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楚文化交融：《鹖冠子》地域特色

三、晋与楚文化的交融:《鹖冠子》的地域特色

地处中原的“三晋”，由于其战略位置重要、土地广阔肥沃、民众富庶，为春秋战国时期兵家必争之地，也是战国时期诸侯国逐鹿中原的主战场。《鹖冠子》的作者就曾长期生活在“三晋”地区的三个主要国家之一的赵国，晚年又移居楚之深山著书立说。因此，《鹖冠子》一书在杂糅的诸家思想中，既透着三晋法家文化的气息，又表现出强烈的道家文化的神韵，笔者认为两种文化的交融共同铸就了《鹖冠子》杂家的思想体系。

战国时期，三晋地区的法家文化气息依然很浓厚，但其他学派的思想也已传入并互相交融，赵国处于此大环境中亦不会不受影响。赵国在战国时期有两次改革运动:第一次是公仲连在赵烈侯时期(前408—前387)的政治改革，第二次是赵武灵王时期“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公仲连的改革涉及政治及思想文化方面。《史记·赵世家》载公仲连推荐任用牛畜、荀欣、徐越三位有才之士实行改革，“牛畜侍烈侯以仁义，约以王道，烈侯逌然。明日，荀欣侍以选练举贤，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节材俭用，察度功德，所与无不充，君说。”“用‘仁义’和‘王道’教化人民，显然是儒家的理论;‘选练举贤、任官使能’，则具有浓郁的法家色彩。”^[115]可见赵国在治国方面并非专任法家，起码是儒、法结合，甚至有可能是儒、法、墨等多家思想的结合，因为“徐越侍以节财俭用，察度功德。”带有墨家“节俭”和以“三表法”察功度德的意味。这说明从战国中期赵烈侯之时起，赵国的思想文化就已开始向多元化地发展。赵国虽然比不上魏国的强大，也没有魏国那么的人才济济，但赵国的思想文化在这种开放而又多元的模式发展下，慎到、荀子、鹖冠子这些大思想家均出生于赵国或者长期生活于赵国，虽然他们最终的成名都不在赵国，但赵国文化在他们成名前对他们的熏陶和哺育留下了深刻的痕迹。鹖冠子喜欢以鹖羽为冠，有学者认为就是赵国武士的习惯装束。^[116]《鹖冠子》中所提出的治国要“文武交用”^[117]、“宰以刑德”^[118]都反映出儒、法结合的思想倾向。

楚国从春秋之时起就是一个南方大国，在战国初年依然是领土面积最大的诸侯国。楚国亦是战国时期的一个文化大国，楚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并非是孤立地发展起来的。《史记·楚世家》记载:

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大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

包山楚简《卜筮祭祷记录》中有:“

祷楚光老僮、祝融、”，^[119]“老僮”即卷章，“祝融”即重黎，“”即“鬻熊”，^[120]而“鬻熊子事文王”。鬻熊即是楚国的先祖。而在周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楚子来告”之句^[121]，此“楚子”不一定指的是鬻熊，但可以肯定应该是楚国先祖中的一位首领。由此看来，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同出一源且与周文化联系紧密。周文化是以“礼、乐”文化为核心的文化形态，春秋战国时期，“礼乐”文化基本上是由儒家来继承并发扬光大的。因此，楚文化首先是带了儒家礼乐的色彩的。战国时期的吴起在楚国进行法家性质的改革，之所以在前期能行得通，在后期却夭折与失败，都与“礼乐”这种旧的文化思想和旧的制度有关。吴起是卫国人，曾求学于曾子，并在鲁国为过将，由于不受鲁君信任，辗转到魏国为将，魏文侯死，他又来到楚国并受到楚悼王的重用，在楚国实行变法。从吴起的人生经历来看，他应该是一个兼通儒、法、兵诸家思想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他在楚国推行变法之所以前期能行得通，是因为楚国有浓重的“礼乐”色彩，吴起曾就学于儒家对此有深入地认识，他认为“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认识到礼乐制度的束缚是楚国积贫积弱的主要原因，因而能够对症下药。他就是要以法家的法制来改造礼制的不合时宜，吴起后期的失败也是由于代表礼乐制度势力的旧贵族的强大和反扑。吴起变法虽然在楚国失败了，但法家的一些制度和思想文化却在楚国被保留了下来。儒家和法家的思想在屈原的作品中也反映出来了，屈原可以算作是一位儒者，但他又期望楚国能变法图强重振雄风。新出土的郭店一号楚墓竹简中，儒家的作品更是多于道家的作品，这说明楚文化绝非单纯的道家文化。

