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学者高似孙在其所著的《子略》中说:“及观《吕氏春秋》，则淮南王书殆出于此者乎?”可见高已窥出两书在思想上的因承关系。近现代以来，许多著名学者，如:胡适、冯友兰、梁启超、范文澜、侯外庐、徐复观、张岱年等人均指出两书在思想内容和体系结构方面的相似，但详细论说的不多。对此进行深入分析探讨的，不得不提到牟钟鉴、熊铁基和葛兆光几位先生。虽然几位先生都是在认定二书为秦汉道家的前提下，对二书进行比较研究，探讨它们从思想学理到体系形式等方面的亲缘关系。笔者以为，暂时撇开二书共同的学派性质不论，我们能更清楚地认识二书在思想学术上的渊源关系。
牟钟鉴认为，首先，“从形式上看，《淮南子》直接效法《吕氏春秋》是毋庸置疑的”[17]，主要表现为三个表面，其一两书都是采用事先“规划，分头编写，最后综合成书的写作方式，《淮》书显然是借鉴了《吕书》，不过简化了层次，次少了篇数而已。”[18]其二，“两书主编又恰好都有为治国设计理论蓝图的目标。……因此，两书都对先秦道、儒、法、阴阳、墨、名、兵各家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具有综合百家的特点;两书对于社会政治、经济、道德、军事、哲学各主要领域，都分门别类地加以论述，使两书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19]其三，“先秦阴阳五行学说形成的宇宙时空模式和天象气候学理，首次在《吕》书中表现出较为完整的体系，即是《十二纪》纪首;……这一套阴阳五行的理论框架由于它最能契合中国农业社会的国情，因而在社会上普及化，相当深入人心。《淮》书的《时则训》讲一年四季气候运变法度，几乎照抄《吕》书《十二纪》纪首，只稍许有变动。”其次，牟钟鉴认为两书有共同的思想倾向，并认为“《吕》、《淮》二书的写作指导思想，皆以道家的法天依地、贵顺自然、无为而行为要，《要略》、《修务训》等参考《序意》，而二书同源于老子。”[20]笔者也以为两书有共同的思想倾向，但对牟先生的观点持保留意见，认为两书共同的思想倾向是杂家(上文已有论述)。第三，牟钟鉴认为“在一系列的重要观点上，两书颇为一致或相似;关于国家政体的构想，都有‘众封建’的主张，向往开明君主制;在治国论上，都提倡民本主义;在养生论上都倡言道家重内轻外主张;在教育理论上都强调尊师力学修身;在文化观上都主张包容兼收，反对独断和偏执;在军事理论上都反对偃兵而主张义兵，强调以德服人。这些说明《淮》书的写作以《吕》书为蓝本。”[21]牟钟鉴的分析是深入而细致的，笔者以为上述三个方面的论证已经能全面揭示出，《淮南子》一书无论是思想体系的构建、思想主旨的确立，还是学术思想的具体观念，都受到《吕氏春秋》的深刻影响，完全可以说《淮南子》是对《吕氏春秋》在汉初的继承与发展。(www.xing528.com)
熊铁基认为，“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淮南子》又是继承和沿袭《吕氏春秋》的。”[22]其一对于“道”的理解上二书是前后相承的。“至于‘道’的本身，主要是把它理解为自然性质的‘道’，‘保真’、‘贵身’、‘反情’就是这种自然性质，《淮南子》把这种想法明确地讲出来了，事实上《吕氏春秋》早已这样认为，所以它开头几篇就是《本生》、《重己》、《贵生》、《情欲》，关于‘道’的本身虽不如《淮南子》讲得详细，但遵循自然的思想还是明确的。”[23]其二，对于“无为而治”的理论方面，熊铁基认为《吕氏春秋》也充当了从《老子》到秦汉新道家不成熟的过渡形态，并说:“秦汉之际新道家关于‘无为’的政治主张，其思想渊源是在《老子》那里，从宇宙本体的‘道’(或者‘太一’)出发，发挥‘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提出并实行了‘无为而治’，《淮南子》就是这方面的总结性的著作。”[24]即《淮南子》是秦汉新道家“无为而治”理论最成熟的代表。