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道家即杂家和道家非杂家

一、“道家即杂家”和“道家非杂家”

黄老道家与阴阳五行学说是战国中后期的显学。从先秦杂家六本代表作的思想中，我们既可以发现百家学说的踪迹，亦可以找出它们深受黄老道家学说影响的地方，清人江瑔曾言:“其得道家之正传，而所得于道家亦较诸家为独多者，则惟杂家。盖杂家者道家之宗子，而诸家者道家之旁支也。惟其学虽本于道家，而亦旁通博综，更兼采儒墨名法之说:故世名之曰杂家。”^[92]黄老道家对先秦杂家思想形成的影响是显著而深刻的，以至于许多学者都将先秦杂家的著作，例如《吕氏春秋》、《管子》、《鹖冠子》等归结为黄老道家的作品，这是欠缺细致甄别研究的表现。

先秦杂家和黄老道家之间有着学术上的渊源关系，二者在理论方法上也有颇多的相似之处(笔者在第二章中已略有论述)，司马谈和班固对于道家和杂家的界定与评述中可见其端倪，《史记·太史公自序》说道家是: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汉书·艺文志》对于道家和杂家的界定及评述如下: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www.xing528.com)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

司马谈和班固所评述的道家都指的是黄老道家，司马谈是从它的理论特色、理论方法、社会实际功用几个方面进行评述的，而班固则是从其学术的渊源、学术的特色、不纯正的道家学说几个方面进行界定评述的。最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将司马谈所论的道家与班固所界定的杂家做一比较，将会发现司马谈说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班固说杂家“兼儒、墨，合名、法”如出一辙;而司谈说道家是“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的君人南面之术与班固所说杂家是“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子贯”基本上也是相似的，正因为道家和杂家在理论方法上的相近和学术宗旨上的相似，使得现当代的一些学者将黄老道家与杂家混为一谈;即或是承认有先秦杂家的存在，却也将《吕氏春秋》、《管子》等杂家代表作作为道家来看待。例如:蒙文通说:“司马谈说的道家，显然是杂家，这就是黄老。”^[93]吴光说:“战国末期，伴随着全国统一趋势的日益明朗乃至统一帝国的出现，在社会思想领域内出现了‘百家合流’，要求思想‘定于一尊’的趋势。当时，各派思想家都试图以某家思想为基础，杂糅别家思想而建立新的理论体系。有的思想家尝试做学术总结工作，通过总结或评论百家学说的优劣短长而独尊本派本家的理论。于是所谓‘兼儒、墨，合名、法’的‘杂家’出现了，总结性的思想史专著也出现了。有的即使不属‘杂家’，其著作中也明显地吸取了别家的思想资料。”^[94]台湾的陈丽桂亦说:“黄老思想是以道法思想为主，而撷采各家的君术。战国时期的法家，如申不害、慎到、韩非诸人，都深带黄老气质。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与班固《汉书·艺文志》或称之为‘道家’，或称之为‘杂家’。”^[95]蒙、吴、陈三位先生都承认先秦有杂家，也都或直接或间接地提出杂家即是黄老道家。吴光先生将杂家的《吕氏春秋》和《鹖冠子》通统归为黄老道家，他说:“被后人视为‘杂家’的《吕氏春秋》，被称为‘若散乱无家’的《鹖冠子》、被埋没两千多年的《黄老帛书》，也就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产生了。从古代思想史发展的自身逻辑来说，黄老之学也是战国末期百家合流趋势的产物。”^[96]并说:“秦汉之际的黄老学派，大体可分为楚国黄老学派、齐国黄老学派及《吕氏春秋》学派这样三大流派。”^[97]陈丽桂也认为《吕氏春秋》、《淮南子》与《黄老帛书》的黄老道家是一脉相承的。^[98]三位先生均是将杂家视为黄老道家，黄老与杂家不分，实际上是在学术史上取消了先秦杂家的存在，即只有黄老，黄老即是杂家。

笔者以为先秦杂家与先秦黄老道家虽然有上述两点相近和相似之处，但杂家和黄老道家之间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二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主要表现在:其一杂家兼摄诸子融合百家的理论方法与黄老道家相同，很有可能袭自于先秦黄老道家，不同之处在于，黄老道家是以“道、法”为主吸取百家的思想，而先秦杂家是以“王治”为主旨平等地吸取百家的思想;其二，杂家以“王治”为思想的主旨，先秦黄老道家以“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和“君人南面之术”作为其思想的主要内容，但并非将其作为思想的主旨。以黄老道家的代表作《黄老帛书》为例，高正说:“黄老之学是中国古代的法哲学，是先秦道家的殿军。它的产生标志着由老子开创的道家，已走向了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道路。《黄老帛书》正是为曾经有资格与秦并称西帝的田齐来制造统一天下的理论的作品。或许它还是激发吕不韦编撰《吕氏春秋》的原因之一。”^[99]，笔者认为代表着黄老道家对杂家思想主旨形成方面的影响。但在杂家的思想体系中，所有思想成分均是为“王治”服务的，包括养生、修身、认识论等等都是如此;而黄老道家中的宇宙论、养生说并不都是为其政治理论服务的，只是其中的因道全法的刑名论、虚静因任的无为术、儒道兼采的政治论才和治国之道有关。其三，先秦杂家对于黄老道家的思想也有较多的吸取，杂家六本代表作中均多少、不等地表现出来(笔者在第四章、第五章先秦杂家的思想研究部分已有论述)。但先秦杂家吸取黄老道家的思想，并非以黄老的思想为主。因此，从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说先秦杂家并不等同于先秦的黄老道家，先秦杂家在理论方法、思想内容和先秦黄老道家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说先秦杂家有受黄老道家影响带有道家的色彩和特征，则是比较客观的。