当然，战国后期楚地的道家文化比之儒、法两家文化的影响力远为巨大。大批的战国楚帛书中的道家作品，反映出战国中后期道家文化在楚地的盛行。道家文化较之儒、法两家积极入世的政治主张相差很多，楚国在战国后期的削乱，道家文化的消极影响也是应该负上一份责任的。《鹖冠子》所提倡的“太上成鸠”之道打上楚国道家深深的烙印，其受楚国道家思想的影响是明显的，而其书中又兼有儒、法等各家思想并受有三晋赵国文化开放的影响亦是很清晰的。《鹖冠子》所代表的正是“三晋”文化与楚地文化交融的文化思想成果。

【注释】

[1]张岂之:《儒学·理学·实学·新学》第54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

[2]张岂之:《儒学·理学·实学·新学》第55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

[3]张岂之:《儒学·理学·实学·新学》第57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

[4]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二)第1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5]《史记·吕不韦列传》

[6]《吕氏春秋·用众篇》

[7]《吕氏春秋·不二篇》

[8]张岂之:《儒学·理学·实学·新学》第54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

[9]张岂之:《儒学·理学·实学·新学》第53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

[10]张岂之:《儒学·理学·实学·新学》第54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

[11]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第658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

[12]转引自张岂之:《儒学·理学·实学·新学》第57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

[13]《尸子·分》

[14]《尸子·贵言》

[15]《管子·内业》

[16]《管子·内业》

[17]《仲夏纪·大乐》

[18]《尸子·逸文》

[19]《管子·霸言》

[20]《吕氏春秋·顺民》

[21]《吕氏春秋·精通》

[22]洪家义:《吕不韦评传》第230—247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23]《孟子·尽心下》

[24]《史记·吕不韦列传》

[25]〔英〕葛瑞汉著、张海晏译:《论道者》第35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26]〔英〕葛瑞汉著、张海晏译:《论道者》第320—32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27]刘长林:《中国系统思维》第146—14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28]刘长林:《中国系统思维》第43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29]《尸子·仁意》

[30]《尸子·处道》

[31]《尸子·神明》

[32]《尹文子·大道上》

[33]《尹文子·大道上》

[34]《尹文子·大道上》

[35]《尹文子·大道上》

[36]《尹文子·大道上》

[37]《尹文子·大道上》

[38]《尹文子·大道上》

[39]《管子·君臣上》

[40]《管子·君臣上》

[41]《管子·权修》

[42]《老子》第七十五章

[43]《管子·五行》

[44]《管子·四时》

[45]胡家聪:《管子新探》第11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46]《鹖冠子·天则》

[47]“天曲日术”:陆佃认为“天曲”是制邑理都之法，“日术”指的是君主严命每一级行政长官必须按一定日数向上报告施政状况，并按一定日数向下施行教诲。

[48]《鹖冠子·道端》

[49]《鹖冠子·泰鸿》

[50]熊铁基:《〈吕氏春秋〉的结构与思想体系》，《道家文化研究》第14辑，第290—291页。

[51]吕艺:《论〈吕氏春秋〉的结构体系》，《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

[52]洪家义:《论〈吕氏春秋〉的性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1999年第4期。

[53]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的比较分析》，《哲学研究》，1984年第1期

[54]吕艺:论《吕氏春秋》的结构体系，《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

[55]均引自《有始览·有始》

[56]参阅《审分》、《君守》、《伍数》、《勿躬》、《慎势》、《审应》、《重言》、《应言》等篇。

[57]参阅《务本》、《顺说》、《权勋》等篇。(www.xing528.com)