熊铁基还从无为政治的理论基础、无为政治的理想局面、无为政治的中心内容是君主无为、无为政治是贤人政治、无为政治的基本观念之一——贵因、后与柔也是无为政治的基本观念、无为政治要求君主节欲反性、“为治之本，务在宁民”、礼法仁义与道和无为的关系、“制礼义、行至德、而不拘于儒墨”等等十个方面，将其归结为《淮南子》的无为政治，并与《吕氏春秋》作对比研究，他指出:“《淮南子》和《吕氏春秋》有很多相同的地方，说明这两部书的关系很密切，《淮南子》受《吕氏春秋》的影响很大”[25]，《淮南子》的政治思想是否完全是“无为政治”还有待商榷，但是《淮》书在政治思想方面对《吕》的借鉴与吸取则是肯定的。我们说杂家都是把“王治”作为其思想的最高宗旨，杂家的著作都是一些政论书，《淮南子》在政治思想方面对《吕氏春秋》的吸取，并深受《吕》书的影响，正说明《淮南子》是先秦杂家学术在汉代的传承和延续。
《淮南子》对《吕氏春秋》的借鉴与汲取，牟、熊二位先生已经论述得很深入透彻了。至于《淮南子》对《吕氏春秋》的发挥和发展，牟钟鉴认为:“就理论的深度和开拓的广度而言，《淮》书大大地超过了《吕》书，因此，我们不能说《淮》书只是简单地模仿《吕》书(某些模仿也仅限于形式上)，而是内在地继承和创造性地发挥了《吕》书的思想，因而形成《淮》书特有的价值”[26]。熊铁基认为:“《吕氏春秋》试图统领各家而未果，其‘执一’、‘不二’、‘天圆地方’等等，多半还是讲‘君人南面之术’，主要是从政治上着眼的。……其《原道训》、《天文训》、《俶真训》等对于道的描述，倾向于实写，对于宇宙的形成、人类万物起源、生命和心理的起源等等的议论，都似乎比《吕氏春秋》前进了一步。从一个新的学派发展来看，《吕氏春秋》还在形成阶段，所以它表现得杂，组织得不够严密、重复，条理也不很清楚，思想体系不很完整。《淮南子》则是成熟阶段的作品，结构比较严谨，层次分明，思想体系比较完整。”[27]葛兆光不仅指出:“与《吕氏春秋》一样，《淮南子》也试图为思想世界提供一个可以容纳一切知识的架构”[28]，而且详细分析论证了《淮南子》较之于《吕氏春秋》在五个方面大的发展。他认为:第一，“《淮南子》更凸显‘太上之道’的绝对优先意味，并将其置于天、地、人之自然法则与生存本原之上，作为思路起点与价值依据。”第二，“《淮南子》修正与丰富了《吕氏春秋》仅以时间(十二月的天象历法与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世俗哲理)为理论线索的简单思路，对宇宙的起源、宇宙的空间(天象、地形)与时间(时令、历法)、宇宙与人类的微妙对应、幽冥与世间的互动关系、人类自身的起源及生存等等，都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并把这些思路整合成一个完整的框架。”第三是“从天地人神关系出发，《淮南子》的视野又扩展到社会问题的领域”。第四，“《吕氏春秋》在十二纪外，另有八览六论以补其不足，《淮南子》在凸显‘太上之道’的《原道》一篇，讨论天地人的《俶真》、《天文》等六篇，安排社会秩序的《本经》、《主术》等六篇以外，也补充了看似庞杂的若干篇章，但与《吕氏春秋》的八览六论不同，它并不孤悬于前面的基本框架之外，而是与前面各篇交光互影，囊括春秋、战国以来的各种学说，已构成一个新的体系。”第五，“《淮南子》显然有一个比《吕氏春秋》精细而巧妙的整体设计。……如果说开头一篇《原道》是纵向论述宇宙本原的终极，那么最末的这篇《泰族》则是横向论述宇宙间自然、社会、人类、鬼神的相互关系，它用互相感应、彼此仿效的联系，把这些不同的畛域、现象、事物、原理组合成了一个庞大的结构，建立了独特的宇宙认知的形式。”[29]综合葛兆光和牟、熊三位先生的论述，他们主要是认为，《淮》书较之于《吕》书思想体系更完整，《淮》书对于诸子百家思想融合的深度和广度都比《吕》书大，《淮》书比《吕》书的黄老色彩更重。这是《淮》书和《吕》书的不同之处，也是《淮》书对《吕》书的思想和体系的发展与完善之处。至于《淮南子》比《吕氏春秋》有更重的黄老色彩，是因为汉初黄老思想盛行，《淮南子》无法不打上时代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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