证明了跨时均衡的存在性,后又进一步证明了随机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和稳定性;巴拉斯科(Yves Balasko)、马斯柯莱(Andreu Mas-Colell)、彪利(Truman Bewley)、斯卡夫(Herbert Scarf)及希尔德布兰德(Wenrner Hildenbrand)等在一般均衡理论研究中引入了微分拓扑方法[8]

在广泛研究的基础上,库普曼(T.C.Koopmans)将资源有效配置理论解释为在给定技术和消费者偏好的条件下,如何将有限的经济资源分配于各种产品的生产,以便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需要,并认为,资源有效配置问题的核心是对资源配置方式的设计和评价[9]

在资源配置研究领域,除了“看不见的手”之外,以政府为代表的非市场组织所发挥的“看得见的手(visible hand)”的作用也备受关注。伴随着垄断、外部性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一系列市场失灵现象的出现,用政府手段研究资源配置问题成为潮流。一些专家指出,为了保证社会福利最大化,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必须干预经济活动。如凯恩斯(J.M.Keynes)曾提出放弃自由放任原则,扩大政府功能,实行政府对经济全面干预的主张;沃尔夫(C.J.Wolf)曾对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进行比较研究,并对两者所存在的失灵现象进行了客观分析[10]

上述研究成果虽然都是建立在传统资源配置领域里,但因为信息资源也是一种经济资源,具有一般经济资源所共有的稀缺性、作为生产要素的人类需求性、使用方向上的可选择性等特征,因此这些成果对信息资源配置研究具有明显的借鉴意义。但又因为这些研究没有考虑到信息资源共享性、时效性、生产和使用中的不可分性、信息内容的非同质性等独特性,所以这些成果不能简单地移植到信息资源配置的研究中来。

(2)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及政府信息资源配置

目前国外学者关于信息资源配置理论的研究成果并不多,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的管理和配置以及政府信息资源的管理与配置。(www.xing528.com)

“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配置”这方面的代表文献主要有《Information Resources Allocation(IRA)Report(2003)》、《Information Resources Allocation(IRA)Report(2004)》[11]、《Guiding Principles for the Allocation of UT Libraries Information Resources》等[12]

此外,还有诸多学者对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配置进行了研究。例如,金格马(B.R.Kingma)曾对图书和期刊市场均衡、馆际互借与资源共享的联合收益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认为,图书、期刊、报纸、数据库等都是稀缺资源,图书馆只要加入馆际互借,便在进行资源共享,但并非所有参加资源共享的图书馆都具有经济效率;他还认为,信息资源共享的效率取决于共享的使用水平、成本以及顾客等待文献发送的机会成本[13]。另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的世界科技情报系统、综合情报计划,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提出的世界书目控制(Universal Bibliographic Control,简称UBC)计划、世界出版物的搜集利用(Universal Availability Publications,简称UAP)计划,美国联机图书馆中心策划的互联网编目计划(The OCLC Internet Cataloging Project,简称InterCat)、合作联机资源目录(Cooperative Online Resource Catalog,简称CORC)计划、团体存取能力(Group Access Capability,简称GAC)计划,以及各类图书馆之间普遍开展的馆际合作、馆际互借等,这些均是文献信息资源配置与共享领域有代表性的研究和实施方案。

政府信息资源配置研究是国外信息资源配置研究的一大重点及亮点。美国、日本以及包括英、德、法在内的欧洲国家等在此问题上都付诸了许多的努力和行动,取得了不少有用且有效的宝贵经验。

