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文化：咸阳的杂家文化圈的兴盛与灭亡

一、秦文化与秦杂家

战国时期，秦国是一个政治军事大国，但却不是一个文化大国。秦是由北方古老的游牧民族发展而来的，《史记·秦本纪》将秦人的远祖追溯至夏代建国以前的舜、禹时代，西周时秦人仍“好马及畜，善养息之。”^[101]直到西周末年，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封为诸侯方始建国，“才与诸侯始通聘享之礼”。由于秦人地处西陲，长期游牧与诸戎杂处，故“杂戎翟之俗”^[102]，“乱人子女无教，无男女之别。”^[103]基本上没什么礼仪和本土文化，仅有一些原始的宗教观念和落后的生活习俗，因此“士不产于秦”。^[104]秦建国后，先进的文化和国家管理思想基本上都是由外面引进的。商鞅变法首先革除秦之旧俗，将法家文化引入秦国。《尸子》的作者尸佼就是一位学者，他做商鞅门客之时，受到商鞅“师事之”的尊崇待遇。商鞅被车裂后，怕被株连逃亡到蜀地著《尸子》一书，书中吸收有各家思想以论治国之道。商鞅为秦国制定了保守主义的文化政策，《韩非子·和氏》说:“商君教秦孝公……禁游宦之民”就是说不仅禁止他国的文学游说之士入秦，也禁止本国人学习文化去别国游宦或在本国游宦，这类似于一种愚民政策，但治国争霸又不能不使用人才，自商鞅后依然有一些异国人不断地到秦国为宦，例如:公孙衍、张仪、白起、范睢、蔡泽、吕不韦、尉缭、王倌、李斯等人。据郭沫若先生考证，自商鞅法家思想文化被引入秦国后，墨家的思想文化自惠王之时亦在秦国被引入，而先于儒家等其他学派，他说:“因为秦法自商鞅以来便采取了法家的精神，而自惠王以来又渗入了墨家的主张。墨家钜子的腹朜是惠王的‘先生’，唐姑果是惠王的亲信，还有田鸠、谢子这些墨者都曾先后在惠王时代入秦，故秦自惠王时已有墨，而在昭王时却还没有儒。”^[105]秦国真正地大开国门招贤纳士始于吕不韦为秦相时期，“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土，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106]在吕不韦的门下，诸子百家各学派肯定都是有的。自吕不韦将百家之学引入秦国后，秦国“禁游宦之民”的文化政策才为之彻底改变。尤其是《吕氏春秋》编撰成书后，对秦国原有的法家、墨家政治文化形成一种挑战。《吕氏春秋》这部杂家的巨著在秦国的命运，如同吕不韦在秦国的命运一样曲折，秦帝国统一后虽逃脱被焚的命运，但也并没有如吕氏所望成为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至于说先秦杂家的最后一部著作《尉缭子》，其作者尉缭处于秦兼并六国、统一天下的最后阶段，此期是战国的特殊时期，矛盾的复杂性和斗争的激烈程度可以想象，许多现实问题迫切地需要得到解决。尉缭著有杂家《尉缭》和兵家《尉缭子》各一本，杂家《尉缭》吸取诸子众家的思想言治国的理论，从今本及竹简本来看体现为军政合一的政治思想，而兵家《尉缭子》则完全是言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思想的，军事战争以及如何在政治上实现一统，确实是战国末期迫切的时代问题，杂家《尉缭》和兵家《尉缭子》正是着眼于现实而撰著的。虽然，其学术思想的综合性和体系规模都无法和《吕氏春秋》相比，但其解决眼前问题的实用性却超过了《吕氏春秋》。尉缭本人能得到秦始皇的重视，相信其著作思想在秦统一天下的最后阶段一定也发挥了不少的作用。(www.xing528.com)

秦在战国末期短短的几十年里，由于吕不韦文化政策的推进，很快形成一个以咸阳为中心的文化圈，这个具有杂家特色的文化中心兴盛于一时，很快便随着秦帝国建立后的文化专制政策而灰飞烟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