[58]参阅《下贤》、《报更》、《先识》、《观世》、《达郁》、《举难》、《义赏》等篇。

[59]参阅《慎大》、《为欲》、《用民》、《适威》、《乐成》等篇。

[60]参阅《骄恣》、《贵信》、《行论》、《上德》、《长利》、《知接》、《悔过》、《正名》、《知分》、《不二》、《执一》。

[61]参阅《慎人》、《不广》两篇。

[62]笔者此观点袭自白奚，参见其所著《中国古代阴阳与五行说的合流》一文，《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五期。

[63]杜国庠认为是“与现实政策调和”的局限，见李锦全、李鸿生主编之《杜国庠中国思想史论集》第260页，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年。

[64]《尉缭子·战威》

[65]《尉缭子·兵令》

[66]《尉缭子·武议》

[67]《鹖冠子·近迭》

[68]《鹖冠子·王》

[69]均引自《尉缭子·治本》篇

[70]《尸子·神明》

[71]《尸子·发蒙》

[72]《尸子·治天下》

[73]《尹文子·大道上》

[74]参阅《君臣》上下篇

[75]《管子·牧民》

[76]《管子·权修》

[77]《管子·内业》

[78]《管子·内业》

[79]《鹖冠子·兵政》

[80]《鹖冠子·泰》

[81]《鹖冠子·泰》

[82]《鹖冠子·近迭》

[83]《史记·吕不韦列传》

[84]“儒”在此指有知识有学问的人，非仅指儒家之儒。

[85]《尉缭子·兵谈》)

[86]《尉缭子·兵谈》)

[87]《尉缭子·武议》

[88]丁原明:《论〈吕氏春秋〉及其历史作用》，《文史哲》1982年第4期。

[89]均引自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658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

[90]均引自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658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

[91]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第51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92]江瑔:《读子卮言·论道家为百家所从出章》，转引自熊铁基《秦汉新道家略论稿》第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93]蒙文通:《略论黄老学》(遗稿)，《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四辑，三联书店，1998年。

[94]吴光:《黄老之学通论》第107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

[95](台湾)陈丽桂:《秦汉时期的黄老思想》第1页，文津出版社，1997年。

[96]吴光:《黄老之学通论》第108页、12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

[97]吴光:《黄老之学通论》第108页、12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

[98](台湾)陈丽桂:《秦汉时期的黄老思想·序》第1页，文津出版社，1997年。

[99]高正:《诸子百家研究》第11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100]《管子》书非成于一人一时，部分篇章成书较早，和《尸子》、《尹文子》时间相当;但《管子》最终的成书应在战国末期以前，略早于《韩非子》。

[101]《史记·秦本记》。

[102]《史记·六国年表》。

[103]《穀梁传》僖公三十三年。

[104]《史记·李斯列传》

[105]郭沫若:《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外二种)(下卷)第982—983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106]《史记·吕不韦列传》

[107]《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108]《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109]《管子·乘马》

[110]《管子·幼官》

[111]《管子·兵法》

[112]《盐铁论·论儒》

[113]荀况是“年五十”还是“年十五”开始游学于稷下，学术界历来有不同的意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司马迁又说荀况在李斯为秦相之时尚存，并且“嫉浊世之政”，那已经是秦统一六国以后的事了，其长寿不至于此。应劭《风俗通义·穷通》云:“孙卿有秀才，年十五始来游学……”笔者以为，以“年十五”当更为合理一些。

[114]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第7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

[115]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先秦卷)第174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

[116]孙福喜:《〈鹖冠子〉研究》第144—148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117]《鹖冠子·天则》

[118]《鹖冠子·王》

[119]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第34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

[120]李学勤:《论包山简中——楚先祖名》，《文物》1998年第8期。

[121]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