国外政府信息资源配置研究的主要特点和侧重点主要表现在:第一,通常由政府本身如美国联邦政府等,或者政府成立的专门的权威信息机构如英国的信息技术咨询小组、法国的国家科技信息研究所、日本的科技情报中心和日本特属情报中心等,通过出台一系列法规、条例、报告之类,指导并亲自参与到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活动之中;第二,政府信息公开是国外政府信息资源配置的重要内容,如美国的《公共信息准则》、法国的《全民信息计划》等,对此内容都有所涉及,并做了详细的规定;第三,基于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特点,政府信息资源配置过程中,也始终强调政府与私营机构的共同参与,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永远是发达国家信息资源活动的目标和动力;第四,数据库产业的发展是发达国家政府信息资源工作的一个重点,如日本、欧共体等国家和地区,都制定了相关政策法规,推出了相应的服务,为数据库产业的振兴和发展不遗余力。

(3)网络信息资源配置

随着因特网的兴起,网络信息资源配置研究成为了当今的研究热点。美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围绕网络信息资源的配置、整合和共享开展了一系列项目研究。不少专家还通过组织大规模的网络信息资源调查,撰写研究报告,为政府、机构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和参考。约哈利(R.Johari)等人在研究如何应用网络信息资源配置来实现效用最大化时,引入了对价格机制的思考,通过分析拥塞价格、边际成本等因素,建立纳什均衡;约哈利还指出了网络信息资源价格机制设计的两个重要目标,并通过展示和选择规模可变的资源配置机制,试图缩小人们的期望和现实之间的差距[14]。瓦里安(Hal R.Varian)在分析了网络环境下信息服务的特点后,指出近几年网络信息总量的增长和网络信息的消费揭示着信息的“马尔萨斯定律(Malthuslaw)”[15]。这种应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为研究信息资源配置提供了新的思路。此外,布朗斯坦(Y.M.Braustein)和霍古德(J.Hawgood)关于网络拥塞所增加的时间成本对网络信息资源配置效率影响的研究也颇具影响力。

目前,更多的专家和学者倾向于探讨信息技术的发展给信息资源配置及其他经济资源配置带来的影响,分析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如何通过激励机制来改变这一状况,导致生产更加有效率。早在1982年,Harris,Kriebel,和Raviv在《管理科学》上发表了题为“Asymmetric Information,Incentives and Intrafirm Resource Allocation”的论文,在《管理科学》创刊50周年之际,Madhav V.Rajan和Stefan Reichelstein借鉴了该论文在研究资源配置问题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在不对称信息环境下,通过管理激励,对企业内资源配置问题进行描述,并探讨了优化配置机制的问题[16]

随着市场的深化与扩展、信息极速膨胀与爆炸,每个人所能掌握的信息越来越有限,信息不对称会严重地阻碍社会效率,如何处理信息不对称已经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当务之急。信息不对称是我们需要机制设计理论的根本原因。如果能够研究出行业运行机制,设计出与之对应的“激励方案”,就有可能大幅度改善整个社会的效率和福利。作为“机制设计之父”的赫维茨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对经济机制理论做了开拓性研究,一举解决机制设计理论框架中的两个核心问题:激励相容原理和显示原理。1960年,他以一篇题为《资源配置中的最优化与信息效率》的论文拉开了“机制设计理论”的研究序幕。后来,他又写了《无须需求连续性的显示性偏好》、《信息分散的系统》等一系列著名论文,进一步完善机制设计的思想和理论基础。1973年,赫维茨在《美国经济评论》杂志上发表论文《资源分配的机制设计理论》,从而奠定了机制设计理论的基本框架。他认为,概括地说,经济机制理论所讨论的问题是:对于任意给定的一个目标,在自由选择、自愿交换的分散化决策条件下,能否并且怎样设计一个经济机制(即制定什么样的方式、法则、政策条令、资源配置等规则),使得经济活动参与者的个人利益和设计者既定的目标一致。赫维茨的经济机制理论包括信息理论和激励理论,并用经济模型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说明。赫维茨等人证明:没有什么经济机制有比竞争市场机制更低的信息空间的维数,并且产生了帕累托有效配置。由此说明激励机制设计理论一直就应用于资源配置领域,并在探讨如何使得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而,应用激励机制理论来研究信息资源配置问题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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